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代人 · 梁鸿专题 乐绍池：以“乡愁”为方法 ——读《出梁庄记》
以乡愁为方法，意味着回到梁庄，回到出梁庄者的日常生活中，以同一之心、同一之情对其生活世界感同身受。以乡愁为方法，更是要恢复对乡村、对土地、对生活在土地上的人的爱。梁鸿曾经表达过希望在文学中恢复一种广阔的激情，恢复一种爱的能力的强烈意愿。...
广州：花城出版社，2013
台北：人间出版社，2015
以“乡愁”为方法
——读《出梁庄记》
梁鸿的非虚构作品《中国在梁庄》在2010年甫一发表即获广泛关注和喝彩，作品深沉地书写了其故乡梁庄，准确说，是一半的梁庄，扎在土地里而根部不断松动，日渐倾圮的那一半。两年后梁鸿推出了同样广受赞誉的续篇《出梁庄记》。《出梁庄记》把目光投向了走出梁庄，进入城市谋生的梁庄人，另一半的梁庄，流动、奔波而沉默的另一半。两篇非虚构作品合起来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梁庄故事”，更是一个“中国故事”。梁庄人以自己独特经历折射出了中国社会三十多年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巨变。 与此同时，作者梁鸿，作为观察者、记录者、书写者的身影也在字里行间时时浮动，并逐渐清晰和显豁起来。《出梁庄记》呈现给我们的面目显示了作者的情感、视角和方法。
一 微观观察术
梁鸿走访了全国各地十几个城市，探寻从梁庄外出谋生，散落在天南地北的故老乡亲，她以追踪、调查、访谈、观察、实录等方式记述下了自己梁庄乡亲在城市里的生活。梁鸿观察敏锐，然后又能以细腻的笔触呈现，尤为打眼。她的观察姿态和视线是平的，她尽可能地不高于其梁庄的父老乡亲，也不低于他们，而是以“梁庄女儿”这样同根同源的身份融入他们之中。这样的姿态和视线适宜去发现生活褶皱里的微小讯息，和被遮蔽的沉默风景。她对某些不易觉察的细节保持了充分的敏感，善于捕捉到表象之下的隐秘部分，或者说，善于把凝聚在表象之中的隐秘释放出来。不妨把这样一种观察方式叫做“微观观察术”。
梁鸿探寻、走访的是自己相对熟悉的亲人、邻居、乡亲，因为熟悉，很容易陷入熟人互动的俗套。仰仗“微观观察术”，梁鸿避免了这样的俗套。《出梁庄记》仍然延续了《中国在梁庄》以“人物自述”作为基本的叙事方式，因而梁庄乡亲的口述实录内容是整本书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梁庄人自述中的犹豫、重复、中断、转折以及语词的选用、语调的变化等都被梁鸿一一捕捉。一些关键词（如“劳动”）失落了，另一些则逐渐兴起（如“打工”），这些语词的起落兴衰，语义和色彩的变迁，无疑显示了使用者的心理、态度、感觉以及作为更大部分的社会历史的变动。除了语言交流之外，面对面互动的非语言交流同样是一种极为重要的交流。一个人的动作、情绪、面部表情和身体姿势往往泄露出更为隐秘的信息。梁鸿对此自然洞微察幽，娴熟地运用着微观观察术，重建了鲜活的现场感和同在感。
《梁庄在中国》涉及到了不同代际、不同性别、不同职业、不同学历的梁庄外出者，其思维方式、对生活的理解、情感的表达方式等都存在着或明显或微妙的差异，梁鸿洞若观火，在作品中不遗余力地呈现了这些差异及其内在的复杂性。这可能不仅仅得益于梁鸿作为一位女性作家细腻敏感的天性，更来自于她自觉的行动和写作理念。梁鸿着意书写的是“人”，具有主体性，拥有自身逻辑和性格，呈现出内在情感与生命状态的立体的人。微观观察术无疑是这种写作观念派生出来的，它善于捕捉、打开“刹那间的羞涩、无知无畏的坦率、瞬间的凶猛、不肯退去的羞耻、不愿释怀的‘无身份感’和那眉间遥远的‘开阔’”。它要求观察者时刻保持敏感和自省，保持不高不低的身位，否则就不能探测到惯常里、日常中的惊心动魄。
