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周建人都携情人同居景云里

哀大莫如心死。可怜的小脚朱安，作为弃妇和周家的用人，从此沉默了。...



鲁迅三弟周建人，在鲁迅到上海定居时，已在上海工作居住了四年。

鲁迅与二弟周作人，曾经在日本留学多年。1906年，鲁迅回绍兴娶了朱安之后，新婚第四天，重返日本。那时周作人已爱上了一个日本平民家庭出身的姑娘羽太信子。羽太信子原本是周家兄弟和另外三个留日学生聘的女佣。羽太信子对周作人的细心照顾，消弭了家庭出身、才学、容貌的羁绊。1909年3月18日，他们二人在当地注册结婚。周作人把羽太信子带回绍兴后不久，又应信子的要求，赶到上海将他的小姨子芳子和小舅子重久接到绍兴。

那年芳子十五岁，鲁迅的三弟周建人二十四岁。在一个院里住，一个锅里吃，日久生情，无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二人就结成秦晋之好。绍兴城里，居然发生了一对绍兴亲兄弟娶了一对日本姐妹花这样的事情。

1919年，周家卖了绍兴祖宅在北京八道湾买房，修葺一新后，周家搬到北京，其乐融融地过起舒适、安逸、富足、体面的日子。

芳子与周建人的婚姻裂痕，始于周建人独自离开北京四合院去上海工作。开始芳子以身怀六甲为由，不随丈夫到上海。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前，周建人曾回京省亲，再次提出接芳子母子去上海，过自己的小日子。芳子不愿离开姐姐的细心照料，去人生地不熟的上海，过一切由自己操办的苦日子，仍不答应丈夫的请求。等兄弟反目，鲁迅搬出八道湾在西三条另购了小院，周建人又回京探亲。鲁迅搬出已显空落的八道湾，周建人不希望他的妻儿还寄人篱下，由二哥二嫂照顾。过丈夫出门工作，老婆在家侍候，女儿在膝前打闹，是他向往的生活。芳子想得倒也简单：中国不是有句古诗吗，只要两情相悦，又何必朝朝暮暮长相厮守。于是说，夫婿，我从日本搬到绍兴，又从绍兴换到北京，如今再让我去上海，我不愿折腾了，有婆婆照顾，有姐姐、姐夫帮助陪伴，这样的日子挺好。

周建人只好孤身一人登上经由天津去往上海的火车。望着车窗外夏日里无尽的绿色庄稼，他陷入无尽的烦恼。自己怀着万丈豪情和一腔自尊，到上海闯天地，开始是何等艰辛和孤独。自己能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虽称心如意，但初到大上海，需要租房、吃饭，未上班，是领不到薪水的。兄长给的盘缠、母亲塞的私房钱，不足以支撑生活。在他已感拮据的时候，想起了章锡琛，是绍兴老乡，又是大哥在绍兴山会师范学堂教书时的学生。他正在上海主编一本《妇女杂志》。

章锡琛见周建人来找，听到乡音，他很高兴，爽快地邀请师长的弟弟住到自己在宝山路宝山里的家里去，并一起编《妇女杂志》。这对周建人来讲，不啻雪中送炭。

商务印书馆的老板王云五，中国近代著名出版家，是位深谙经营、善于管理的专家，上海最早引进外国考勤机的人，就是他。不分亲疏、不管级别，在考勤机面前，人人平等，奖金的发放扣除，一切凭记录。这也养成商务印书馆的好风气。

周建人比起二位兄长，原本就老实乖巧，工作时当然不敢懈怠。他在商务印书馆里是年轻后生，级别最低者之一。每到发薪水，拿到六十元钱，就很高兴，自己留下少许零花钱，大头寄给北京的家用，一小部分寄给芳子零用。自己生活工作苦点儿，没什么，但那漫漫长夜里，寂寞是怎样啃食着一个只身在外的孤独的灵魂啊……

回到上海，繁忙的工作淹没了周建人的烦躁心绪。

章锡琛办《妇女杂志》，广结上海各界朋友，浙江绍兴人居多，每天家里总有名流进进出出。当时的女界名人、作家如陈学昭、蒋光赤夫人吴似鸿等皆是章家的常客。

陈学昭与周建人很熟，是常往来的朋友。陈学昭在《回忆鲁迅先生》一文说：“一九二五年八月间罢，在北京，我第一次见到鲁迅先生，那是孙伏园先生领我去的。‘三先生的好朋友来了’，他们这样说着。作为三先生（周建人先生）的好朋友，我被招待着。”

有一天，有一位年轻俏丽的女子，走进章家，见到周建人，唤了声“周老师”。见周老师怔在那里，她笑了，说：

“我是您在绍兴明道女校教书时的学生，俞芬的同学呀。”

周建人这才记起，从八道湾迁出的鲁迅，暂无处栖身，是俞芳姐妹把自家砖塔胡同的房子借给鲁迅居住，他去砖塔胡同见鲁迅时，似乎还见到过她。

让他惊奇的是，眼前昔日穿着女校服的豆蔻年华的女生，如今已成为风韵十足的女人。她叫王蕴如，在江苏靖江县小学当教员。这次邂逅，竟碰出了感情的火花，很快燃起恋爱的烈焰，然后是顺理成章地步哥哥鲁迅的后尘，以爱情的名义而非法律的名义同居，他们在上海景云里十号租了房。

鲁迅和周建人虽各自都有了外室，婚姻已名存实亡，但他们还必须在法律、传统和道义的约束下，继续供养他们的法定妻子朱安、芳子及孩子。

鲁迅是在周建人与王蕴如同居一年后才知道的。都有婚外情，都是师生恋，都是金屋藏娇，彼此自然有一种惺惺相惜。查《两地书》，鲁迅一次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建人与我有同一之景况，在北京所闻的流言，大抵是真的。”

此番鲁迅携许广平到了上海，周建人与王蕴如的女儿已八个月大了。兄弟相见，自是分外高兴，与许广平相见，也感慨良多。

鲁迅来上海，是在此定居还是重返北京，他和许广平还没拿定主意，于是暂时下榻共和旅馆。周建人建议大哥，还是找个像样的房子住舒适，你每天写作也安静。鲁迅思量一番，觉得三弟的话有道理，就托周建人找房。

周建人的住所景云里十号，离位于宝山路他工作的商务印书馆不远，街道整洁，房舍精致，是文化名流聚集而居的地方，像茅盾、叶圣陶等都住在这里。正巧，景云里二十三号的房子准备出租。

鲁迅携许广平去看，见楼房还算宽敞整洁，可作书房的那间，有扇很大的窗子，光线充足，便择日搬了进去。从此，鲁迅与许广平的同居关系，也不再刻意隐瞒了。

消息不胫而走，自然传到北京西三条周宅。老太太鲁瑞心里窃喜，却不形于色。而老实的朱安，那颗一直惴惴不安的心，终于跌落万劫不复的深渊，她怅怅地说：

“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

“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的。”

哀大莫如心死。可怜的小脚朱安，作为弃妇和周家的用人，从此沉默了。

倒是人们谁都不待见的周家二太太羽太信子，见事不公，很仗义为朱安鸣了不平：

这原本不关我的事，我就是看不惯他们合起伙来欺负可怜的大嫂朱安和妹妹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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