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蓟门决策】蔡鑫：中国可能一开始就没必要搞计划生育

蔡鑫：中国可能一开始就没必要搞计划生育蔡鑫：过去我对计划生育有着深深的歧义，我在2000年到国外学习，我才看...



蔡鑫：中国可能一开始就没必要搞计划生育

蔡鑫：过去我对计划生育有着深深的歧义，我在2000年到国外学习，我才看到原来还有不同的说法，还有学者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提出了质疑，一开始觉得质疑不对，中国就是人口太多，但是越仔细看越不对，发现这种说法非常有道理，尤其是嘉里·贝克尔拿诺贝尔经济学奖时说，人的生育行为是本性的，人不等同于动物，能生就经常生吗？我们一定要考虑我们能不能养得起，能不能教育得起，房子能不能买得起才会进行生育。所以我们全面控制人口增长，不给生，一胎化，实际上缺乏深厚的学理依据。那是第一次给我一种醍醐灌顶的冲击。从那里以后我也做一些研究。

首先从几点上来佐证易老师的说法，当年看到易老师的书时，只能在网上读，还好放在了网上TR论坛，我基本上99%同意易老师的观点，那1%待会儿讲。

首先第一个，其实中国一开始可能就没有必要搞计划生育。1955年女性生育率是6.26%，但是1980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人口自然生育率已经下降到2.245%，从今天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很正常、健康的水平，就这个水平保持住，人口世代更替、总量不增不减。所以实行计划生育之初时，我们的人口生育率已经显著下降，1990年是2.17%，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是1.22%，这个数字出来之后，所有的人都震惊了。计生委一看不行，大笔一挥，1.2%改成了1.8%，有很多“黑人”没有统计进来。我们连人口普查的数据都不信，信一个我们自己估算的数字1.8的生育率，那我们做这个普查干什么？全国投入几百个亿，数百万人来做一个人口普查，基本数据都给动了，我觉得这根本不是所谓的科学精神，完全是反科学精神。所以当年我们可能就没有必要做这个。

而中国未来的总量是多少？中国人口的总量不会到14亿，人口总数应该在2020年以前，可能是13.9亿，然后就要调头往下走。既使现在放开二胎，短期有一段抢生的70后，我相信很快就会下去。因为实际上有一个叫生育陷井的概念，人口生育低过1.5%之后，再反弹回来很难。很多发达国家其实不是担心人太多，是担心不生孩子，所以大量促进生育的政策。比如说日本，人家有促进生育委员会。俄罗斯女性的产假可以到三年半，干什么？鼓励生，就是鼓励生也不见得生。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放开二胎人口就会回来，其实不是这样的。就像几年前以为放开单独，生育率会回来。耽误了时间，错过了全面放开二胎的几年时间。等到现在以为放开二胎够了，再过五年看发现不行，回不来。一次一次的错过改变的时间，所以这是我们现在仍然要强调这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很多发达国家的例子摆在前面，让人不生孩子容易，让人生孩子很难。

再一个是关于老龄化问题，这个问题在将来确实会给我们的社会福利带来很大的冲击。老龄化可能会使得我们老无所养，所以这也是需要我们现在高度重视的。

还有一个是国家安全的问题。咱们东北当年列强环绕之中，东北仍然是中国的，从来没有分割出去，因为我们有人。如果有一天中国人口掉到10亿以内，而周边国家人口纷纷增加，将会对地势安全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其实一定程度上，西方世界，也包括联合国，对中国人口严格的一胎化政策长期持一种默认的态度。其实大家想想应该知道是为什么，中国自己控制人口，给世界人民腾出生存的空间，这是他们愿意看到的。讲到老龄化，还涉及到文明的问题，中国两千年以来真正意义上的拐点可能出现在未来的二十年间，因为传统的中国人口增长还是一种高出生率、较高死亡率的模式，中国历朝历代、农耕文明时代，战争、饥荒可能导致人口锐减，但是很快会反弹。这一次中国人口真正的拐点，目前可能看不着反弹的希望在哪里。日本掉下来之后弹起来了吗？其实没有。韩国也非常忧虑他的人口问题，韩国人口2013年突破五千万时，韩国举国欢庆，作为韩国一个重大节日，庆祝韩国人口突破五千万，他会觉得人口是负担吗？人口是经济增长的要素，是国家最最重要的主，人都没有还有什么？所以人到底是积极的还是负面的？这个不止在生育问题上，在社会政策、社会福利上，要转向政策的人文观，真正以人为本。科学的决策要围绕着人的需要，本着人本主义精神，不能只是看到科学本身。

