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语呻吟“随笔：母亲的故事之一

母躺着，她的脸，带着微笑，在手机屏幕上动。她的背后是白色的墙壁，身下是白色的床单，身上盖的是白色的被子。...

母亲病重，入住播州区医院已经有几天了。四哥和福军哥在安排诊断治疗的事情，侄女洪梅从外地回来，在医院陪护奶奶。

昨晚和母亲通过微信聊天。我对她说。她是有福气的人，已经87岁了，又有儿子孙女照顾。她说是的。

她说就是痛得很。我说四哥他们在尽力安排检查和治疗，做最大的努力，给她减轻疼痛。

母亲说在家里还好些，可以在院里走动。住到医院后，只能躺在床上，动不了啦。

我让洪梅把手机调整一下，让奶奶能通过视频看见我，我也能看见她。然后母就从手机上看见我了，她很喜欢的样子。

边聊我边在计算机上打字，记录她说的话，不得不把手机放在一边，她就说，“看不见你了，又看不见了！”我只好把手机又拿起来，洪梅就在一旁笑。

我问母亲怕不怕死。她说她不怕。她说二姐三哥都60多岁了，就连我的年纪也不小了，她怕活得太长。她以前总说，如果她活得太长，死后，葬礼的时候，哥哥姐姐就在她身前跪不下去了。

我问她是真的不怕死吗，她说真的不怕。

我说，母你已经87岁了。我只是怕母你痛，至于死，人人都会死的。她说就是痛得不行，该怎么办？我说只有等检查完了再说。

我说，既然你不怕死，你死后好好在天上照顾一下你的儿女孙子孙女们。

我说，你痛，那我就和你聊聊天。她问我聊什么，我说想知道她过去的生活。她说我应该以前找爸聊，他什么都清楚。我说爸在世那时候没有聊，已经没有办法补救了。她说我也可以找村里的杨尚文聊，杨叔叔是爸爸几十年的朋友，我说去年已经找他聊过了。

通话四十多分钟后，我说明天再聊吧。她说再见。

今天早晨起来，又和四哥联系了，他谈了谈母的情况。我对四哥说，这些日子，我想多和母聊聊。

和四哥挂断微话后，我又征求了北京空军总医院夏庭毅三哥的意见，他的看法，要么是积极治疗，要么是保守维持现状。我的对于生命的看法，我不太想因为所谓积极的治疗，给母带来太多的苦痛，要是我自己，我会选择一种保守的方法，以尽量减轻疼痛为主。

我知道，母总是要离开我们的。

母说，这个聊天，比在老家我们坐在一起说话还清楚。

母躺着，她的脸，带着微笑，在手机屏幕上动。她的背后是白色的墙壁，身下是白色的床单，身上盖的是白色的被子。

洪梅站在她的旁边，看着她。洪梅说，她还是个娃娃，才18岁，意思是有精力照顾奶奶。其实她的儿子都早就不是18岁了。

我母亲是个文盲，可是有时候却像个“哲学家”。母亲三次到北京，最后一次在北京住了一年，和岳母一起照看我家刚出生的大女儿。她和我岳母期间发生的故事是岳母后来告诉我的。

岳母是北京大学化学系的毕业生，天资很高，和岳父是北大的同班同学。岳母在退休前是北京日化研究所检测站的站长。我母亲一辈子务农，没有上过一天学。可是她们住在一起住了一年，却很和谐，有说不完的话。

这是一个很费解的事情，一个农村老太太和一个城里受过最好教育的人的交往。我想，一个原因是我的岳母内心谦逊，没有一点儿看不起农村人的心思。当然，如果她看不起农村人的话，也就不会让女儿和我这个贵州山沟里出来的人结婚了。

我和妻子当年认识恋爱的时候，我就是好像一个刚从泥土里拔出来的人。我到北京去，岳母没有一点儿嫌弃我的意思。最后我的婚姻能成，实际上是和岳母的帮助分不开的。

岳父有次对岳母说，“他们两个结婚，就是你给他们写信写出来的”。我和妻子谈恋爱的时候，成天给未来的岳母写信，岳母每信必回，写着写着，她的女儿就成了我的妻子。

所以我说，岳母从来没有因为我的出生在偏远的农村，有半点儿看不起我的意思。这个要有很高的修养才能做到的，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小事情。倒退二、三十年，有多少城里人能看得起农民呢！

母亲和岳母的交往，反过来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的母亲从来没有自卑感。虽然她是农村人，又不识字，但是她不觉得比别人低一等。我记得改革开放后，我家搬到鸭溪镇上住。院里住着一个老县长。县长对于一般农民来说就是一个天大的官，可是母亲和他交往好像没有什么麻烦。她总是高声地和他开玩笑，“嘿，县太爷，你家今天吃哪样？”

