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府的劝捐艺术

敬酒不吃吃罚酒...

咸丰二年（1852）春天，太平军围困广西省会桂，林达一个多月。桂林之围，不仅使远在北京，的咸丰帝心急如焚，对与广西毗邻，的湖南士绅而言，像一把悬在头上的利剑，让人寝食难安。不论是否攻下桂林，太平军兵锋北指，由广西进入湖南是，大概率的事情。

这一年四月初一，正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的曾国荃给在京做官，的长兄曾国藩写信，报告家乡的情形：

广西不靖，恐非目前所能荡平。缘以太平已久，民不知兵，而司命者又未必悉，能调度有方，以故望风而靡，不战而北。

........

长沙各宪出示修理城垣，命各绅士在城内劝捐。愿出赀者颇少，惟贺少庚现出一千二百金，陶少云、李黼堂、劳世兄及各位有钱，之家均尚未定，其余颇观望不前。良由大吏平日，不能为百姓分忧，而此次经济又，惟有修城一端，余则无事也，何能结众庶之心，令其踊跃乎？

这封信对清军毫无战斗力的分析，颇为精到，其原因主要是官员，阶层的腐败无能。长沙城的官吏和士民，感觉到危险了，官员的对策只是修城墙，以冀被动防守。长沙的藩库没钱，只能找富家劝捐，富家对地方官的不作为，颇为生气，不愿意掏钱。

省城富户惟一捐款一千二百两的是当过，云贵总督的贺长龄(贺长龄)之子贺少庚。其他几个显宦之家，如做过两江总督，的陶澍之子陶桄（字少云，左宗棠的女婿）、做过陕甘总督的李星沅，之子李桓（号黼堂），以及广西巡抚劳，崇光的儿子，都在观望。

此时曾国荃只是一介书生，以旁观者的态度忧国忧民。他可能没想到自己和长兄将会成为平息这次，大乱的重要角色，真是时势造英雄呀。

湖南的主要官员想，大富人家劝捐修城，是地方政府想出的招数。到了咸丰三年，局势变得更加恶化。太平军顺湘江北上，围长沙久攻不下，撤围再北进，攻陷武昌。进而顺江东下，攻占金陵作为首都。广西一隅之祸已经成为清，帝国的心腹之患，朝廷下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战争动员。打仗就是拼财力，可朝廷早就在前三年广西“剿贼”花费了一千多万两银子，国库没钱，只能让高官富商家出血，捐款以做军费。咸丰帝明发上谕，令各地官员向富户劝捐，并言“此举乃出于万不得已”——看来咸丰帝心里，还是很明白，也知道让富人在赋税之外再掏钱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让各地富人捐钱，朝廷当然要做个表率。都察院副都御史文瑞给皇帝开，了一个名单，列举首批十八位朝廷，高官的家族，其中穆章阿、潘世恩等五人做过，大学士或军机大臣。于是皇帝令惠亲王、恭亲王召集这五位退休官员，本人或子弟，让他们带个好头。最终这十八户朝廷，大臣共捐了二十万两银子。（参见拙文《看咸丰帝怎样勒索高官》）

浙江省宁波府是富庶之地，《南京条约》签订后作为五口通商之，一已有二十余年，富商多，油水大，是劝捐的重点地区。因处理鄞县民变而有功的，段光清此时署理宁波知府并兼任鄞县知县。他在《镜湖自撰年谱》详细地讲述了咸丰三年他负责，的劝捐经过。

浙江巡抚在信，中对段光清指示：“务令富室慷慨书捐，即代我跪求，以稍纾国家之难。”接到皇帝的诏书和上司，的书信后，段光清办了几桌酒席，请宁波城的富户来，赴鸿门宴。一提到捐款，各富户都说，宁波城里的大户首推陈、吴两家，这两家先各捐三万两，其他人家就会跟着捐，捐款的任务大概能完成。

吴家答应自己先捐两万，并说不管陈家捐多少，我一分不少。——官府劝捐富商，必然有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出价三万，人家还价两万，相当不错了。其他富户说陈家，也不能少于两万。而陈家鸡贼，也不说自己不捐。若如此，他大概在宁波舆论界会成为汶川，地震后的王石。可陈家就是不，愿意承诺具体数目。官府几次派差役去，陈家催促，陈家当家人也不来衙门。

没办法，段光清只得在一天，带着书吏、差役十名去陈姓宅中催捐，陈家仍然不应允。于是，段光清老爷戏精附身了。据他所述：

余命号房先跪阶下，余再跪堂上，谓陈姓曰：“皇上不得已而有是举，抚宪不得已而有是信，我亦不得已而有是跪，尔家不允是捐，我只跪尔堂上不起。”陈姓亦跪，且叩首曰：“公祖请起，不敢不捐。”余起，随命号书曰：“尔等代我跪此，俟陈府捐数书定再起，而回署告我。”（中华书局 1980 版 p81、82）

知府高举皇上和巡抚的，政治大纛，还亲自向一个商人下跪，再坚硬的铁公鸡，也扛不住呀。陈姓只得答应捐款两万两。鄞县、慈禧、镇海诸县的富户就，跟着捐款，此次宁波一府捐了，五十万两。

