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附中为它停课半天,“无证上岗”的家长们还敢不重视孩子隐藏的问题吗?

 

陪伴、信任和有效沟通的的缺失是父母与子女关系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



点 “孩子作为一面镜子,能够照出家庭的问题”,近年来对于原生家庭日渐深入的探讨也逐渐把很多教育问题指向家庭关系问题。中国首部家庭情感教育纪录片《镜子》,聚焦三个曾中途辍学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外滩君在对该片导演范永东和家庭教育专家、“生命化教育”倡导者张文质的采访中发现,陪伴、信任和有效沟通的缺失是父母与子女关系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
文丨张瑶   编辑丨闻琛
当律师需要律师资格证,做驾驶员需要驾照。但是,父母不需要任何证件就可以上岗了,而且一做就是一辈子。

——《镜子》

最近,央视社会与法频道(CCTV-12)播出了一部名为《镜子》的纪录片。作为中国首部家庭情感教育纪录片,《镜子》在很多学校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专门为此停课半天,组织三百多名学生及一百多名家长观看。

纪录片聚焦三个问题家庭,以此审视当下中国家庭情感教育的现状。这三个家庭都因孩子辍学而陷入困境,并为一系列家庭矛盾困扰。父母不得不将孩子送去位于武汉的特殊学校,接受为期81天的“改造”;同时,父母也要参加为期6天的“家长学堂”。

《镜子》一共分为三集,从“问题孩子”到“问题家庭”再到父母的改变,外滩君的内心受到非常大的触动,同时对纪录片也产生了许多疑问。于是,我们联系到了《镜子》的导演范永东。当被问到这部纪录片的拍摄初衷时,导演谈道,制片人十年前拍过一部关于问题孩子的片子——《走出网瘾》,当他成为父亲后,内心又出现一种焦虑和担忧,希望通过某种影像呈现这个问题。

当然,拍摄此片最根本的出发点还是与央视近十年所关注的社会议题有关。范永东说,这部纪录片酝酿了十年,在这十年中,央视一直在思考“青少年脱轨”的问题。青少年脱离正常的生活轨道,比如辍学、犯罪等,这些行为与家庭是否存在关联?如果是,又存在什么样的关联?

《镜子》在第一集片头就开宗明义,解释了片名的内涵:孩子是家庭的镜子,家庭是社会的镜子。孩子作为一面镜子,能够照出家庭的问题;而家庭同样作为一面镜子,也能照出社会的问题。导演解释,与其说《镜子》探讨的是家庭教育这样一个宏大的话题,还不如说它是从微观的家庭关系入手,去揭示这样一个真相:一个问题孩子的产生必然离不开一个有问题的家庭

这部纪录片从2015年6月启动调研、9月初开始跟踪拍摄,12月底完成第一阶段拍摄,前期历时近四个月;之后又进行了一年多的跟踪拍摄和后期制作。在近两年的时间里,范永东发现,这三组家庭的家庭关系并没有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坦言,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家庭关系根本改变本来就很难,而且摄制组也没有期望他们能够完全改变,只是希望能够在父母心中种下一颗家庭情感教育的种子

《镜子》为我们抛出了还未引起社会足够关注的问题,而为了让父母找到家庭教育的出口,外滩君还特意找到了家庭教育专家、“生命化教育”倡导者张文质老师,让他为父母们指点迷津。
1
“妈妈花在我身上的时间太少了”




周泽清来自广州,在纪录片拍摄时,他14岁,从五年级开始就辍学在家,沉迷网络下军棋赌博。她的妈妈在片中坦言,儿子想法奇特,自己无法理解。特殊学校的心理辅导老师周宇龙也表示,他与周泽清初次见面时,便觉得周泽清很高冷,并且一直在抗拒别人。但后来,他和周泽清亲近后,发现泽清就是一个粘人的小孩儿。

范永东形容周泽清是个“小精灵”。父母要送泽清去训练营,他起初不答应。但是后来他得知中央电视台会跟踪拍摄本期训练营,才答应过去看看。对此,泽清在纪录片中直言不讳:“因为这样觉得有存在感。”

“这部纪录片的名字‘镜子’是从周泽清那里受到的启发。”范永东解释。当初纪录片拍摄完成后,片名一直没有敲定。范永东为此很苦恼,但周泽清在训练营写的一段话让他很受触动。孩子们在入营后,每隔半个月到一个月就要上“我是谁”这门课。泽清第一次上这门课时就写道: “我是一面镜子”。