微观观察术所捕捉的有效信息，所发现的隐秘心理往往是日常交往中不经意而让其悄然湮没掉的部分。梁鸿以其全部的官能“触须”探入到进城农民芜杂而复杂的感受世界中去，恰恰是他们微观的感受世界昭示了更为内在的心理和精神世界。《出梁庄记》没有用大量文字进行直接的阐述和周密的论说，也没有完整地编织出梁庄者的个人生活史，但是梁鸿穿插的笔墨，传神而精确地揭示出梁庄人的心理感受、生命状态、精神感觉。
二 “充满敌意的城市”梁鸿呈现、书写出梁庄者在城市谋生的生活，但对物质生活的考察仅仅只是她的一个观测点，在外讨生活的梁庄人的内心、情感与精神生活同样得到了瞩目。梁鸿极为重视他们的身份、尊严和价值感。循此线索，我们又发现梁鸿的观察视线往往会落在出梁庄者的工作、生活空间和居住空间。
梁庄人走出梁庄，却遭遇到了逐渐“充满敌意的城市”。从某种角度说，他们和“城里人”分处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亨利·列斐伏尔早就提醒过我们，空间是一种社会关系。城市通过赤裸或隐性的态度、情感、话语、制度、权力等各个层面排挤、拒斥、驱赶外来务工者，这种排挤拒斥逻辑地生产出了那种分裂、隔绝和异化的城市空间形态，同时也生产出了这个空间里人的身份，并赋予他们形象。空间是权力实施的处所，也是权力实施的结果。进城的农民被塑造成肮脏、麻木、恶民、低人一等的形象，被视为没能达至“现代”和“文明”，是需要被清理、被整顿从而是被损害、被遗弃的部分。城市变得充满敌意与撕裂，而不是亲善与理解。
在这种关系和处境下，进城的农民自然和城市的关系十分微弱，情感非常稀薄，甚至对城市也同样充满敌意，因为他们在城市里找不到情感归属和身份归属。梁庄的外出者尽管绝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城市，他们对子女教育、未来生活规划等重大筹谋部署，却决绝地以农村老家为中心，或者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摇摆、犹豫、纠结。其原因不外乎他们的情感联系、人际关系都在梁庄——那个由亲属、邻里和友谊构成顽强联系纽带的礼俗社会、熟人社会，而寄生的城市并没有给予他们家园感，也缺乏相关的制度配置。梁鸿当然明白，从乡村到城市，从礼俗社会到法理社会，是现代文明的路径。但她反思的是，在此过程中，乡土文明所付出的代价，游离在城市的农民何以被时代所裹挟，何以成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
梁庄的外出者大都生存在城市的边缘地带，与城市应有的开阔、开明的生活和文明擦肩而过。很多人所居住的出租屋里是令人心悸的相似“风景”：低矮逼仄的空间、杂乱无序的物什、简陋不堪的生活用品。可以想见，在这种空间里，人的生活和心灵也是单调、不舒展、缺少丰富性的。他们很少余闲和宽裕，繁重的劳动和沉重的生活已经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生存尚且艰难，哪里来的余裕可以再被分出？
梁鸿对城市空间分裂和异化的感知和书写，背后存在着一个更宏大深入的视野，勾连着她对城乡二元对立，农村（农民工）和现代化进程矛盾关系的思考，她“试图找到‘梁庄’的结构，它与城市、时代精神和当代生活的纠缠”。
三 以“乡愁”为方法不管是以一种微观观察术，打捞和理解沉默的、被遮蔽的丰富、细微和独我的存在，还是对经由城市空间而至出梁庄者精神空间的呈现，都显示出了一种内在的关联，一种情感上、叙事上、方法上的内在关联，那就是，一种作为方法的“乡愁”贯通全篇，逐渐显豁和明朗起来。那么，又何谓“作为方法的乡愁”？作为文学批评家的梁鸿对此有精深的思索和表述：把“乡愁”作为方法，意味着以此出发，把自己置身于民族生活之流中，去感受民族生活的种种。其实也是以“同情之心”——“同一之心”和“同一之情”——回到民族生活的内部，它与人最基本的情感、道德与生命感受相联系，它是观察世界的起点和终点，尤其是，它也应该是当代社会各个制度层面发展的起点与终点。只有充满“同情之心”，才能够正确处理“乡”和“乡村”的问题。（详见梁鸿：《回到语文学：文学批评的人文主义态度》，《南方文坛》，2011年第5期）