蔡昉的预测为什么出了这么大的问题？我看了一些他们研究的相关数据。传统中国的人口学界不缺乏复杂的统计模型和理论，一般人看都看不懂，一看都绕晕了，最后拿出来一个数，就这个了。很多学者认为，只要放开单独，一年搞不好四千万都生出来了，放开双独就完蛋了。怎么可能？他们相信生育意愿，有的大牌学者做中国生育意愿调查，问一问婚龄人口，你想生几个孩子。如果有人问我，我说我可能想生五个，一般人说我想生三个，就当真了。生育意愿能够等同于生育行为吗？完全是两回事。

易富贤：日本生育意愿长期在2.4，但是生育率只有1.4。韩国也长期作2.0以上，但是实质生育率是1.1左右。

蔡鑫：我们的学者说中国的生育意愿达到2.5以上，因此，一旦放开二胎全部要生两个。意愿是意愿，我的意愿还想在北京买三套房子了，但是能买得起一套就不错了，所以还是缺常识。恰恰我们的学者不应该缺常识。

我们决策在什么层面上做决策，有一些东西我们应该有敬畏之心，我们要承认我们人类的理性有可能是相对不足的，不管是哈耶克讲致命的致富也好，政府在有些地方确实要承认我们可能不了解，确实缺乏能力去干预，要有敬畏之心，人口生育问题是国家根本的问题，一定要允许人们讨论，一定要允许不同的声音。不可以再犯类似的错误。因为我们的民族国家经不起这样的折腾，在你不能确定之前，较小地进行人为大规模的政策。什么叫科学的精神？就是承认我们有所不足，这是科学的精神。人类的理性是有边界的，有些东西我们可能真的不能做。我们对人本身应该有所敬畏。所以科学和理性的位置在哪里？我们政府的决策应该怎么做？政府的公共管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其实现在我身边的很多人，70后早期的一批人，现在要生可能还来得及，但是经济、房价摆在这里，大家不敢生。房价又这么贵，包括0.7的土地面积承载着全国的城市适育人口，这也是值得我们拿出来好好讨论的一个话题。

主持人：谢谢蔡老师，蔡老师讲得非常好，对我们这个时代有很高的使命。易老师有什么要回应的吗？

易富贤：刚才李教授讲的给了我很多的启发，中国人口政策为什么走到目前这种尴尬的局面？当时的计划生育是一票否决制，学术上也不争论，导致很多声音长期被有意无意地掩盖起来了。如果当时大家都来讨论的话，就不一样了。当时就是少数几个学术界开几个会，就把十多亿人口的命运决定了。所以我们今后如何地讨论我们的土地政策、人口政策和其他相关的政策，一定要允许有一定的讨论。我们这个决策体系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今后关系到我们重大的决策上，要吸取这个教训，要有多学科参与。比如说鼓励生育，经济政策涉及了很多的老百姓权益，经济学界怎样制定政策，让父母投入有回报。为什么西方国家生育率那么低？就是因为小孩子靠父母回报社会，所以越养越多越亏本。西方国家小孩的经济制度是有问题的，古代的人口为什么可以繁衍下去？因为古代父母对小孩子就是慈爱之和，对小孩子投入，最后能有回报。包括物质和精神上的回报。但是社保制才几十年的时间，美国说2018年开始，经济这么充裕了，经济学界才能广泛讨论如何对父母有回报。还有能力体系，美国的生育率能够达到2.0%左右，有对堕胎的限制。美国是比较严格限制，如果美国的怀孕有51%的怀孕是意外怀孕，这在中国可以叫堕胎的话，美国的生育率也会下来。俄罗斯的生育率从1999年的1.16%提高到2015年的1.78%，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限制堕胎。限制堕胎有很多人力学、法学参与，还有人口结构对经济、国防安全、国际关系的影响，又需要其他学科的参与。如果鼓励生育，我们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智库了，很多学科参与。像盲人摸象一样，这个摸到腿，这个摸到侧面，如果整合综合起来，我们就知道是一个大象，从人口政策的失误可以看到所谓重大决策所需要的一些改善方式。

主持人：我们应该开门决策，更多的讨论认证，有更多的人参与到决策中来，重大的影响整个社会，甚至民族前途的决策。如果是闭门、拍脑袋型做的，效果就不一定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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