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科技史年会（SHOT）会议小记

朱剑峰老师2016年SHOT会议纪行...



在游离生育人类学研究领域数年之后，我应美国Smith College （复旦前任校长谢希德先生的母校）Suzanne Gottschang教授的邀请，于2016年6月23日踏上了前往新加坡开SHOT年会的征程。虽然从未谋面，Suzanne有关90年代中国母乳喂养的文章是我当时研究生时代的必读，因文结识，见面显得格外自然与亲切。得知她的新书即将出版，更是兴奋不已。（多年前写博士论文时就在寻找她的著作，可惜公开发表的只有文章。）以文会友的畅快更是无以言表。经过这么多年，我们这些执着于学术生活一体，反对学术生产异化的人最终还是走在了一起，成为忘“辈”之交（Suzanne应该是我前导师一辈的教授）。

回到SHOT的朋友圈，像是喝了一杯强心的expresso，让我再次确认了自己人类学的passion仍然是在生育技术领域(reproductive technology)。机缘巧合，我又遇到了10年前在温哥华开4S(society for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的老相识和老朋友，台湾的《东亚科学、技术和社会》国际期刊的编委们。同行们还清晰地记得当时我的论文是关于两个不同群体对破腹产的文化解释，会后大家就该问题在温哥华熙熙攘攘的中国餐厅中进行讨论的情景也历历再现。吴嘉玲老师的激情，傅大伟老师的冷俊依然如旧，只是当年还是酝酿中的杂志EASTS已经由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了10年了，并成为STS领域内公认的高端杂志（有讽刺意味的是，它却尚未列为SSCI刊物，不过据文华博士说很快就要成为SSCI了。这种“无谓”的索引大战恰恰印证了networking在学术界的重要，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处于行动中的，而非客观真理的代言）。新一届主编郭文华博士也走马上任，我有幸被邀为书评部的编委。尽管错过了STS界大佬Bruno Latour 的主旨演讲，尽管与会者对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过于呆板的建筑设计颇有微词，但是老朋友的济济一堂，以及我们的reproduction的panel 收到的各种有意义的反馈和长时间的热烈讨论，还是让我重拾了那种消失了很久的归属感。（下图为EASTS编委的合影，中间的白发老者即使是MIT著名人类学教授Michael Fischer）

和参会中国学者的偶遇，让我了解到STS的发展在中国仍然局限在科学技术哲学和史学领域，而人类学对该领域的介入和贡献却鲜有人知，大多人都以为Bruno Latour 是哲学家或社会理论家，而事实上他早期的《实验室的生活》却是人类学必读的经典民族志。 STS相关理论引入人类学后，为人类学诸多前沿领域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而人类学的民族志田野研究方法也为STS提出了更多的研究思路，并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STS和诸多传统人类学领域的交叉，对当下热门问题的探讨，如环境，医学，网络，人工智能等等，使得它成为当代人类学界蓬勃发展的最有活力的领域之一，吸引了大量年轻的学者。来自英国爱丁堡大学的社会人类学教授，新一届SHOT的主席Francesca Bray, （她是我们panel 的discussant， 也是Suzanne Gottschang 的博士导师） 有关翻译的主旨演讲，精辟地指出了在STS领域内所面临的“翻译“（translation）的问题，这种翻译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运用问题,更是如何研究知识流动互换的方法论问题，STS缘起西方，是对科学技术普适性的批判，而不同的文化对“科学”“技术”的理解，那么怎样把STS的视角引入不同的国家地区？英文本身的运用可能会掩盖一些重要的本土概念。我认为人类学的独特学科气质，尤其是人类学者对语言、文化的敏感性可以参与到对“translation”的讨论中去，提供更广的思考空间。

6月26日，登机前，我在奇怪的新加坡候机大厅中，用iPhone记事本上写下了对新加坡管理所透出的某种传统理念的种种不满。但是也正是在这里，让我坚信自己多年对STS领域的学术痴迷是值得的。2017，4S，波士顿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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