换而言之，作为方法的“乡愁”，绝对不是回复到田园牧歌下的一种情感寄托。也不能把“乡愁”在情感、思维方式上背向现代性发展方向作二元对立化的理解。从文学史的角度看，20世纪之初发生的乡土叙事与城市叙事是同构的，乡土叙事在城市叙事的观照下，两者为现代性叙事的一体两面。梁鸿清醒地意识到“乡愁”不仅是一种超越时空的情感存在，也是现代性的产物，处在现代性发展延伸线上。但“乡愁”在现代性进程中的确具有实在意义。“乡愁”在某种程度下挣脱了历史主义的限定，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运程外具有了一种形而上的色彩。“反现代性的情绪”、“保守主义” 的“乡愁”倒有了特殊的意义。在一切美好的事物注定都要消逝或已经消逝的时代内部，梁鸿执拗地召唤“乡愁”这个还带着泥土芬芳，却容易招致误读的词语，某种温柔而有力量的东西开始弥漫其间。
以乡愁为方法，意味着回到梁庄，回到出梁庄者的日常生活中，以“同一之心”、“同一之情”对其生活世界感同身受，并以此作为起点。以乡愁为方法，更是要恢复对乡村、对土地、对生活在土地上的人的爱。梁鸿曾经表达过希望在文学中恢复一种广阔的激情，恢复一种爱的能力的强烈意愿。“不是为了狭隘的政治，而是为了寻找到与民族生活相联系时那种神圣且神秘的伟大情感。这是一种将全部的灵魂奉献给与自己相关的大地、山川及故乡时的冲动，痛苦与甜蜜的纠缠，阔大与细腻的重合，爱与恨的交织，民族与人类的呼应。”（梁鸿：《当代文学批判历史观的简单化倾向》）这不是一种泛滥而浅薄的爱，而是建立在对时代的深刻体察、深层思考，对“永恒和不变的那一半”的深切理解和拥抱的基础上。在《出梁庄记》这一非虚构的文本里，我们读到了梁庄人流动的物质、心灵生活甚至感受到了他们的心跳、呼吸和感觉，更深味到了作家对那片土地和人深沉而阔大的爱，找到了她与梁庄、梁庄人的“血肉联系”和“精神联系”。
附：《出梁庄记》主要人物表（摘自花城出版社2013版）
作者：乐绍池，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生——读《出梁庄记》
梁鸿的非虚构作品《中国在梁庄》在2010年甫一发表即获广泛关注和喝彩，作品深沉地书写了其故乡梁庄，准确说，是一半的梁庄，扎在土地里而根部不断松动，日渐倾圮的那一半。两年后梁鸿推出了同样广受赞誉的续篇《出梁庄记》。《出梁庄记》把目光投向了走出梁庄，进入城市谋生的梁庄人，另一半的梁庄，流动、奔波而沉默的另一半。两篇非虚构作品合起来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梁庄故事”，更是一个“中国故事”。梁庄人以自己独特经历折射出了中国社会三十多年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巨变。 与此同时，作者梁鸿，作为观察者、记录者、书写者的身影也在字里行间时时浮动，并逐渐清晰和显豁起来。《出梁庄记》呈现给我们的面目显示了作者的情感、视角和方法。
一 微观观察术
梁鸿走访了全国各地十几个城市，探寻从梁庄外出谋生，散落在天南地北的故老乡亲，她以追踪、调查、访谈、观察、实录等方式记述下了自己梁庄乡亲在城市里的生活。梁鸿观察敏锐，然后又能以细腻的笔触呈现，尤为打眼。她的观察姿态和视线是平的，她尽可能地不高于其梁庄的父老乡亲，也不低于他们，而是以“梁庄女儿”这样同根同源的身份融入他们之中。这样的姿态和视线适宜去发现生活褶皱里的微小讯息，和被遮蔽的沉默风景。她对某些不易觉察的细节保持了充分的敏感，善于捕捉到表象之下的隐秘部分，或者说，善于把凝聚在表象之中的隐秘释放出来。不妨把这样一种观察方式叫做“微观观察术”。
