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书院文化对当今教育的意义(上)

 

据媒体报道,今年6月24日上午,著名元史专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张帆教授,在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讲坛,做了一...



据媒体报道,今年6月24日上午,著名元史专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张帆教授,在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讲坛,做了一场题为“从文化史角度看元朝对中国历史的影响”的讲座,吸引了两百余名观众来到现场听讲,其中还有专程从外地坐飞机赶来的“历史迷”,这场讲座受欢迎的程度可见一斑。那么,什么是古代的“书院”呢?古代书院的文化经验,对我们当今的学校管理,有什么启发呢?



一、书院:古代的“私立学校”

一般而言,古代的书院,往往是由民间私人创建并经营管理的、具有民间或半民间半官方性质的聚徒讲学、研究学问的文化教育机构。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书院”起源于唐代,当时有两种:一种是由中央政府设立的用来收藏、校刊和整理图书的机构,如唐玄宗时期在长安和洛阳设立的“丽正书院”和“集贤书院”。这种书院虽然和后世的书院在性质上并不相同,但其出于皇家设立,提升了早期“书院”之名的品味格调和影响力。于是,一些官员在致仕返乡之后,也将自己藏书治学的场所称为“书院”。这样,书院从朝廷走向了民间。这就是唐代的第二种书院:民间的个人读书、治学的地方。在《全唐诗》中,就出现了十余种以个人的名字命名的书院,如李泌书院、赵氏书院、杜中丞书院等等。这些书院在严格意义上也和后世的书院不同,但已经蕴含了一般“书院”的三种因素:私人性质、文化内涵和多设立于优美的自然环境之中。

古代书院的正式形成和兴盛是在宋代。首先是数量的上升。据白新良先生的《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统计,宋代共有书院515所,其中可以确考为北宋的73所,南宋的317所,另有125所书院尚不能确定为北宋还是南宋,可统称为宋代书院。在宋朝初年,就已经出现了至今仍然声名远扬的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和石鼓书院等。而比数量的上升更为重要的,是宋代的书院不再仅仅是个人读书治学的场所,而是面向社会进行文化教育活动,并形成了完整的教育制度和鲜明的文化特点。书院设有山长、洞主、院长或堂长,由德高望重的学者担任,负责书院的组织管理和教育教学工作。在教学内容、师资管理和生徒管理等方面,宋代书院都有一整套成熟的规章制度。此外,一些著名的书院,在朱熹、陆九渊、吕祖谦等理学大师的努力下,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一般学校的功能,而成为当时的文化重镇,立于时代思想文化的潮头,担负着刊刻图书、藏书、研究、探讨和传播思想文化的功能,对历史和后世影响深远。

在元代到清代,书院随着历史的起伏持续发展,时而因战乱或官府的禁止而陷入低谷,时而又因朝廷的鼓励而被纳入官学化的轨道。但其基本的规制特点,没有超出宋代书院所形成的固有体系。

历史证明,书院教育是官学教育的有益补充。很多人才都出自书院。以文章开始时提到的岳麓书院为例,古代、近代的一些声振寰宇的人物,如王夫之、魏源、曾国藩、左宗棠、熊希龄和杨昌济等,都出自岳麓书院。也正因为如此,古代的书院,并没有随着传统教育体制退出历史舞台而黯淡下去,它包含着中国文化和教育的宝贵的历史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可以焕发出夺目的光彩。比如,当今的学校教育,就可以从古代的书院文化里,汲取一些经验。



二、以自然美景陶冶学生的心灵

古代著名的书院,多选址于山林名胜之处,自然环境十分优美。如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庐山五老峰南麓,岳麓书院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山风景区,嵩阳书院位于河南登封太室山,等等。古代书院在美丽清幽的自然环境中,再建造优美雅致的建筑群,仿佛在尘世喧嚣之中的一座座世外桃源,作为读书教学、探讨学术的场所。

这种特点,受到的是禅林名寺多选址于名山美景之中的影响,更是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在教育空间上的反应。“天人合一”思想认为,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的精神和身体状态,与自然环境的昼夜、冷热、躁静、时序交替等一一对应,会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因此,身处美丽清幽的环境中,非常有益于学生和教师心灵的陶冶,使他们能心境平和地体味圣贤之道,学习文化知识,由此养成健康的身心。