我是一面镜子,能照出我是如何忠实于父母,

无论是外表还是内心,与他们多么相似。

我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

我将用我的行动把家人在梦中唤醒。

周泽清在片中多次谈到,自己在家中没有存在感。妈妈在他身上花的时间很少,每次周泽清想跟她说话时,妈妈就会找很多借口,比如,累了或者工作忙。在家长学堂开课前两天,泽清母亲还在跟朋友逛街吃饭,直到深夜才回家。这也引来了周泽清爸爸的抱怨,“明天下班后,我们就要启程去武汉,可是她还没有收拾行李。”当然,泽清妈妈回到家后,面对镜头同样备感无奈,她说自己回来的时候,泽清爸爸也经常不在。总之,这个家庭争吵不断,父母甚至还会暴力相向。

在两年追踪拍摄过程中,范永东发现,周泽清从训练营返回后,父母的关系确实改善了不少,但是很快又恢复到了原样。他认为这个家庭要想发生根本改变需要外力介入,不断实施心理干预、扰动,当外部扰动停止时,就会失去改变的动力。因此,周泽清之后又坚定地带父母去央视的心理访谈节目寻求帮助。范永东通过和周泽清交谈了解到,泽清改造父母的愿望非常强烈。他在纪录片中就直言,自己来参加训练营是因为父母可以来参加家长学堂,他期望父母能通过家长学堂改变自己。

范永东说,周泽清是被父母从小溺爱到大的,因此,他才有机会“绑架”他的父母,主导他们做事情。但是,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他同时也属于“缺少关爱”的群体,因为父母没有给予他足够的关注和陪伴。
张文质说,近年来很多父母都在向他咨询:为什么我的孩子到小学高年级后就不爱跟我说话了?他说,孩子一般在五年级以后会出现逆反,开始不与父母多言。张文质则提醒家长自省:孩子想跟你说话的时候,你们在干些什么呢?

“孩子在8-9岁时,特别喜欢说话,也喜欢和父母一起做事情,一起说话。”张文质解释,但是“父母却总认为自己有更重要的事情,然后冷漠应对”。周泽清这个家庭最本质的问题就是,父母没有给他足够的关爱,他们忽视了孩子最根本的需求,即爱的充分满足。世界很多教育心理学家都认为,孩子在三岁以前,母亲一定要陪伴在孩子身边。孩子成长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基本需求,所有的忽视都有麻烦的反弹等着你。

父母尤其是母亲的陪伴在孩子成长过程中非常重要。张文质认为父母的陪伴不仅可以缓解家庭矛盾,最重要的是陪伴可以让孩子拥有一种“生产力”,即孩子可以生产出同情、理解、同理心和包容心,获得安全感。这意味着,孩子在理解他人的同时,也能够理解父母。

张文质在采访中说到自己和女儿的故事。从女儿读小学开始,他有将近八年的时间都坚持送女儿上学放学。女儿坐在爸爸的自行车后面,就会跟爸爸说学校发生的事情,张文质就耐心倾听。女儿在读小学三年级后,她对老师和同学就会产生一些看法。此时,张文质不是简单地评价对与错或者好与坏。在涉及老师处理具体事件时,他就会分析这样处理和那样处理的区别,然后帮助女儿形成理解力。
2
“爸爸总是把他的想法强加给我”



家明来自武汉,16岁,刚刚参加完中考,准备上高中。可是开学已两周,他却拒绝去学校报到。家明父亲非常担忧,所以他一边不断与学校沟通,请求保留家明的学籍;另一边,他又在联系特殊学校的老师,请他们将家明接走。他希望借助机构的力量,让儿子尽快返回校园读书。

在范永东看来,家明的父亲是一个非常顽固的人。他满脑子都在想着“让儿子回去读书”,并坚信学习是唯一的出路。家明父亲在片中自述,自己出生于贫困山区,从来没有喝过一杯牛奶,也没有穿过一双皮鞋,日子过得有些苦,但是后来考上了大学本科,现在是一名私企管理人员。所以他坚信只要自己努力,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然而家明没有按照父亲的想法去生活。他不断辍学,甚至在辍学期间,每天生活黑白颠倒,沉迷网络。除了在网上玩游戏外,他还加入背包客群,渴望做一个流浪歌手或者做一个背包客去四川旅行。父亲当然拒绝了他的要求。

