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文才的继承者们_【剧场摩天轮】

是的，我说我是马文才的继承者，但是为什么，我哭了？...

林奕华导演的剧，我只看过《GILIGULU搵食男女》和《开咪封咪》两部，其他作品虽未见过，常听提起。我习惯在看剧之前不看任何的评论分析，偶尔会看看简短的评价——“我喜欢”“好无聊”——而参考《梁祝的继承者们》的前面几场，观众在网上反响热烈，各种讨论都有，于是挑起了我的兴趣。

《梁祝的继承者们》，在我观剧的过程中，曾把它分成了两个方面，将“梁祝”与“继承者们”分开。单看名字，就已经使我有了很多兴趣。对于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不像导演林奕华那样，“我从十四岁起第一次邂逅《梁祝》”，此后“不止一次出现在我的生命故事中”，这是梁祝的故事在他身上的印记，而我已记不起最初听到是什么时候了，想来是童年时期，遥远得竟使我完全不记得他们的故事是如何发展开的（我讶异的是这样一个负有盛名的故事在我脑中的近乎空白的印象），更令我惊讶的是我还记得马文才这个人物——哎呀，究竟是哪里飘来的形象呢？剩下的，就是熟悉的梁祝旋律了，那是在我还练小提琴的时候学会的。那么，继承者们，又是什么意思呢？很难不让人想起前几年很火热的韩剧，所以这是一种拼贴吗？是一种穿越吗？为什么要继承梁祝，是一种被迫的文化烙印吗？谁能继承梁祝？会是我们吗？继承了什么？凄美的爱情，还是媚俗的滥情？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就像剧中歌曲那样唱的，先“猜猜是哪六个字”吧。

可以肯定的是，林奕华导演绝不想局限在这个故事，如果说《十八相送》这个曲名仍能看出这个故事昔日的一些面目，那“继承者们”这个语汇，就赋予了文本历史上的纵深。翻开场刊，会发现法国中世纪诗人维庸的名字，更不用提剧中到处乱飞的“shit”“fuck”“c’est la vie”了。那么，怎么从传统故事中提取一种现实而又普遍的意义，又是另一个问题。

本剧是一部音乐剧，形式并非鸿篇巨制。舞美是简约的，靠简单直接的场灯与追光表现人物关系（势力与氛围）；背后一个大投影屏，不时出现意象化的画面或提示性关键字；音乐部分靠的是舞台右侧摆放着电子琴、吉他，再加上“一铺清唱”团队的现场人声伴奏以及少许配乐；关键道具是白色的小立方体若干，它们的可塑性使自身成为叙事抒情上的便利装置。另外，肢体表演在这部剧里是很突出的，在“多人分饰一角”和“一人分饰多角”这种设置下，舞台走位、形体上的节奏与律动、动作暗示与影射都非常值得玩味，众人的一个倒伏、一次转身，仿佛能直接影响观众的呼吸。

尽管如此，大幕拉开之后展现的形式上的繁复，使观众必须集中注意力，而且就算这样也不能自信把捉到了舞台上了所有细节（尤其是演员各自带有丰富内容的表演同时呈现在一幕中时）。从一开始，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就不断被抛出来，甚至使人觉得一个换场过后，两个主题（如果有主题的话）完全连不起来：我是谁？艺术是什么？我和你的关系是怎么样的？白纸的象征意义是什么？两性关系是如何被隐喻地体现出来的？

《梁祝的继承者们》就是这样一个故事，是一个由噩梦开始的故事，梦里祝英台体验了自身定位的焦虑，梦醒后在艺术学院发现了一个叫梁山伯的同学。他们饱经质问终于相亲，又历尽磨难终于相别，最后的歌声响起时，一些成见散在风里，一些羁绊溶在水中。

本剧的上半场展示了这个充满问题的纷乱世界，导演在每个问题上都表达了看法，但这些看法却好像并没有相互之间的关联。

我刚开始以为“我是谁”是一个哲学命题，是笛卡尔“我思”、康德“先验统觉”、胡塞尔“超验的我”等概念意义上的“我”。《自画像》这首歌，出自维庸的一首瑶曲，而维庸的诗作中对于“自我”的焦虑常被分析为是一种现代意识的先声。很明显的，剧中人物有关涉自身“存在”的问题，在现代语境中，如何讨论“我是谁”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什么都知道，除了我是谁”？在这里，我想引出“一人分饰多角”和“多人共饰一角”并置这一舞台设置，虽然这种手法在林奕华的作品中已不算新鲜。在这种手法被呈现时（这种呈现方式有时很像文言文里的互文），很明显的信号被提示出来：关键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梁山伯”的“我”是谁（因为梁山伯在舞台上已经不再是一个统一的个体），而是观众的“我是谁”，也即是说，这种手法是一种关于普遍性的描述，它能在视觉上使动作超出个体的舞台孤立，引申至广阔现实。