官府劝捐不能一味，漫天要价，不给商家留余地，必须有礼有节，有章有法，知己知彼。

当时宁波府最大的富豪是，慈溪县的冯姓（姓冯不姓马），全国知名，他被单列出来，重点照顾。有御史对皇上上奏言，冯家资产有两千万两（清朝户部的存银在，道光时期最多才三千三百万两）。于是皇帝特旨让，慈溪冯家捐银一百万两。浙江省的司、道官员也说，冯家至少得出三、五十万两。冯家老板一看傻眼了，哪能一下子掏出，这么多银子呀。他的应对措施是：

冯姓将收一切生意，自呈其家底账，实有家资若干，请抚台奏伊家应捐若干。宁波码头大小店户，多行冯姓本钱，闻冯姓收生意，皆云：我等不能不歇生意，宁波歇生意，则宁波之码头倒矣；各省皆闻冯姓因，捐输歇生意，则天下富户皆畏葸，而商贾萧索矣，此其关系不小。（p.82）

冯家人这么做也是不得已。他干脆关门歇业，不做生意了，把底账全交给官府，让浙江巡抚派人来查账，再决定他家应该捐多少。冯姓是宁波众多商行，的股东，这些商行一说大，股东歇业了，也要跟着关门。这相当于罢市呀，如此宁波这个繁华的商埠，会倒掉。各省富商如果听说冯姓被，官府逼捐，也都心生畏葸，整个国家的商业会，变得萧条。

段光清就此事，写信禀告巡抚，说明此事的利害关系。段氏信中言，御史的话未必能当真，冯家在各省有生意，只是富豪之名在外。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现银堆在家里？捐输军饷，必须要现银，怎么可能让人，一下子拿出上百万两？莫说上百万两，就是几十万两，也难让人家一次就，捐出来呀。要平粤乱既然开了捐例，军旅不息，捐输岂能一下子就停止呢？何不留有余地，以后仍然可以年年，向冯家劝捐。

段太爷(段太爷)比京城的，御史脑子清楚，至少他明白总资产和，现金流区别很大。他对巡抚的建议是摊派、劝捐不能竭泽而渔，杀鸡取卵，一下子把富户榨干，破坏了整个商业生态。必须可持续发展，放水养鱼。巡抚认为段光清的，话合乎情理，最终冯家此次捐输，了十二万两银子。

官家让商家捐钱，不管用政治大帽子压人，还是以情动人，其实差不多，都带有强迫性质，没多少商家真，能痛痛快快掏银子。曾国藩咸丰三年在，湖南办团练，让富户捐款，富户不响应。他的手法比，段光清强硬多了，把长沙城内官宦子弟，的代表人物陶桄给扣留，让他家拿钱赎人，陶家一就范，其他家也就老老实实出钱。多年后曾国藩对幕僚赵烈文，(赵烈文)谈及他和左宗棠（字季高）的过节说：“左季高以我，劝陶少云家捐资，缓颊未允，以致仇隙。”左宗棠为女婿求情未允，心中恼怒曾国藩。等到他能和曾国藩，分庭抗礼时，便把早年的怒火发泄，出来了。

左宗棠本人呢？他带兵打仗，筹款筹粮，亦是这样的套路呀。

同治二年（1863），同左宗棠率领楚军，收复了浙江兰溪。战后兰溪，满目疮痍。据光绪朝所修《兰溪县志》载：“惟城内城外廛庐被，贼焚毁一空，四乡民储被贼搜括殆尽。”“城复后，饥民嗷嗷，无楼栖处，僵卧街途，雨沦日炙，百端受病，疫作时有遍体溃烂者。”

左帅要筹集买粮，救助饥民的银子，向大户人家劝捐。当地富绅杨坊、俞斌、毛象贤，不但不捐钱，还趁战乱后田地房产，价格低廉，大肆吃进。左宗棠大怒，上奏皇帝，请批准他对这样的富户“上手段”。朝廷很快批示：

浙江此次之变，吾民颠沛流离，千里赤地。朝廷轸怀民瘼，哀悯殊深。左宗棠现拟散钱煮粥，拯救饥民，招集流亡，给赀耕种。具见该抚能体朝廷德意，惠我烝黎。而富绅杨坊、俞斌、毛象贤等十数员，非但膜视邦族不加拯恤，且欲乘机贱置产业，实属忍心害理，为富不仁。著照所拟，饬令力措钜款，广购米石，迅救阽危。如敢不遵，即行严办。（《同治朝实录卷之五十八》）

一旦给这些富户戴上“忍心害理，为富不仁”的帽子，“严办”就有了道义根据。富户再不乖巧地出血，等待他们的必然，是破家之祸。兰溪县的富户们马上知趣，地捐钱捐粮，毛象贤(毛象贤)一家即认捐，米六千石，并先行缴到，洋银一万零三百元，银一百三十九两三钱五分。

“劝捐”只是官家客气的说法，商家如果不听“劝”，接下来就必定是“勒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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