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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元宵节这样古老而文气的字眼，极少有人提及。我们就叫它正月十五，晓畅、明亮，就像我们管端午叫五月节，管中秋叫八月十五。

肃宁的元宵节，最热闹者不在元夕闹花灯，而在白天的庙会上。

元宵、花灯、焰火，这些当然好玩，但口袋里没钱是玩不起的，稍富裕的，也不过应应景罢了。饺子、大和菜却一定要吃，这样的食物，解馋，耐饥，又吉祥，又实惠，又简单，又丰饶。所以，我们家跟多数的人家一样，多年不曾买过一粒元宵，我们把买元宵的钱省了，添到了熬大和菜用的五花肉上，或者直接就攒下来，去支应日常的用度了。

在小孩子的心里，没有元宵的元宵节，好像就是过年的再版。只是，这个叫做元宵节的“年”，比刚刚过完的除夕、初一要更有意思。不用祭祖，不用拜年，没有这不让说、那不让拿的诸般禁忌，只管好吃好喝、疯玩疯耍。

天天盼着过正月十五，从大年初一就开始掰着手指头算，晚上则学着大人的样子观察月影星移。姥姥说：“大二小三儿，月亮显边儿。”果然，正月初三的晚上，天上就有了一线窄窄的浅浅的月牙。初五的月亮，像一柄弯弯的镰刀。到初十，月亮已经有半个银盘大小。元宵节说话就到眼前儿了。

十五的早饭总是匆匆的。吃了早饭，我们去上庙。是的，上庙，我们那里管逛庙会叫上庙。隔着二十多年的时光，少时上庙的种种，依然历历在目。

其实，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庙会正沉寂的时候。肃宁县的庙或冲毁或倒塌或被拆被砸，庙会出现了一个很独特的现象——有会无庙。打记事起，我就跟着大人到三四里地之外的师素村上庙。说上庙，其实是实打实地逛庙会。

师素庙，供奉元代大医刘完素。庙会，一年两次，分别为农历正月十五和三月十五。最有趣的，是正月十五庙。

天蒙蒙亮，大姑娘小媳妇，老婆老汉，牵着孩子的母亲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儿，相呼相拥着从七拐八扭的胡同里聚向大街，人流如潮。人们的服装并不因为过年而鲜气，不过灰、蓝或者军绿，但女人们的围巾却称得上姹紫嫣红。推车卖大串儿的穿插在人流中，山楂的、橘子瓣的、山药豆儿的、海棠果的，一串一串插在棒槌形的架上，晶莹、脆亮。货郎一路摇着车铃儿，嘴里喊着“借光嘞，借光喽”，他越是喊，孩子们越是往他跟前凑合，哈喇子流了老长。

师素村，说是个镇子，也土得掉渣，除了公社大院、卫生院、供销社的房子卧砖到顶，剩下全是低矮的土坯房或“砖包坯”的房子。泥土街道，一脚踩下去噗嗤噗嗤的，与其他村子没什么两样。到庙会日，三条东西街、两条南北街，鱼骨刺一样排列的小胡同，村边的闲散地，挤挤嚷嚷全是人，人一多，连空气都稠密、热闹起来，镇子马上换了一副全然不同的神采。

村外，是花炮市。正月过半，大鞭大炮少了，最宜孩子玩的“起火”、小摔炮儿、土烟花，一摊挨一摊。风筝市，在村田的另一边。蜈蚣、老鹰、蝴蝶、蜻蜓在架子上一字排开，还没等试飞，已让人心里痒痒得不行。若能买一架风筝回家，这整个春天都有得玩、有得乐了。

最热闹的，还是村街和胡同。纸灯笼、糖人、泥人儿、陶哨儿、陶模、拨浪鼓儿、弹弓、玻璃弹子，五花八门的玩意；寥花、酥糖、麻叶儿、桃酥、小麻花，各式点心，大串儿、糖瓜、年糕、小笼包，各色小吃，或推车叫卖，或在某个转角、街心扎下营盘。走不动啊，摩肩接踵的人！贩子们的煽情叫卖声，孩子的哭闹央求声，大人的吓唬安慰声，嘤嗡嘤嗡的，缠绕成一团。

空间小，没有舞狮子。变戏法、耍猴儿的，几乎人人喜欢。艺人在当间儿，人群是一层一层的墙，后边的攀着前边的肩膀，有的从熟人家里弄来凳子或烂砖头。耍猴儿人都是异乡客，敲着镗镗锣，棒槌上系着破旧的红绸子，猴子是棕色的，深深的眼眶，蓝色的眼睛，红红的屁股，又瘦小又机灵。随着主人的锣点，小猴子腾越、翻跟斗、钻圈、作揖，每完成一个动作，鼓掌叫好、吹口哨闹成一片。

卖菜蔬、日用品、布料、鞋袜、蔬菜种子的摊贩也不少，但孩子不关心。

母亲常常讲，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师素的正月十五庙要好玩得多，规模也大得多，有连本大套的老戏，梆子、京剧、老调。还有说鼓书的，耍高跷、扭秧歌的。三岁时，母亲带我上庙，给我买了一个拨浪鼓儿。母亲内急，把我托付给同村一个抱孩子的妇女。那妇女一边给孩子喂奶，一边推挡着左来右往的人，顾不上我。一会儿工夫，我就挤丢了。俩女人疯了似的找，还用上了马戏团的大喇叭。等他们找到我的时候，我正摇晃着拨浪鼓，演唱流行歌曲“学习大寨赶大寨”。属于童星个人演唱会那一类吧，周边也里三层外三层围了好几圈人，我却唱得气定神闲。

在我们家关于上庙的回忆，我三岁时的个唱会，总是一个有惊无险的高潮。好在危险已经远去，留下来的全是人间喜剧。

本文作者：宁雨，肃宁人，现居住石家庄，《当代人》主编。

消息来源：石家庄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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