兜底儿网名帖大全: 273 三国吴《葛祚碑》_【兜底收藏】

《葛祚碑》，三国吴碑刻。高117厘米，宽74厘米，圭首有穿。原位于江苏句容县城西门外五里梅家边石碑冈，196...

《葛祚碑》，三国吴碑刻。高117厘米，宽74厘米，圭首有穿。原位于江苏句容县城西门外五里梅家边石碑冈，1965年生新发现，现藏南京博物馆。

《葛祚碑》最初由清代学者孙星衍发现，因无碑文，仅有题额“吴故衡阳郡太守葛府君之碑”三行十二字，碑石已碎裂，公存额字而已，故亦称《葛祚额碑》。石在句容（今江苏句容）。

考其碑额，葛府君当为葛祚。清乾隆间孙星衍访得，云：“楷书之见于法帖者则有程邈最先，然不足信，其见于碑碣，殆始于此，良足定也。”见《金石萃编》。缪荃孙云：“正书始于齐梁之间，吴时未尝有此。”又据《句容县志》卷五“丘墓”条云：“衡阳太守葛祚墓在县治西北五里”。

综以上述，可知葛祚之碑有二通，其一立于衡阳，为衡阳百姓为葛祚所立颂德碑，碑文曰：“正德祈禳，神木为移”。其二为立于葛祚墓前之碑，或即孙星衍于句容城西门五里梅家边发现的《葛祚碑额》，其地与《句容县志》中“葛祚墓在县治西北五里”的记载颇为符合。

《葛祚碑》为十分成熟的楷书，故其发现以来，便有学者提出质疑，如缪荃孙《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即将《吴衡阳郡太守葛祚碑额》纳入到南朝“梁”下。柯昌泗《语石异同评》亦因“字体不古而碑式甚古”疑为重刻。但与之相左，即认为《葛祚碑》真实可信的也不在少数，除孙星衍、钱大昕外，今人商承祚先生在参与“兰亭论辩”时，亦曾引据《葛祚碑》而证东吴已出现楷书，进而论证《兰亭序》生发于东晋时代的必然性。

葛府君名叫葛祚，字元先，句容人，生前任过衡阳郡太守之职，死后葬于句容城西约五里地的古石六村，今洪武路与文昌西路交岔口的七星堆遗址公园。专家考证:这一区域为东吴至南朝的墓葬群，葛祚墓埋葬的年代约在东吴凤凰元年(272年)前后。1999年，这一遗址被列为镇江市文物保护单位。

宋代李昉《太平广记》中有“移槎去民累” 的记载。传说那时的衡阳郡境内，有一个大木筏子横在一条江的江水中，如妖怪一般兴风作浪，一些过往船只被颠覆沉没。老百姓没有办法，便为它修一座庙，过往行人向它祭祀、祈祷，那木筏子才沉下去，否则浮在水面上，过往的船只便会遭殃。葛祚将离任时，准备好斧子，要除去这个祸害，在临走之前为民解除这一忧患。动手前夜，听见江中人声鼎沸，有很大的声音，葛祚带人去看，只见那木筏子竟然自己移动，沿江往下游飘浮了好几里地，停在一个湾子里。从此，过江的船就再没有危险了。衡阳的人为葛柞立了块碑纪念他，碑上写着：“正德祈禳，神木为移。”《乾隆句容县志》记略:“吴葛祚，任衡阳郡太守，郡境有大木筏横水为妖，百姓为之立庙，行船过此若去祷祠，木筏乃下沉不见，木筏上浮则船破坏。葛祚将去官，备大量斧凿工具，命人前往砍伐木筏。第二天夜，庙保及左右居民，闻江中有人声汹汹非常，感觉很怪，早晨往看，大木筏则顺江飘移数里，驻于湾中。自此，行船过渡既无患。衡阳人美之，为祚立碑，以颂其德”。

(元)张铉撰《至大金陵新志》载:“葛府君墓，句容县西七里有碑及石门”。说明这个时期，葛祚墓的遗迹保存的很好。

乾隆五十一年(1786)，阳湖人(今武进市)观察孙星衍字季逐，号渊如。好山水之游，金石之学。于金坛九里镇拓得孔子延陵十字碑，又于句容寻访得三国《吴葛府君碑》。葛府君碑出土时已碎裂，碑文风化严重不可辩识，碑头形似圭首，碑额可认“吴故衡阳郡太守葛府君之碑”十二字。(清)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云“吴故衡阳郡太守葛君之碑。碑高一尺八寸五分，广一尺二寸五分，三行，行四字，正书”。《光绪句容县志》-金石中:“吴衡阳郡太守葛祚墓额，正书今存。〈吕府志〉云:葛祚碑额，正书，钜刻屹立句容城西梅家边。按额书方径二寸五分，碑文漫灭不可辨，碑长六尺，宽二尺，厚六寸，首锐中穿，俯立不仆，石纹斑驳，奇古可爱”。

孙星衍《葛府君碑额》作记:“楷书之见于法帖者则有程邈最先，然不足信，其见于碑碣，殆始于此，良足定也。”康有为撰《广艺舟双楫》，称《葛府君碑额》:“高秀苍浑，殆中郎正脉，为真书第一”。此碑出土，说明东汉末年，楷书已经出现，只是没有广泛普及。书写风格已不见“蚕头燕尾”隶书的笔画。清后期，《葛府君碑额》被书法界誉为“楷书鼻祖”。句容文史学者陈世华先生评价此碑:“ 笔法圆劲厚道，起收笔藏露有度，结体方正端整，已具备了楷书体的多种特征，成为完备的楷书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