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级期刊“封神”背后：影响因子超级玩家 观点

作者 | 江晓原

整理 | 胡珉琦

国际顶级科学期刊“封神”背后，有着怎样的商业化运作机制和，学术包装手段？它们是如何一步一步成为，影响因子游戏顶级玩家的？

近日，在北大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举办的“科学·文明”系列讲座上，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江晓原，对此进行了揭秘。

《中国科学报》记者胡珉琦根据演讲整理，此文。2016年7月，汤森路透以35.5亿美元的价格将旗下，知识产权和科学业务卖给了科睿唯安。很多国人这才知道，原来科学引用索引这，东西是可以买卖的！

实际上，这已经是它三易其主了。

科学引用索引（SCI）和期刊引证报告（JCR），被当今科学界视为两种最权威，的学术评估数据，但许多人误以为它们是由“科学界权威机构”发布的。

那是因为，我们一直对SCI和期刊“影响因子”的历史形成过程很糊涂。

它们的发布机构叫“科学情报研究所”（ISI），是尤金·加菲尔德创立的一家地地道道，的商业公司。

ISI创立之前，美国的科技情报通常，由政府学术机构牵头采集、整理和公布，是加菲尔德一手开创了科技情报，的商业化经营模式。

加菲尔德曾非常坦率，地承认，之所以要起一个“科学情报研究所”的名字，是因为它听起来完全像一家，政府科学机构。

他要的就是这种，容易引起混淆的效果。

很多人认为，指出sci和影响，因子的商业属性，就是在诋毁它。其实，商业不是一种原罪，不等于没有公信力。

我只是想告诉大家，盈利是商业的最终目的，而这个目的也是加菲尔德此后几十年不遗余力推行影响，因子游戏的真正动力。1975年，isi正式开始，推出jcr报告，影响因子游戏从此开始。

为什么说这是一场游戏？

因为它从一开始就开好了“方便之门”，只要脑子足够聪明，影响因子就可以通过合理、合法、快捷、有效的手段来提升。而这些手段可以跟发表“高影响”论文毫无关系。

简单回顾一点历史。加菲尔德发起影响因子游戏，的时候，学界其实有很多异议。这时，《自然》和《科学》扮演了非常特殊的角色。加菲尔德在这两本，期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鼓吹影响因子，但质疑他的文章那时从未被，该两刊刊登。

一个有意思的插曲是，影响因子的计算方法，曾被修改过。那次修改，使得《自然》和《科学》的低排名一下子升高不少。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ISI公司和《自然》《科学》之间，有着心照不宣的“共谋”。

那么，影响因子到底是，怎么计算的？

按照isi确立的影响因子算法，标准定义是，一本期刊在前两年发表的源刊文本在当年度，的总被引用数（分子），除以这本期刊在前面两年发表的，学术文章总数量（分母），即为这本期刊当，年度影响因子的得数。

需要注意，期刊的文章被分成，两种类型，一种叫做引用项（学术文本），另一种叫做非引用项（非学术文本），两个加在一起构成了“源刊文本”数。

中国人普遍误认为所有“源刊文本”都是引用项，其实不然。

“非引用项”不会计入分母，但它们所产生的，引用量却会计入分子。国内大批期刊、学者、媒体从未弄清这其中，存在的严重漏洞。

要想提高影响因子的数值，就有两种途径摆在面前：一是扩大分子，二是减小分母。

事实上，长期盘踞影响因子前20名的期刊都是这，场游戏的顶级“玩家”。以《自然》《科学》《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柳叶刀》为例，它们都是两栖杂志——既刊登学术文本，又刊登非学术文本。这些杂志提升影响，因子的策略，就是通过逐渐削减引用项（学术文本）的数量，从而缩小分母。

这些年，这些杂志中的学术文本只占源，刊文本的10%~30%。

以《自然》为例，所有18个栏目中，只有3个栏目属于引用项，即学术文本。还有15个栏目都是非，引用项，包括消息和评论、读者来信、观点、书籍＆艺术、书评、洞见、科幻小说等等。

加菲尔德曾经辩解称，非引用项对总引，用量的贡献很少，可事实上非学术文本也产生了，很高的引用。

早在2000年前的一项，研究发现，其统计的10家知名期刊（包括《自然》），“非引用项”对影响因子贡献比值在 6%～50％之间。其中《自然》为11％，《柳叶刀》高达50％。

这还只是非引用项，的显性贡献。《自然》自身的定位从来，就不是一本“纯粹的学术杂志”，它的目标是要办成时尚的、拥有广大读者的、享有学术声誉的同时又能够有，丰厚商业利润的杂志。

两栖身份可以大大提升这些，杂志的传播效果和商业价值，也使得这些杂志文章本身可以获得，更高的显示度，从而提升引用量。

除此以外，isi对刊物的，栏目是否归为“引用项”的界定其实并不明确，它甚至还可以讨价还价。

1997年~1999年，《柳叶刀》的影响因子跌落了许多，就去找汤森路透理论，称其多算了影响因子公式，中的分母，最后汤森路透修正了分母，的数值，直接导致其影响因子，的回升。