家明对镜头哭诉,父亲曾经承诺他,在他参加完中考后,可以随便干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中考结束后,家明爸爸却告诉儿子,等他请假后,父子俩再一起出去。之后,这件事就不了了之。

家明说,父母总是喜欢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在他的身上,他做任何事情都受限制,失去了自由。

在家长学堂课上,心理辅导老师给家长们出了一道题:假如你们最后还有十分钟离开世界,你们想对孩子说什么?家明父亲说他最终的心愿是,希望儿子这辈子比他这一生要过得好。于是心理辅导老师追问,“好”的标准是什么?家明父亲觉得“好”就是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可是,当被追问“孩子的理想是什么”时,家明父亲停顿了一下,面带尴尬地笑容,说:“他的选择跟我的想法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所以我希望能纠正纠偏。”于是,心理咨询师言辞犀利地送上了四个字:“死不悔改”。

范导在采访中回忆,这部纪录片的拍摄过程其实很艰难,其中最困难的部分就是让这些家庭的父母理解央视做这件事的意义。所以在纪录片从拍摄到播映的两年时间里,整个导演团队都在与父母不断沟通。而家明父母因为太固执,成为导演组的重点沟通对象。

在家长课堂结束第二天,家明父母决定提前接孩子回家。家明父亲说自己已经做好重新和孩子相处的准备了。“我觉得他改变了很多,他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做过”,这是家明出营后,给爸爸的一个评价。家明爸爸请假陪家明,答应让他在武汉当一次背包客,带他去看电影,并且给儿子买了他一直想要的小狗。

观众们或许会产生疑问:为什么家明父亲如此固执,却能在六天家长学堂结束后,就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导演说,就在他接受此次采访的一周前,他前往武汉再次见到了家明爸爸。他坦言,家长学堂对家明的父亲确实触动很大,但是他的功利心还是比较强。他没有边界地满足孩子,一方面是因为内心感到对孩子的愧疚,而另一方面,他所有的改变更像是孙子兵法里的招数一样,最终的目的是哄着儿子去上学,对于自己在家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他并没有深刻反思。
张文质说,从家明的案例中,我们不难看出,家明的父亲对儿子实施了某种程度上的控制。而这种控制主要来源于家明父亲自己的成长经历,他自己没有得到的东西,就希望能从孩子身上得到足够的补偿;自己没有实现的梦想,就强加给孩子,让他们来实现。

但是家明用辍学证明了,他对爸爸提出的要求非常抵触。张文质认为父母在成为父母之前,一定要完成自己的“精神断奶”,让心智成熟起来。父母也要接纳与拥抱自己的童年,从自己成长各种亏欠而导致的焦虑与怨恨中走出来。同时,在家庭教育里,张文质提出了一个“能量守恒模式”:要求的严格与否要与爱的深浅相对应。换句话说,爱有多深,要求有多严。家明家庭关系的紧张,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家庭能量的失衡:父母没有给孩子足够的爱,却不断对他施加压力。因此,孩子往往会产生各种极端的反弹。
3
“我已经不相信他说的话了”



张钊来自河北,是一名17岁的高三学生。进入训练营前,他已辍学在家四个月。另外,张钊谈恋爱,把父母赶到外面去住,自己和女朋友在家里住。特殊学校的老师前来“押解”张钊去训练营时,询问张钊的父亲,他自己是否知道张钊呈现目前状态的原因,父亲肯定地认为,是孩子谈恋爱,才将他和父母之间的距离拉开了。

但是,张钊在训练营里告诉老师,他是因为对学校严苛的教学环境感到反感、压力太大、也没有宣泄的渠道。在家长课堂上,老师把这个答案反馈给张钊的父亲。他听完后,表示:“我在怀疑他是不是骗了你们”。

范永东观察,张钊的父亲总是对儿子持有完全相反的理解。比如,儿子做事的出发点明明是积极的,但父亲却总是消极地理解他的想法。张钊表达过他想上大学的意愿,但是父亲却把它理解成他想上大学其实是为了谈女朋友。

在家长课堂上,老师给在场的父母播放了张钊所在高中的高考宣誓视频。很多父母看完后留下了眼泪。课堂结束后,张钊父亲给儿子写信,言辞恳切。他也下决心,要和儿子一起慢慢走,把丢失的情感拾回来。但是,遗憾的是,此时的张钊已经完全丧失了对父亲的信任。回到家后,张钊告诉父母他会与女朋友断开联络。但事实上,在纪录片拍摄时,他并没有这样做。面对镜头,他坦言,自己已经放弃了父母,把情感寄托在了女朋友身上,如果他再放弃女朋友,他就真的什么也没有了。