我想我的母亲，就是见了国家主席，她除了要表现她对别人应有的尊重外，大概也不会自卑和谄媚。

这样两个老人，虽然文化教育有天壤之别，但她们各有自己坚实的人生态度，在一起就能交流人生的认识了。

我母亲在北京期间，岳父因病去世。岳父的去世，对岳母是个巨大的打击。在长时间里，岳母不能从失去丈夫的悲痛中恢复过来。精神很萎靡，可能处于一种长期的抑郁状态。

我母亲不得不开导她。我母亲对岳母说，自己心里的事情，谁也帮不了你，除非你自己想改变自己。

“你要自己解放自己！”母亲这样对岳母说。

岳母听后恍然大悟，很快就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她后来学做饭，炒菜，蒸包子馒头花卷，都是岳父过世后，为了能够独立生活，才开始学的。她又练书法，学绘画。另外，她又积极参与社区生活，在老年大学带着一帮老太太学英文，为奥运作贡献。

岳母的事迹后来在北京日报上报到过，好像还不了一次

那一年，爱妻先我一年从北京去了东 京。

那一年，对于我来说简直就是100年！

在极其苦闷中，我给母亲说，到北京来陪我。没有多久，母亲就到北京来了。

我们在北京宣武门的一家四合院里有两间小屋，一间9平方米，是北屋；一间4平方米，是西屋。大的一间是我和爱妻的卧室，小的一间作饭厅。我们又在小屋的外面，向院里扩展，搭了一间棚子，作厨房用。

母亲到北京后，爱妻不在，我仍然住大屋。我从岳母家拉来一张折叠钢丝床，让母亲睡在小屋。

母亲虽然有6个孩子，到北京以后，我就是她唯一的儿子了。她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在了我一个人身上。她为我做她可以做的一切。

我白天去上班，晚上才回来。但是母亲从来没有说过她寂寞。她每天早上去买菜，我回家时，她已经做好了饭菜，等着我回来吃。

她看见我读书，就说，书那么多，如何读得完！

但是在我的心里，我总是隐隐约约地觉得母亲在过去对我爱得不够。现在她一个人在北京，我要把她欠的对我的爱补回来。我无比闲适地享受着母亲给我做的一切。

母亲是一个不会寂寞的人。没有多久，她就和院里的人家来往，她好像成了一个人物。胡同里的老太太她也认识了，她在这个陌生的城市，语言不太通的地方也有人说话了。

星期天的早晨，宣武门天主教堂大门一开，她就进去，和信徒们一起敬拜。回来后，我和她开玩笑，我说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母说，我管他是哪样，拜一拜总是没有错！其实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天主教是什么。

院里有一个小伙子叫黄峻，西安人，毕业于西安音乐学院，分配到空政歌舞团，好像在交响乐团里，他是坐在前排的小提琴手，是二席吧。我和黄峻住在同院里几年，生活的交集很少，感觉同他没有话讲。

可是母亲到北京后没有多久，黄峻和我母亲来往就很多。他总是大妈大妈的叫着，很亲热。母亲有什么好吃的东西，要送一点儿给他尝。黄峻有了好东西，也要分一点儿给他的大妈。母亲说，黄峻是个好小伙子。

我住了那么几年，并未赢得过黄峻的尊敬。但是我母亲没有用多少时间，就做到了，得到了他的尊敬。

后来小伙子和一个姑娘来往，母亲很担心他被勾引坏了，怕他出事。后来真的差点出事。但是母亲说，都是那个姑娘不好，黄峻是好的。

妻子从东京回来看我。我把房间布置得有些像幻境一般，把花花绿绿的气球沾满了墙壁。

周末的时候，我们一直到中午12点还不起床。母亲来拍门，说饭做好了，还不起床。我和妻子就在屋里大笑，说母忘记了我们是年轻人，已经是有很长时间没有见面的夫妻。一直等她再三拍门，我们才起床吃饭。

我说我总觉得母亲欠我一点什么。想起来了，我觉得她欠我一个生日的鸡蛋。

小时候，家里困难，一年下来，我们吃不上一个鸡蛋。于是母亲说，我们每个孩子过生日的时候，她就煮一个鸡蛋给我们吃。

我记得妹妹过生日的时候，母亲早早把鸡蛋煮好了给她吃。我也想要，母亲说，过生日才有。我就盼我的生日快快到来。等我的生日到了，我就从早到晚，盼望着母亲给我煮鸡蛋。直到晚上睡觉，母亲也没有给我煮鸡蛋。第二天早晨，我就去给母亲说，“母，你说了过生日给我鸡蛋吃，我昨天的生日，你没有给我煮鸡蛋！”

母亲就很诧异的样子，说，“啷个搞的，我忘记了呢！明年给你煮！”

到了明年，几乎是同样的一个过程，重演一遍。

后来我很大了，仍然感到受伤，和妻子说起这件事。妻子说我是个傻瓜，说我总是在生日的第二天去问，我应该是在生日的当天就问，不煮鸡蛋不行。

我“报复”母亲的机会来了。在北京的有一天，母亲对我说，她的生日要到了。我假装没有听见。又过了一天，她说她的生日是明天，我还是假装没有听见。

第二天早晨，起床不久，我看见母亲从外面回来，手里提着一大块猪肉，还有好多蔬菜。

她很得意地笑着对我说：

“你不给老子过生日，老子自己过！”

过些天，她又说，

“老子到你这儿来受罪！我要是在老家，你家四哥他们，给我过生日，还不办八大桌！八大桌都坐不下！”

我只是看着她笑。



【赵恒】笔名“秋水灌河“， 华西医科大学药学系八二级校友，现居加州湾区，任教于斯坦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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