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童年的时候
那些从皋头根儿摸爬滚打出来的孩子们，却一茬接一茬，个儿越来越大，心越来越野，走得也越来越远。...
那个村子的后面是两道黄河故堤，我们那儿叫皋头。没有人知道它的起点，也不知道到哪里结束。小时候，从村里老人那里知道了朱元璋跑马修堤的传说，说朱元璋的马跑到哪里，皋头就修到哪里。
我一直很奇怪那条皋头的土质。因为两道皋头中间的土质是淤土，那是黄河改道时淤积的，很粘但肥沃；而南皋头下，小河南岸是白花花的盐碱地，板结而贫瘠。五十年代改造土壤，才种上了大片的梨树。无法理解的是皋头本身却是非常松散的沙土，连绵数百里上千里的高达3-4米的堆土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会对这里的土质感兴趣呢，因为我们那里的孩子，小时候都是用这种沙土来包裹的。
在童年的时候，每一个孩子脑子里都有十万个为什么，可能都问过一个问题：我从哪里来？我们那里的母亲们几乎商量好了似的告诉自己的孩子，你们是从皋头根儿刨来的。那时，没有一个孩子怀疑，包括我。我亲眼看过母亲把我刚出生不久的弟弟放在铺着沙土的襁褓里。
皋头根儿有一个个的洞，是母亲们取沙土留下的。她们把沙土带回家，用箩筛好，去掉杂质，夏天就铺在塑料布上让阳光暴晒，而冬天就在屋子里拢上一堆火，用余烬把鏊子烧热，然后把沙土摊在上面。等沙土热了，母亲们就用柔软的布把沙土包好放在襁褓里；有时候来不及热，就放在自己的胸前捂着，等凉热正好了，再把婴儿放在上面包裹起来。尿湿了再换，很方便，一点不伤孩子的皮肤。那时给孩子更换的尿布根本没有几块，母亲们的衣服还常常是打着补丁的。所以我们那里的孩子，当年都是在铺着沙土的襁褓中长大的。
北皋头上，从东到西全是李子树；正对着我们村子的那段南皋头，大概有三里地长，西头有几株李子树，中间长满杂树，有家槐，最多的是洋槐，还有土桃子树（结红毛果子的那种构树），最东头向阳的坡上种满桃树，下面小河两岸是芦苇，河里是孩子们永远也逮不完的各种野鱼。你可以想象一年四季那里该有多美。但在那些艰苦的岁月，这一切完全失去了审美的意义。因为连它们也成了填饱肚皮的指望，成了救命的东西。洋槐花、家槐豆子、图桃子甚至那些槐树叶都是用来吃的。姐姐说，她小时候曾经在皋头上钩洋槐花，最后饿晕在那里。因为低处的都被人够了去，高处的够不到，要爬树花费很多力气。
现在南方很少能看到洋槐树，在杭州时从来没见过，在南京拉贝故居我第一次见到洋槐花时，那份惊奇，那种贪婪的眼光，真的无法言说。直想扯一把塞在嘴里。每当洋槐花开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念故乡皋头上从西到东，开得满满当当的洋槐花，想当年母亲做的煎洋槐花的香味儿。
皋头半腰上的树林里，有唯一的一间小草屋，那是老青皮爷爷看庄稼住的。他一辈子没娶媳妇，就是喜欢小孩子。屋子后面，有几口生产队里的红芋窖，很深的竖井，储存的那些红芋是来年的种子。那可是那年月人们的命根子。小屋前面正对着的是我家的一块菜地。母亲有时做了什么有点油水的饭菜，会给老青皮爷爷带点过去。老人最喜欢我母亲做的杂面烙馍，有时我会拿烙馍跟他老人家交换我想吃的东西，比如他锅里的草鱼喝饼。孩子们从河里抓来的小鱼会送几条给他，老青皮爷爷用它们烧鱼汤，然后拍一些小面饼放进去一起煮，虽说没有几滴油，但很好吃。
大雁南飞的时节，孩子们分工合作，在皋头上挖一些地窝子，从堰里地里搞来玉米棒子、豆子、红芋，找来干树叶、树枝，放在一块儿烧，一会儿各种香味不断传来，没等完全烤熟，孩子们便你争我夺，吃得那个香啊。一个个抹画得一头一脸，像黑嘴鼬子似的。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笑得直打滚。吃饱了就来撂铲把，谁能把铲子掷出去立在地上，谁就赢了，谁的是趴倒驴谁就输。奖品是孩子们预先割好的一把把的草。等孩子们摸树猴、捉迷藏累了，村里的炊烟就该升起来了，母亲们在村头的呼唤声也开始此起彼伏。谁割的草少，或者输掉了些，这时就胡乱扯几把树枝放在草下面，这点把戏，大人还能看不出来，但只要猪羊有草吃，也不会说什么。孩子们收拾好装猪草的杈子，驼着夕阳，说笑着，往家回……
黄河早已远走，皋头也只剩残留的几段，几近消失，母亲们也越来越老，有的早已等不及孩子回家的脚步，埋骨在故黄河岸边的泥土里。那些从皋头根儿摸爬滚打下来的孩子们，却一茬接一茬，个儿越来越大，心越来越野，走得也越来越远。
我知道，每一个离家的孩子，身上都还有皋头上那沙土的味道；每一个人的梦里，都还有炊烟在故黄河岸边袅袅升起；每一个孩子心底，都还有一首最温情的歌从来都没有停息：在我童年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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