但是,范永东说,张钊这个家庭变化很大,尤其是张钊的父亲改变了许多。导演对比了张钊的父亲和家明的父亲,他发现,家明父亲的大脑已经完全被自己固有的执念填塞;而张钊父亲对于家庭教育完全处于空白的状态。因此,当外界有新的知识进来时,他就很快地吸收了。

导演询问张钊的爸爸,他在家长课堂上学到了什么,他说,自己只学到了一句话:家不是讲理的地方,是讲情的地方。他认为自己以后就把这一句话用到极致就可以了。在训练营结束后,张钊报名参加了2016年高考,后被东北一所三本高校录取,但因张钊对那所学校不满意,选择了复读,参加2017年高考。目前张钊与女朋友并未分手。



张文质从张钊的家庭中看到,张钊对父母丧失了信任,而这也导致父母失去了“教育孩子的合法性”。换句话说,孩子不信任父母,他们也不会认同父母是可以教育自己的。另外,张文质还注意到,张钊的家庭成员之间存在着沟通问题。孩子和父母沟通除了基于孩子意愿外,同时父母的表达能力也很重要。父母应该多陪伴孩子,平时要多讲故事少讲道理,这样既能增进家庭的和谐,也有助于培养家人的语言表达和沟通的能力。
4
中国太缺少家庭情感教育




《镜子》在去年四月受邀参加北京国际电影节,并获得中国纪录片最佳长片提名。在电影节首映式上,北京师范大学张同道教授在看完这部纪录片后评价:这部片子不仅反映家庭教育问题,从某种角度来说,他是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某一方面的总结。

范导坦言,这句话真正说到了点子上,他做这部纪录片确实也是对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对家庭教育带来的影响的一次审视。

纪录片重点反映的这几个家庭都是独生子女家庭。由于孩子都是家中独苗,他们承载了父母全部的希望,并且是全家关注的焦点。父母把自己的意志和期望强加给孩子,并且试图将他们所认为最好的东西给孩子,为他们指引自己所认知的最正确的道路,孩子承载的压力可想而知。

但是现在,中国已经取消了独生子女政策,那中国的家庭教育就没有问题了吗?导演认为,问题仍然存在,父母没有家庭教育的知识,或者没有更新家庭教育的知识,他们甚至仍然沿用上一代人的教育模式或者反其道而行之(也叫反向形成,是基于对上一代父母教育的不认同而导致的逆反),但是现在的孩子所处的社会环境经历了大的变革,父母原来的教育模式显然不适应当下的孩子。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父母的知识水平及受教育水平都在不断提高。“父母有知识,在处理与孩子的关系时,就没有问题吗?”这是范永东有疑问的地方。他根据自己过去的工作经验,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他认为,父母受过高等教育,并不代表他们对家庭关系、情感教育领域的知识是充分了解的,甚至有些“高知”家庭在这方面完全无知。

以周泽清家庭为例,周泽清的父亲大学本科毕业,在事业单位任职;母亲同样是大学本科学历,是一名医务工作者,并多次前往国外进修。另外,泽清的外公外婆皆为大学退休教授。他们属于社会地位比较高的高知人群,但是他们的孩子却依然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但是,周泽清的父亲在参加家长学堂的途中,就说,对于这个家庭里存在的问题,他认为自己不需要改变,至少不需要改变太多。

范永东曾在央视女性栏目《半边天》担任八年记者、编导,工作期间他一直在思考家庭情感教育的问题,并有过多次前往国外考察的经历,他深刻感受到中国社会对于家庭情感教育的忽视。在联合国总部妇女NGO组织举办的某次国际论坛,就曾讨论过“父母的资格以及父母需要培训学习”的问题,很多国家都有一些非政府组织、社会机构在做着教育父母的工作。但在中国,这一问题却鲜有人关注。近年来,中国家庭教育领域尽管也开始意识到这一问题,并有所进步,但在整体上仍然不尽人意。

张文质认为家庭情感教育的缺失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如果父母不能担当起陪伴与引领儿童成长的责任,错过他们身体与精神发展的关键时刻,有的孩子就可能“终身未成年”,这意味着孩子即使身体长大了,思想却依然停留在未成人的状态,无法对外界形成基本理解力和对自己人生的责任感。那么,他们还可能会用同样的方式教育自己未来的下一代,从此形成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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