现在,我们的小学和中学,大都不再能够选择在名山名胜之地。但是,古代书院重视自然美景作为教育环境的思想,是我们应该坚持下来的。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校园“毒跑道”事件,给很多学生和学校都造成了不小的损害。这样事情的发生,固然和该产业的监管缺失有关,但其思想根源,是我们的教育决策者在“怎样的环境对培养学生是有利的”这个问题上的偏差,盲目追求所谓学校硬件的“升级”。而所谓“升级”的标准,却忽视了以人为本、以学生的身心健康为本的观念。那么,什么才是学校硬件真正的升级呢?学校是育人之地,学校里所有的因素,都应该有利于学生的成长。我们需要回到传统的重视大自然的学校环境构建观念中去,用心营造一个个自然的、绿色的、美丽的、环保的校园环境,让我们的孩子们也能在绿草如茵、绿树成行、鸟语花香中读书和游戏。这才是真正的“升级”。而对一切违背自然、违背孩子们天性的东西,要加以彻底的反思;如需将其引入校园,则要格外地谨慎,建立极其严格的监管制度,注意它可能带给学生们的损害,并尽可能地使其接近自然。相信在美丽的自然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会有着更加健全的心灵和更加健康的身体。美丽校园、健康校园,才是我们所需要的。



三、人格的培育为学校注入灵魂

书院教育是古代官学教育的有益补充。那么,书院教育的精髓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致力于培养学生的人格。

古代的官学教育,也往往是和科举应试、仕途为官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有着突出的功利性、工具性。而教育的本质、教育所应该追求的至高境界,不仅仅有功利的一面,更有着人文性的一面,即培养学生的人格,包括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等等。人格之培养为“体”,具体的应试、做事技能为“用”,体与用不可分。而官学教育由于其突出的功利性,常常过于强调“用”,而在人格培养、即“体”的方面有所缺失,其结果是亦不得其“用”,体用两失。比如在北宋被金人灭亡之后,一些出自官学的学生,在国家山河破碎之际,竟然全无民族意识和家国情怀,单为一己私利,见利忘义,争相为金人侵略者服务。对北宋官学之失败的反思,成为南宋书院繁盛的一个契机。

其实,早在北宋初年,著名学者、教育家胡瑗在讲学时,就已经注意将体和用结合起来,力求“明体达用之学”。他首创了分斋教学制度,设立“经义斋”和“治事斋”。学生在“经义斋”主要学习儒家的五经,意在通过经典的品读,涵养心性、培养社会责任感,塑造一个人才的精神格局,属于人格教育。“治事斋”则分为治民、讲武、堰水和历算等具体的科目,学生需要选择一科为主,再兼选一科为辅,这是工具性的教育。这样,就将“明体达用之学”的思想落实到了教育制度上。此外,胡瑗还组织学生走出课堂,到远近地区去考察社会现实,游览名山大川,开阔学生视野,这也是对学生人格器局的培养。在胡瑗的学生里,出现了一批体用兼备,学有专长的人才。胡瑗曾在今江苏省泰州市创办“安定书院”,后讲学于苏州、湖州等地,所以他的这种教学法,被后世称为“苏湖教法”。

从此,体用兼备成为宋代书院教育的重要特点。如元代著名理学家吴澄曾用“讲道”和“读书”两个词,来概括岳麓书院在宋代的特点。“讲道”即是以儒家、理学的形而上之“道”,来培养学生的弘毅之“士”的人格。可以说,“讲道”即人格培育,为“读书”的文化知识教育画龙点睛,注入了灵魂,也是书院教育的灵魂之所在。

那么,古代的书院是怎样“讲道”的呢?这突出地体现在教育目标的设定上。南宋理学大师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又称《白鹿洞书院学规》,是他在淳熙七年(1180)为白鹿洞书院制定的,作为书院中诸君共同遵守的规范。在这篇《学规》中,朱熹明确地指出,我们上学受教育的真正目的是“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即要培养自己健康的、健全的人格,适应社会生活,并在社会生活中有积极的作为,而不只是要写好文章猎取功名利禄。于是,朱熹将书院的教育目标设定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五教之目”,“言忠信,行笃敬”等“修身之要”,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接物之要”。也就是说,书院要培养的是能够遵守社会规则、不断完善自身人格修养、能够在社会生活中有所建树的君子。这就是传统的人格教育。后来,这篇学规被很多书院所认同和遵守,是古代书院教育思想和规则的代表性文献。



在今天,传统的伦理观念教育,已经不完全适应现代社会对于人才的需要了。但是,现代社会仍然需要人格健全的人才,需要具备一定的思想格局的人才,需要理解、遵守社会秩序和公德的人才,是毫无疑问的。从教育决策者、学校的管理者,到普通教师,能够从古代的书院教育中获得这样的启迪:要有培育学生人格的明确意识,学校不仅仅是培养应试人才甚至是应试工具的地方,学校是培育人的地方。“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格的构建并不神秘,是需要在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生之间的日常合作和交往中,加以明确的引导和实践来完成的。有了这种意识,就可以将其落实在学校的规章制度、日常管理和教学内容中。有条件的学校,还可以根据自身的自然、地理和历史文化因素,构建独特的校园文化,并通过环境、教材、班会、课余活动等各种途径,用校园文化影响学生。这种文化应当是看似超越于应试教育需要之外的,重在对于学生乃至教师的人格的尊重、陶冶和熏陶,却最终能够有助于他们达成教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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