再比如，《美国国家图书馆·医学》曾质疑(曾质疑)汤森路透将其影响，因子计算得过小，商议得到了一个折中，的结果。但汤森路透始终，拒绝把挑选“引用项”的过程公之于众。

这非常不符合我们中国学者，想像中的“顶级期刊”，因为在中国就没有这样，的两栖杂志。了解了这一点，我们还要继续“跪拜”这些顶级期刊吗？随着影响因子游戏的进行，期刊界发现了另一个法宝——综述文章的引用率常常是研究，论文的好几倍（在中国学者眼里，一篇综述文章的分量，要低于研究论文）。

结果是，sci期刊的综述文章，数量逐年大幅增加。这就不难解释，影响因子的榜单上，综述期刊占据了半壁江山。因为，这可以增大影响因子，计算公式中的分子数值。

这里有一个惊人的例子。《临床肿瘤杂志》以223.679的影响因子，高居2019年的榜首，简直让其他杂志望尘莫及。可它的影响因子到底是靠，什么获得的，很少有人研究。

我们发现，它之所以能够常年在，影响因子游戏中“称霸江湖”，主要归功于它的两种报告：一种是1979年至今逐年，发表的《癌症统计报告》；另一种是不定期发表的《全球癌症统计报告》。

2001年以来，这两种报告为影响因子，作出的贡献始终超过70%。所以说，当今全球影响因子游戏的，冠军期刊，主要是靠这两篇，综述文章支撑起来的。

曾把这个规则玩到，最极致的，是法国半年刊《地球化学展望》。它每期只登一篇文章，就是一篇综述。

该刊创刊当年即被SCI收录，2013、2014、2015年影响因子分别为，8.1、8.2和8.8，在法国期刊中影响，因子连续三年排名第一。

期刊把影响因子，玩到这种地步，已经异化了。为什么我们难以想像、接受“顶级期刊”利用规则帮助自己提高影响因子，这样的行为？

因为长期以来，我们还存在一个普遍的误解——顶级期刊等同于学术公器。

中国学者认为的学术公器，一般需要满足最，主要的两个条件：设有编委会；实行匿名审稿制度。

但反观《自然》，它的审稿规定明确指出：杂志没有由高级，科学家组成的编委会，也不附属于任何学会和，学术机构，它的决定是独立作出的，不受制于任何单独个体持有的科学，或国家偏见。

什么样的论文能吸引读者，广泛关注、值不值得刊登，由《自然》的编辑而不是审稿人来，作出判断。

《自然》本刊如此，《自然》旗下的所有杂志都是如此——《自然》前主编多次向媒体，这样表示。

于是，《自然》可以选择发表一篇有巨大，争议甚至是荒谬的文章。研究人员纷纷给予驳斥，驳斥就会产生引用。由于影响因子中的，引用是绝对数值，无论引用的作用是批判，还是赞同，都会计入引用次数。

所以，《自然》曾经撤销的论文，在撤销之前往往，都具有高引用率。《〈自然〉百年科学经典》当中就包含了那些后来，成为科学“丑闻”的文章。

可是，还有多少人记得《自然》曾经撤销过的那些文章？它在中国学者心中的地位，从未动摇过。我们崇拜一个事物时，总是想像它是尽善尽美的。一旦有人指出它与，我们想像中的不同，就被认为是在反对它。

以上基于对“国际顶级科学期刊”的社会学研究发现，是一个事实描述，并非是非论断。两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实际上，在没有更好的量化评价方法取，而代之时，这场游戏不是不能玩。影响因子在同一学科内，作为一般性评价指标还是有价值的。

问题是，我们现在把sci和影响因子当成理所当然的，权威学术评估手段，用于衡量个人、学术团体、研究单位，甚至一个国家的整体，学术水平。

我们拿中国最好的论文入了这，场游戏的局，却对这场游戏产生，的历史和玩家规则毫不知情，从头到尾被牵着鼻子走。没有独立的判断，没有对规则合理性的怀疑，这太危险了。

我们如果一味要求中国科学家在高影响，(高影响)因子期刊上发表论文，就会使中国的优秀论文大量流失，到国外期刊，中国期刊就会因为没有优秀稿件，而永无出头之日。

2013年，巴西四家医学期刊因建立“互引同盟”提升影响因子惨遭，汤森路透镇压，被排除出SCI期刊之外。

而这一热点事件的背后，实则是巴西期刊界面面对巴西教育部实施，的以影响因子为主导的学术量化考核标准，把巴西学术期刊逼上绝路，而做出的一场，集体自救行动。

再来看看日本，日本学术界除了在，这场游戏之外，关起门来还有一套相对独立的，论文发表评价方法。他们重视选择杂志，但并不一味看重“影响因子”。法国学术界也是如此。

立足于国内，我个人的态度是，我们完全可以期待，自己设计一个不以盈利，为目的、更合理的评价“游戏”，回避现有规则的漏洞，拒绝寻租空间。

如果现阶段中国还不能自己，创造一套可以取代sci和“影响因子”的量化评价标准，至少应该保持必要的，独立性，而不是盲目崇拜。

不要忘了我们做科学研究、办一本学术杂志的初心，到底是什么！

编辑 | 宗华

排版 | 华园

    关注 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