很快地，新的问题又在这个问题上作了注脚，祝英台“好想告诉他我是谁”，一种关系出现了。这种关系是充满张力的，梁山伯在抗拒与逃避，祝英台在欲求与紧逼。“我是谁”的问题似乎与“两人的关系是怎样的”的问题有一种微妙的关联。在双方的斡旋之中，似乎“秘密”成了各自坚守自身的一种东西，使两人相隔。

一种存在主义式的解读成为可能，因为“生活/生命”的二分法的提出，因为“选择”在这种自我追问与两人关系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作出选择”意味着不断地成为“我”，而作“选择”同时又意味着自行承担责任。梁山伯悲伤地发现，自己没有选择，自己面前摆着一张白纸，仿佛可以任意书写，然而对于白纸解读的陈词滥调都已经充塞了艺术史，个人经历从出生开始就不是任意的，也不是意志可以强力决定的，因为父母、环境所带来的东西始终如影随形，使“自我”始终无法解开桎梏，而只能亦步亦趋。祝英台则处在“展现”与“隐藏”这一两难心境，两人的关系是否可以更近一步？秘密是否应该被揭开？祝英台没有办法打开梁山伯的心扉，无法阻止他逐渐陷入孤独的泥潭。两人的关系开始复杂化，舞台上立方体的变化组合越来越频繁。同时，无形的压力如影随形（一定程度上表现为艺术史的进程）：在一种对抗关系中，父母与祝英台的争执通过扮演人数来表现不断变化的态势，正如《放大》这一场戏中提到的绘画中的比例关系一样；《明暗关系》这一节中，又再次运用绘画理论的阐释来表达梁祝两人之间的力量对比与调和。随着两人关系的深化，“我是谁”的问题似乎逐渐变得明朗，“我”的定义似乎要在“关系”中寻求，是在一段“关系”中，“我”发现了“我”，也成为了“我”。这段“关系”是什么？要我说，只能是爱情。

林奕华导演在这一步上明显想再往深推一层，探讨男女问题与同性恋问题，这也是我前文中一直避免用“两性关系”这一用语的原因。可以看到的是，导演在本剧开始的部分基本上通过演员与角色的配置已经一部分化解了“性别”的问题，或者说超出了“性别”的主题性，在上半场的末尾又重新将这个主题重新拾起（我个人认为有些赘余，但这一段的唱词非常感人），两人的关系并不仅仅是单纯的两性关系，而是个体意识对于一种“完备”的诉求，仿佛每个人都缺了什么，要在一个理想的对象中去寻找（这种寻找是艰难的，在《日常生活场景》一场中，交谈者常常是自说自话的，“寻找”在交流这一意义上有不小的阻碍），或者寻觅一种能与自身缺陷互补的属性，这个角度使我想起保罗·托马斯·安德森的电影《血色将至》和《大师》，讲述的都是两人人格互补性而产生的一种羁绊这一状况。

上半场看完，我对之前的诸多问题有了一些解答，“我”是在“关系”中对另一对象不断确立而建立起自身的，关系不断变动深化，而“我”则越来越具体和充实。“艺术”则是一种hype（如剧中所说），没有价值而只有价格，当然，导演并不是如此悲观的，但是有些问题的可能答案还要到下半场才能变得清晰。

下半场，作为观众的我有一个奇妙的心理转变，我从跟着询问“我是谁”变成了想将舞台上的角色与自身对应，于是提出了“谁是我”的问题。马文才的出场是涂鸦式的，充满了对消费社会的讽刺，他成了一个符号，本身就被快速消费，如同《马文才三部曲》歌曲中表现的社会风气。加上沉浸在孤独、不自信、无能为力与对父母的忿恨中的梁山伯，欲语还休、进退两难的祝英台，还有传授陈词滥调、又不断质疑自己的教学意义的艺术史老师，谁是我？很遗憾，我必须承认（许多人没有我这么大方，许多人可能还活在浪漫的梦里），我想做马文才，于是我就是马文才了，毫无疑问，我能够做一个合格的马文才的继承者，如果我有钱的话（同时我也希望我有钱），如果我是一个蠢材，那多好！我不用思考自身存在的焦虑这种无聊的问题，我只用吃香喝辣寻花问柳，那多好！娱乐至死的消费社会里，作为一个现代人，这是一种无能为力，是一种被迫选择，还要高兴地说：虽是“被迫的”，却是我“选择”的。

