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山共同体：理想主义的傲慢与偏见，以及丰年祭的忧伤

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子若近鱼，当知鱼之性。去农村，带着一颗“人为主，我作宾”的心，比带着改造别人的雄心壮志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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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山共同体失败了，人去楼空。在民宿、乡村、艺术返乡史上……在安徽黄山碧山村，由欧宁、左靖发起，陈飞波、朱哲琴等艺术家、建筑师、设计师参与的碧山共同体计划，是绕不过的话题。但是，碧山共同体失败了，人去楼空。（只是说那份理想主义的失败，无意说老板们）



究其原因，欧宁在失败后的回顾中说，“农村并不是很多人想象的那么淳朴，很多时候它受主流价值影响甚至比城市还严重。我希望城市人来农村，或者知识分子来农村，不要把农村神话了。”“农民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他们是跟城市人学的，根源于农村与城市之间不平等的关系，我们总是认为农村是淳朴的，或者怎么怎么样，它为啥要淳朴啊。”



如果这还没能看清欧宁的本意，不妨再往前看看2011年的丰年祭中的欧宁说，“我们明明是为他们服务，搞演出给他们看，请他们帮个忙，他们搬个桌子就要10块钱，搞一个道具，掰个玉米棒子都要钱。”



而对于村民，理由要简单得多，“为什么来了那么多城里人，我们却一个钱也没赚到？”对于失败，村民与欧宁们的总结是一致的：“钱”。对于理想主义者，我始终心怀敬意；对欧宁、左靖，我怀着与晏阳初、梁潄冥、费孝通、潘鲁生一样的仰慕。只是对这样的“丰年祭”，有些迷茫，有些不安，甚或是恐惧，特别是那些让人崇敬的艺术家与知识分子，那些逆城市与返乡的先驱者。



其一，2011年的丰年祭，究竟是祭谁的丰年？2011年5月，碧山共同体计划启动，至2011年8月，汪氏宗祠十三门复兴消失400年的丰年祭。而与传统不同的是，这是对艺术家、设计师们6月在广州某美术馆举行的“碧山计划”一次成果展示。



这，也许就是欧宁所说“搞演出给他们看，搬个桌子就要10块钱”的丰年祭。“我们给了，你就受恩惠了”，“我负责在你这里玩，你负责淳朴”，“我负责赚钱，你负责贫穷”，这是这个时代多么辉煌的逻辑，特别是对于公共知识分子来说，这是公理。



相反，我却觉得因此更显村民的淳朴，这样一场创作成果展，远没有黄梅戏来得乐活。“你给的，不是我要的”，“你在我们的地方搞你的创作展；我付出的劳动，你支付劳动报酬”，这是天经地义。



其二，回到农村，究竟谁是谁的东道主？返乡，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什么新词汇。官及一品、富可敌国后，告老或者衣锦还乡，屡见不鲜。而无论你在外如何光宗耀祖，返乡仍是族长治下之一族人。惟独今时今日，返乡者多外乡人，他们为“改造乡村”、“改造农民”而来，是这个新世界里的改造者，精神施予者。



如碧山共同体所描述，“试图拓展出一种全新的徽州模式———集合土地开发、文化艺术产业、特色旅游、体验经济、环境和历史保护、建筑教学与实验、有机农业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新型的乡村建设模式”。我不知道这样全新的乡村建设模式，为什么不去一个全新的地方，而走向那个叫碧山村的老村落。看上了什么？想利用些什么？



其三，互助精神，究竟谁应该向谁学习？碧山共同体最伟大的章程，便是洋文Mutual Aid的互助精神。这在农村，不是什么稀罕的事。东家借把锄头，西家夹筷肉，以理想主义论，以乌托邦论，我觉得为互助精神返乡，对艺术家与知识分子是好事。但这是艺术家、知识分子，应该接受主人、村民们的洗礼，在互助精神上，村民远比城市精英们来得彻底。



我不知道这个村民们“来了那么多城里人，我们一个钱也得不到”的碧山计划，艺术家、设计师与知识分子们，究竟想助村民些什么？村民就应该放弃钱的观念？而城市里的精英们，就应该赚得盆满钵满，然后让村民们陪着玩儿？城市里的精英们，可以继续下乡，改造乡村成为咖啡馆、酒吧，而村民们应该接受这样的新文化洗礼援助？忘了农耕自始自终都是中国最庞大的经济体吧？



傲慢与偏见，被无情拒绝，是唯一的归宿。这不只是农村。谁都不应该是谁的道具，带着一颗心去，始终记得，你走进了别人的世界，这是很不容易的事；在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容纳一个外乡人，这比什么理想都伟大。

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子若近鱼，当知鱼之性。——致所有农村“改造”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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