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耶相遇之洪业故事：心中基督教堂，内有儒家后花园_【香柏领导力】

年轻时的洪业嘲笑耶稣不孝，后来却从儒生变成了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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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 杨早讲史

编者按

年轻时的洪业嘲笑耶稣不孝，后来却从儒生变成了基督徒。儒耶相遇，在近代中国是一个大题目。如何解这大题目，在洪业身上有很好的答案。有时像一个中国儒生，有时更像一个美国基督徒，但终究无法轻易定性洪业。他后来的选择，赴美、归国、创校、护校、被难、去国、不归，皆在这种交叉网格中呈现清晰而复杂的面相。其实何止是洪业，司徒雷登、胡适等等，都是这样，以或孔子、或耶稣的面目，出现在中国近代史的舞台上。

1912年，民国元年，十九岁的洪业在福州鹤龄英华书院念书。他亦敬、亦爱、亦畏的父亲在这一年去世，而他面临着人生的一个重大选择：是继续做一名父亲那样的儒生，还是接受洗礼，皈依基督，成为一名黄皮肤的基督徒？

洪业与清末的大多数“教民”不同，并非出生于基督教家庭；他的父母也并非与洋人过从甚密的港口商贾；他更不是希图教士周济与庇佑的“吃教的”。洪业会进入一所基督教学校念书，只不过因为他到上海考海军学校未成，一位父执高梦旦（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劝他说：回家乡福州去上美国人办的书院，将来可以办外交，以此报国。

因此洪业在英华书院的头一年，常常嘲笑耶稣不孝，批评基督教不如儒家高明。只是因为学业优良，他才没有被开除。

而这样的洪业，为什么第二年就来个180度大转弯，愿意受洗了呢？

关于这一点，《洪业传》并没有给出特别有说服力的解释。如校长太太高迪夫人的劝谕，来校传道之人的说辞，当然都会有一定的助力，但仅此就能让一位十九岁、从小饱浸在儒家文化中的聪明少年改弦更张，未免难以让人信服。不过洪业确实在1913年元旦接受了洗礼，更不可思议的是，几个月后，他甚至说服了他的寡母，一位前清知县的遗孀也受了洗，然后是全家。洪业的父亲洪曦若地下有知，对这种家庭巨变不晓得会做何感想。

儒耶相遇，在近代中国是一个大题目。我们也不太清楚利玛窦是怎样劝服徐光启入教的，但从后来梵蒂冈的禁令来看，利玛窦是完全宽容一位中国教徒继续从事祭祖这样的儒家仪式的。而自从罗马教廷严禁这一点后，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大受影响。可见正如佛教东传中国一样，“方便”是最大的推动力。至于洪秀全那样的山寨基督教，无中生有地搞出无数禁忌与等级，被高举儒教大旗的曾国藩打败是迟早的事。

因此按照常理，皈依基督的洪业，也一定会在心中的教堂里，为儒家文化留下一座后花园。他在1912年的一封信里确实是这么写的：“必是神爱人类、喜欢人照他的意旨而生活，但人类逐渐远离他而接近撒旦，所以神派耶稣到西方，派孔子到东方，以拯救人类于万恶之中……天论如何，耶稣和孔子都是神的传信人，是拯救人类的思想者。”（《洪业传》P61）就这样，儒生变成了基督徒。

而洪业一生，留学美国，协助创办燕京大学，任教务长多年，再赴美定居哈佛。或许在世人心目中，他几乎是一位美国文化或曰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的代言人，但正如《洪业传》作者陈毓贤所说：“他在一般人眼中虽是个十足率直，而对老法子不耐烦的摩登分子，但骨子里却充满着对旧文化依依不舍之恋情。”（P131）

燕京大学

纵观洪业的一生，他一直在这两种文化的同异中游走。大部分时候，洪业服从“先进”的西方基督教文化，如任燕京大学教务长期间，“对学生从不讲中国话，而用洪亮的声音讲英语”，一旦学生成绩不佳，就会被他毫不留情地开除，即使是校长司徒雷登亲信的傅泾波也不例外（P139）。洪业因此被不少学生称为“冒牌洋人”，就连正牌洋人司徒雷登也觉得他“太美国化了”，当面对他说：“我相信你这种美国办法行不通。”

洪业笑言，当他辞职时，很难说司徒雷登没有在心里松一口气。（P147）洪业真是美国化得可以，他可以在美国各地做一百多次收费演讲，能够为胡适修正他的演讲词；也能用“用美国法子”蘸蕃茄酱柠檬汁辣椒末的生蚝。（P225）就连设在北大的监狱里，被关的日本人，以及同事们都怀念着他心里的烤乳猪的美味。

然而，回到私人领域，洪业又常常让人觉得他还是那个被父亲耳提面命着的儒生。他给自己定下了“三不”、“三有”的人生原则：“三不”是不做官、不做牧师、不做校长，“三有”是有为、有守、有趣。而且洪业似乎也能像他父亲一样，做到了生平不二色。如果不是1918年他在纽约留学，洪业完全可以加入蔡元培主持的“进德会”，而且是乙种以上会员。

蔡元培发起组织的北大进德会，明确规定会员划分为甲、乙、丙种三个等级，对甲种会员要求“不嫖、不赌、不纳妾”；对乙种会员要求在“不嫖、不赌、不纳妾”基础上，再加上“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两条；而对丙种会员则要求在“不嫖、不赌、不纳妾”， “不做官吏、不做议员”的前提下，再加上“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会员入会手续极为简单，入会人只须填写一个申请表，写明愿为某种会员后，即可在《北大日刊》上公示。三种为丙种最难，蔡元培自已也只报乙种。

当然我们还必须提到洪业对中国古典文化的恋慕、熟稔与贡献。这方面相关的三件大事分别是：主持中国典籍的“引得”工作，为后来治学的中国学者大开方便之门；暗中与政府联手阻止华纳与斯坦因外运敦煌壁画与简册；晚年在美写出了《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末者看上去不那么伟大，但联系到洪业被日本人关在监狱，命在俄顷，仍念念不忘让家人送杜甫诗，又与赵紫宸吟诗唱和成集，这种绝境中的选择，最能看清一个人的生命底色为何。当然，基督徒洪业每日依然祈祷神的拯救。

我认为这是最有意思的所在，也是最能读通洪业一生的关键：他从一种文化里走出来，毅然跨入了另一种文化。于是两种文化在他身上共存，不是黄皮白心，也不是中体西用，而是找到了两种文化共通的基质。有时他像一个中国儒生，有时他更像一个美国基督徒，但他终于是无法遽尔定性的洪业。他后来的一切选择，赴美，归国，创校，护校，被难，去国，不归，皆在这种交叉网络中呈现清晰而复杂的面相。

其实何止是洪业，司徒雷登、胡适，我们还可以提及燕京、辅仁、圣约翰、岭南的一大批教师与学生，以及晚清以来奔波于大洋两岸的无数仁人。他们都是这样，以或孔子、或耶稣的面目，出现在中国近代史的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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