在我作这一番思索的时候，我发现导演的问题也开始慢慢聚拢，一个套上另一个，终于展现出它们的本意。我似乎没有怎么提到“爱”，然而无论以什么样的姿势阅读梁祝的故事，“爱”始终是很难避开的话题。在下半场，我越来越发现这一主题，整部剧仿佛是一个沙漏，上半场提出的哲学性的思考，慢慢地在下半场流入到文学性的深刻体验之中（这种设置会显得上下半场略有不协调）。“我是谁”原来说的不仅仅是“存在”，还有更简单的解释，体现在“我”没能成为“我”想要的样子这一迷思中，“我”竟不想成为我想要的样子这一矛盾中（梁山伯放弃了做艺术家的念头，同时又害怕自己变成父亲的样子），“我”不过是“父权”所代表的社会轰头盖下的一个红泥大印。同样的，祝英台也同样被这个无形（看上去）的力量所蹂躏，两人的关系终于一下子通过外来力量紧密压缩，这个外来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形象化为了马文才。我在这里又重新发现了男女性别这个话题，好像后知后觉一样被再度提出和化解。

我记得在看这部剧之前，我和别人讨论过《为什么我好想告诉他我是谁》中的一句歌词：“你的鞋带都这样绑吗？”我当时不假思索地说，这是gay的细腻心思才能写出来的。我没有想到关于这样一句歌词的讨论也被放在了舞台上，梁山伯说“我们会一起遇见鲸鱼吗？”“我是一本你会读的书吗？”这样的问题被女孩子问出来没关系，可男孩子要答它就显得很“娘”，我突然意识到我在当时与友人讨论时的先入为主的意见，好像突然发现了自己似的：是啊，为什么我就不能注意到别人的鞋带怎么绑呢？为什么有些动作只属于男性，而另一些属于女性，就像法语里面的名词都有性别一样？我感到内心被震了一下，成为剧场的非凡体验——不再是哲学的，而是文学的。

我骤然理解到“我是谁”、“我们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与“艺术是什么”这三个问题的解答实际上是一个：纯真。男女的概念化印象、与我上文所述的社会力量始终压制着我们，使我们在一段原本应该本真的关系里呈现出的是异化的面目，有时候“我是一本你会读的书吗？”换来的回答却是“这（我）是一幅不会被看透的画，你懂吗？”艺术如果也不能够还原这种本真的关系，结果就是双重悲剧。《面对现实》一章，长灯只用简单的红绿蓝三色光组合，就展现出了莫大的压力：如血、如清晨的噩梦、如荒草蛇行的坟地……

然而我想，我们都需要爱，尽管是白日梦也好，是刻奇也好，我们需要一些矫揉的浪漫主义、没有来由的希望、走在路上突然唱起的歌……于是歌声响起，祝英台和梁山伯似乎再也不能再见面了，他们在中国人的书上心中分别了无数次，死去了无数次，化成了蝴蝶无数次。但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尽管各不相同，但心中都只有一种梁祝，是行进的体验，永远只有一次。我们愿意为他们唤起所有的天真，我们愿意在看到他们相恋时仿佛从不知道结局。我们从这段故事中不断找到我们自己，这也是为何我们在看到他们死别时仍会热泪满盈。

艺术史的老师再次出现，那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分别去找寻他，向他询问彼此的消息的时候。老师提醒我们（如同舞台现实告诉我们的一样），相聚还有另外一种途径，他那温柔的语调就这样娓娓道来：艺术啊。

在老师被车撞倒将要死去时，他再次提起“我是谁”这一话题，“我”的目的，是教书育人，看到学生“长大了”，他微笑。背景投影幕上，是不断绽开的烟花。

那么，艺术怎么发挥作用呢？

我们多么希望，《道连·格雷的画像》中那种技艺能够成真，一个人被摹入画布后，肖像可以代其变老，于是我们可以永享黄金时代……

但艺术有它的方式，一种不卑不亢的方式。如同剧中，在《梁山伯的肖像》里，祝英台倾注了情思，而多年以后，当梁山伯在美术馆凝神静观这幅画时，仿佛两人久已中断的交游又复开始，如同一个会自动编织的编织针在不断地打毛线团一般，而新的毛线源源不绝地延伸……他们在艺术的纯真中认出了彼此。

舞台讲述的纯真更是视觉上的：那种纷乱的多个演员同时登台的场景没有了，只剩下两个人，一个是梁山伯，一个是祝英台（我想大声赞一句路嘉欣好美！）。投影上展现出的是一道仿佛街灯的光束，照射在梁山伯孤寂又充盈的身上，“我”、“我们”、“艺术”这些主题渐渐融在一起，慢慢淡化，如我开头说的，一些成见散在风中，一些羁绊溶在水里。

最后，林奕华导演在《为艺术牺牲》一歌中再次试图定义“艺术是什么”，作为全剧的总结，但在我看来，他似乎语焉不详，而这个问题也并不重要。我在尝试解答这一问题时想到的第一画面是谢幕的时候，演员们蹦上舞台的情景，那神采飞扬的样子，让我想到歌词里唱的那句“属于我的辉煌时代，你的成全我不会忘怀”。路嘉欣说：“我很庆幸我能跟这一帮艺术家一起排戏，他们都有点‘怪怪的’”，然后大家一起笑了起来，我觉得这已经是一种最好的解答。

是的，我说我是马文才的继承者，但是为什么，我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