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荒者的情思

我们是拓荒的一代人，是普普通通的一群，忆往昔我们无怨无悔，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把青春和热血奉献给了祖国的电视事业。...

当今年代，电视已经成为我国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电视工作者也成为很受观众尊重的人。最早参与电视创业的老同志，现在大都年过古稀，回首往事感慨万千，最令我难忘的是我刚刚走近电视圈的最初年代。

我是一九六○年三月调入电视台文艺组的。对我来说，从广播到电视是一个转折，不免有几分踌躇，但也是一个新起点，未来这项新奇的电视工作鞭策着我向新的目标前行！它像一块处女地，让我们这些从不同工作岗位上走来的拓荒者去开垦。

当时的哈尔滨电视台，是全国仅有的三座电视台之一。我所在的文艺组有五名同志，每人每周至少要采编一次节目，此外还要兼做些其他工作。那时候，每天的播出除了一部影片之外，占节目数量较大的就是文艺节目，因为没有录像，不论什么节目，全都在一个不到百米的演播室内直播。每次节目的完美播出，都是全台同志团结、合作、互助、奉献的结果。每当播出的时候，大家不管有没有自己的节目，都必须在场，并按当天播前会定下的任务，各负其责，去完成许多无名的工作，如接送演员，换翻字幕、图片，配合美工更换布景，帮助摄像员移动机位等等。当时的口号是：“人人要做多面手，哪里需要就去哪儿！”1961年，我到电视台后编导的第一个小品是《寸金难买寸光阴》。准确地说，我只是编辑，导演是马青同志。这个小品大意是：星期日野游时，少先队组织了一次种葵花活动，号召小朋友们爱惜春光。这个节目的少先队大队长由红孩子剧团的毛凤云扮演，场景是由美术组阚立勋同志设计制作的公园一角，他用纸画成树丛，贴到蓝色天幕上，上边又贴了几块棉花，就成了蓝天、白云。前景用盆花堆积起来，便成了一个美丽的花坛。播出后，大家反映很好，也引起了我对制作电视节目的兴趣。从此我便踏入了电视艺术的门槛。

艰苦的生活锻炼了我们的意志，事业上的拼搏坚定了我们的创业精神，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求索，争取和新兴的电视事业同步成长。1961年，我编导了第一个音乐故事《聂耳和老木匠》，这个故事是根据《中国青年》杂志上刊登的一篇文章改编的，由黑龙江广播艺术团演员常江扮演老木匠，迟学谦扮演少年时代的聂耳，当剧中人物吹响竹笛时，悠扬的笛声和着潺潺的流水，千姿百态的花、草，在微风中伴舞，这些画面，都是用风景画、照片和旧影片挑选剪下的素材组成的，人物的表演和景物的交替切换，扩大了表演空间，丰富了表演形式。

1962年，我在电视里试着办了一次名家名曲介绍。我利用中央台的录音陕北秧歌剧《兄妹开荒》，请黑龙江广播艺术团演员熊林、常江为录音配表演，他俩不辞劳苦，反复排练，终于对准了口型，播出时收到理想的效果。

电视文艺和舞台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是当时电视文艺节目的来源之一，如果把舞台剧进行再创作，搬进演播室，播出效果会更好。1962年，我把喜剧《木匠迎亲》从舞台改编搬进演播室，从剧本的结构、现场调度、人物表演、都按电视的表演手段作了较大调整，打破了舞台三堵墙的限制，扩大了时空范围，加强了喜剧效果，播出后会有一种全新的感觉。

我执导的第一个电视剧《红柳歌》播出时间是1963年，是由我和徐士惠同志共同编导的。该剧歌颂了一个从城市来到山区的青年，当了一名铁路小站的信号员，像一棵红柳树那样，战胜了酷暑严寒，在艰苦的环境中，也战胜了自己，扎根山区的故事。为了编导好这个电视剧，我和徐士惠到铁路上的几个搬道房熟悉生活，积累素材。当时没有录像设备，所有的戏都在演播室内搭景直播。美术组组长阚立勋同志也经过实地体验，拿出制景的方案，他一个人忙碌几个昼夜，绘制成多块景片，利用不足百米的演播室，布置了几个景区，播出中只能根据剧情的进展，更换用过的布景，装好下场戏的景片。为防止在换景和播出时推拉摄像机出现杂音和杂画面，经过多次带机排练，总算顺利地播出了。这个戏的演员由哈尔滨市工人文化宫戏剧组的教师和学员担任的，服装道具也都是演员们自己解决的，从排练到播出没有演出带，没有供给一顿饭，他们都毫无怨言。

如今时过境迁，展望万顷良田，有谁会想到刨下第一镐的拓荒者；当万丈广厦拔地而起，有谁能看到底下的基石！然而没有那沉重的一镐，就没有今日的丰收，没有一块块深埋地下的基石，大厦很难竖立在地平线上。

我们是拓荒的一代人，是普普通通的一群，忆往昔我们无怨无悔，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把青春和热血奉献给了祖国的电视事业。

（作者杨桂荣原为黑龙江电视台文艺部主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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