鹦鹉寺公园里博望的意义

 

鹦鹉寺公园与博望侯张骞鹦鹉寺公园是依托鹦鹉寺遗存、临潼石榴源脉等历史文脉,西安临潼国家旅游休闲度假区在鹦...

鹦鹉寺公园与博望侯张骞
  鹦鹉寺公园是依托鹦鹉寺遗存、临潼石榴源脉等历史文脉,西安临潼国家旅游休闲度假区在鹦鹉谷旧址,新建的一座以壮为美、以势为尚的汉文化审美诉求的生态园林公园。公园位于临潼国家度假区芷阳三路弯道处,北侧被芷阳三路环抱,南侧东临凤凰池东路,占地面积约133亩,建筑面积6500平方米。公园按照“一塬一谷、两房三池”的总体规划,建有凤凰原、鹦鹉谷、兰台、芷阳别馆、兰池、鹦鹉池、扶荔池等景点,形成了凤凰原景区、兰池景区、鹦鹉池景区、扶荔池景区四大景区,浓郁的汉风神韵,壮美的园林景观,成为广大市民游客的新去处、好景点。

  今天,新建的鹦鹉寺公园标志性建筑顶端雕刻“博望”两字,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为了纪念中国最早的旅行家、探险家、外交家和“丝绸之路”的开拓者,西汉成固(今陕西城固)的博望侯张骞。华夏大地的第一颗石榴种,就是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在公元前115年3月(汉武帝元鼎二年)返回时带回来的。民间相传,汉武帝为表彰“丝绸之路”开辟者博望侯张骞的伟大功绩,在骊山西麓的鹦鹉谷封地四百八十亩,用于种植培育从西域引进的石榴等物种,并建鹦鹉寺供奉从西方请回的佛像。随着石榴的广泛种植,它不仅成了富裕当地群众的“特产”,还成了临潼地域文化的象征,石榴花更成了西安市的市花,这是“丝绸之路”留给人们的宝贵财富。
  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张骞因出使西域,抗击匈奴,功勋卓著,为了纪念这位劳苦功高的外交家、汉武帝刘彻取"博广瞻望"之意,封张骞为博望侯(今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博望镇)。侯是一种爵位,博望侯是封在博望这个地方的侯。张骞封地博望古城,位于方城县西南30公里处博望镇境内。从汉武帝置博望县至南朝宋,博望置县达600余年。博望古城位于白条河西岸,东西长约2600米,辖45里博望屯。
  后人不会忘记张骞这位先哲的赫赫功勋。特别在他的封地----今方城县博望镇,现仍存留博望侯张骞的遗迹,现有博望古城遗址,存有“张骞封侯碑”和博望桥,桥栏板上镌刻张骞出使西域的三十六幅造像,竖有“汉博望张骞封邑”碑。方城县人民政府将县城原交通街改名为“张骞大道”,并专辟张骞广场,设立张骞塑像,以此纪念这位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卓越人物。
张骞出使西域的历史意义


  公元前138年(建元三年),汉武帝欲联络与匈奴“世敌”的大月氏(其先居今甘肃敦煌县与祁连县之间,后迁到伊犁河上游)来打击匈奴,募使出使大月氏。张骞挺身应命,以郎(皇帝的侍从官,无固定职务,可随时被选授重任)应募。他率众一百余人向遥远的西域进发,不巧途中被匈奴截留。他保持汉节,居匈奴十余年而不改初衷 。后寻机率众西逃,越过葱岭,到达大宛(居今巴尔喀什湖与咸阳之间)。此时,大月氏已西迁至中亚,张骞便经康居(居今哈萨克斯坦东南),到达大月氏。大月氏因占有大夏故地,土地肥沃,户口殷盛,安居乐业,不愿东归。张骞没有达到目的,逗留了一年多,只好归国。归途中经过羌中,又被匈奴俘获扣留一年多,前126年匈奴内乱,张骞才和奴隶出身的堂邑父二人回到长安。张骞的任务虽未完成,可他凭坚忍不拔的毅力,一往无前的精神,不远万里,了解掌握了西域城区的地形、物产和风俗,使汉朝获得了前所未闻的西域宝贵资料。为表彰他的功绩,元朔六年张骞被武帝封为博望侯(封地即今方城县博望镇)。
  张骞东归后,汉武帝开始了广求开辟联络西域途径的活动。武帝多次向张骞询问大夏等地情况,张骞便着重介绍了乌孙(其先居祁连、敦煌间,后西迁伊犁河和伊塞克湖一带)到伊犁河畔后,与匈奴发生矛盾的情况,提出招乌孙东返敦煌一带,共同抵抗匈奴,“断匈奴右臂”的战略。同时,张骞也提出应与西域各族加强友好往来,这些意见得到了汉武帝的支持,便派遣张骞于前119年再次出使西域。



        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率领三百人组成的使团,每人备两匹马,带牛羊万头,金帛货物价值“数千巨万”。到达乌孙后,正遇上乌孙内乱,张骞说乌孙王东返,又未成功。乃分遣副使持汉节到中亚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安息(属今伊朗高原与两河流域)等国。扩大了政治影响,于前115年(元鼎二年)返回,乌孙派使者几十人携带礼品随同到长安致谢。其后,汉朝派使者还到身毒(印度)、奄蔡(在咸海里海间)、条支(安息属国)、犁轩(附属大秦的埃及亚历山大城)进行访问和贸易,不少国家的使臣也陆续来到长安。乌孙等国还与汉室通婚,建立亲密的关系。张骞通西域,打开了中国与世界联系的大门,立下了赫赫的功绩,被汉武帝拜为“大行”(负责接待周边少数民族和外国事务的官职)。 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回汉不久就病逝了。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揭开了中国与西域各地区和国家联系的新的一页,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里程碑,有力地促进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此后,中西交通畅通,贸易大盛,往西域去的“使者相望于道”,每年多的十几批,少的五六批,每批多的几百人,少的百余人,远的一趟八九年,近的几年后返回。其中还有不少是贫穷的人去西域经商的商队。由于张骞在西域各国的影响,此后出使西域的使官都称“博望侯”,来取信西域各国。同时,东来的“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来中原经商、联系的也络绎不绝。自此,天山南北成为中西交通的桥梁,西域各地和中原的政治、经济联系日趋密切,天山南北第一次与内地联为一体,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此外,中原同西域乃至更远的地区之间,经济文化联络日益密切,西域的葡萄、石榴、苜蓿、蚕豆、胡角、胡瓜、胡桃等植物和种植技术传入中土;西域的良马、骆驼、不少奇禽异兽以及名贵的毛织品,也都源源东来;西方的音乐、舞蹈、绘画也相继进入中原;佛教和佛教艺术也经中亚传到西域,再传入中国,对中国经济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中原地区的先进技术也不断地传入西域,如铸铁、凿井(称坎儿井)技术传到西域,丝织品、漆器等精美手工业产品大量向西域行销。这种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西域地区社会的进步,也丰富了中原汉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张骞出使西域的道路逐渐发展为闪耀史册的“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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