梁鸿探寻、走访的是自己相对熟悉的亲人、邻居、乡亲，因为熟悉，很容易陷入熟人互动的俗套。仰仗“微观观察术”，梁鸿避免了这样的俗套。《出梁庄记》仍然延续了《中国在梁庄》以“人物自述”作为基本的叙事方式，因而梁庄乡亲的口述实录内容是整本书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梁庄人自述中的犹豫、重复、中断、转折以及语词的选用、语调的变化等都被梁鸿一一捕捉。一些关键词（如“劳动”）失落了，另一些则逐渐兴起（如“打工”），这些语词的起落兴衰，语义和色彩的变迁，无疑显示了使用者的心理、态度、感觉以及作为更大部分的社会历史的变动。除了语言交流之外，面对面互动的非语言交流同样是一种极为重要的交流。一个人的动作、情绪、面部表情和身体姿势往往泄露出更为隐秘的信息。梁鸿对此自然洞微察幽，娴熟地运用着微观观察术，重建了鲜活的现场感和同在感。
《梁庄在中国》涉及到了不同代际、不同性别、不同职业、不同学历的梁庄外出者，其思维方式、对生活的理解、情感的表达方式等都存在着或明显或微妙的差异，梁鸿洞若观火，在作品中不遗余力地呈现了这些差异及其内在的复杂性。这可能不仅仅得益于梁鸿作为一位女性作家细腻敏感的天性，更来自于她自觉的行动和写作理念。梁鸿着意书写的是“人”，具有主体性，拥有自身逻辑和性格，呈现出内在情感与生命状态的立体的人。微观观察术无疑是这种写作观念派生出来的，它善于捕捉、打开“刹那间的羞涩、无知无畏的坦率、瞬间的凶猛、不肯退去的羞耻、不愿释怀的‘无身份感’和那眉间遥远的‘开阔’”。它要求观察者时刻保持敏感和自省，保持不高不低的身位，否则就不能探测到惯常里、日常中的惊心动魄。
微观观察术所捕捉的有效信息，所发现的隐秘心理往往是日常交往中不经意而让其悄然湮没掉的部分。梁鸿以其全部的官能“触须”探入到进城农民芜杂而复杂的感受世界中去，恰恰是他们微观的感受世界昭示了更为内在的心理和精神世界。《出梁庄记》没有用大量文字进行直接的阐述和周密的论说，也没有完整地编织出梁庄者的个人生活史，但是梁鸿穿插的笔墨，传神而精确地揭示出梁庄人的心理感受、生命状态、精神感觉。
二 “充满敌意的城市”梁鸿呈现、书写出梁庄者在城市谋生的生活，但对物质生活的考察仅仅只是她的一个观测点，在外讨生活的梁庄人的内心、情感与精神生活同样得到了瞩目。梁鸿极为重视他们的身份、尊严和价值感。循此线索，我们又发现梁鸿的观察视线往往会落在出梁庄者的工作、生活空间和居住空间。
梁庄人走出梁庄，却遭遇到了逐渐“充满敌意的城市”。从某种角度说，他们和“城里人”分处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亨利·列斐伏尔早就提醒过我们，空间是一种社会关系。城市通过赤裸或隐性的态度、情感、话语、制度、权力等各个层面排挤、拒斥、驱赶外来务工者，这种排挤拒斥逻辑地生产出了那种分裂、隔绝和异化的城市空间形态，同时也生产出了这个空间里人的身份，并赋予他们形象。空间是权力实施的处所，也是权力实施的结果。进城的农民被塑造成肮脏、麻木、恶民、低人一等的形象，被视为没能达至“现代”和“文明”，是需要被清理、被整顿从而是被损害、被遗弃的部分。城市变得充满敌意与撕裂，而不是亲善与理解。
在这种关系和处境下，进城的农民自然和城市的关系十分微弱，情感非常稀薄，甚至对城市也同样充满敌意，因为他们在城市里找不到情感归属和身份归属。梁庄的外出者尽管绝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城市，他们对子女教育、未来生活规划等重大筹谋部署，却决绝地以农村老家为中心，或者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摇摆、犹豫、纠结。其原因不外乎他们的情感联系、人际关系都在梁庄——那个由亲属、邻里和友谊构成顽强联系纽带的礼俗社会、熟人社会，而寄生的城市并没有给予他们家园感，也缺乏相关的制度配置。梁鸿当然明白，从乡村到城市，从礼俗社会到法理社会，是现代文明的路径。但她反思的是，在此过程中，乡土文明所付出的代价，游离在城市的农民何以被时代所裹挟，何以成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
梁庄的外出者大都生存在城市的边缘地带，与城市应有的开阔、开明的生活和文明擦肩而过。很多人所居住的出租屋里是令人心悸的相似“风景”：低矮逼仄的空间、杂乱无序的物什、简陋不堪的生活用品。可以想见，在这种空间里，人的生活和心灵也是单调、不舒展、缺少丰富性的。他们很少余闲和宽裕，繁重的劳动和沉重的生活已经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生存尚且艰难，哪里来的余裕可以再被分出？
梁鸿对城市空间分裂和异化的感知和书写，背后存在着一个更宏大深入的视野，勾连着她对城乡二元对立，农村（农民工）和现代化进程矛盾关系的思考，她“试图找到‘梁庄’的结构，它与城市、时代精神和当代生活的纠缠”。
三 以“乡愁”为方法不管是以一种微观观察术，打捞和理解沉默的、被遮蔽的丰富、细微和独我的存在，还是对经由城市空间而至出梁庄者精神空间的呈现，都显示出了一种内在的关联，一种情感上、叙事上、方法上的内在关联，那就是，一种作为方法的“乡愁”贯通全篇，逐渐显豁和明朗起来。那么，又何谓“作为方法的乡愁”？作为文学批评家的梁鸿对此有精深的思索和表述：把“乡愁”作为方法，意味着以此出发，把自己置身于民族生活之流中，去感受民族生活的种种。其实也是以“同情之心”——“同一之心”和“同一之情”——回到民族生活的内部，它与人最基本的情感、道德与生命感受相联系，它是观察世界的起点和终点，尤其是，它也应该是当代社会各个制度层面发展的起点与终点。只有充满“同情之心”，才能够正确处理“乡”和“乡村”的问题。（详见梁鸿：《回到语文学：文学批评的人文主义态度》，《南方文坛》，2011年第5期）
换而言之，作为方法的“乡愁”，绝对不是回复到田园牧歌下的一种情感寄托。也不能把“乡愁”在情感、思维方式上背向现代性发展方向作二元对立化的理解。从文学史的角度看，20世纪之初发生的乡土叙事与城市叙事是同构的，乡土叙事在城市叙事的观照下，两者为现代性叙事的一体两面。梁鸿清醒地意识到“乡愁”不仅是一种超越时空的情感存在，也是现代性的产物，处在现代性发展延伸线上。但“乡愁”在现代性进程中的确具有实在意义。“乡愁”在某种程度下挣脱了历史主义的限定，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运程外具有了一种形而上的色彩。“反现代性的情绪”、“保守主义” 的“乡愁”倒有了特殊的意义。在一切美好的事物注定都要消逝或已经消逝的时代内部，梁鸿执拗地召唤“乡愁”这个还带着泥土芬芳，却容易招致误读的词语，某种温柔而有力量的东西开始弥漫其间。
以乡愁为方法，意味着回到梁庄，回到出梁庄者的日常生活中，以“同一之心”、“同一之情”对其生活世界感同身受，并以此作为起点。以乡愁为方法，更是要恢复对乡村、对土地、对生活在土地上的人的爱。梁鸿曾经表达过希望在文学中恢复一种广阔的激情，恢复一种爱的能力的强烈意愿。“不是为了狭隘的政治，而是为了寻找到与民族生活相联系时那种神圣且神秘的伟大情感。这是一种将全部的灵魂奉献给与自己相关的大地、山川及故乡时的冲动，痛苦与甜蜜的纠缠，阔大与细腻的重合，爱与恨的交织，民族与人类的呼应。”（梁鸿：《当代文学批判历史观的简单化倾向》）这不是一种泛滥而浅薄的爱，而是建立在对时代的深刻体察、深层思考，对“永恒和不变的那一半”的深切理解和拥抱的基础上。在《出梁庄记》这一非虚构的文本里，我们读到了梁庄人流动的物质、心灵生活甚至感受到了他们的心跳、呼吸和感觉，更深味到了作家对那片土地和人深沉而阔大的爱，找到了她与梁庄、梁庄人的“血肉联系”和“精神联系”。
附：《出梁庄记》主要人物表（摘自花城出版社2013版）
编辑：赵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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