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会友_【中西文化交流】

正是因为利玛窦对友道的深刻认识,准确把握中国社会关系本位的特点,采取谨慎传教方式,尽力避免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激烈碰撞。而通过友道与书教,确保了中西文化相对和平的交流,这对今天不同文化和宗教间的对话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利玛窦在南昌短短三年间,对中西文化交往产生了重要影响,到1598年底,南昌已经拥有教徒200多人。此外利玛窦还在南昌广泛交游。利玛窦在与南昌人士的交往中,一方面沿袭在广东的做法,利用西方科技知识所带来的神奇效应叩击中国的大门,吸引中国人了解天主教。例如,利玛窦“在南昌没几天中我做了两架日暮和两个地球仪,一份给巡抚,一份给建安王。建安王为还礼送给我很贵重的礼物一一金钱,据中国人的习惯是不可以拒绝不受的;送金钱给富有的人或有地位的人并不违礼。我所制的日晷上附有黄道带十二宫与其距离,还用中文书写一些美丽的伦理格言。很多人非常喜爱这种模型。是用熟练得雕技雕刻在黑石之上。我刻印了很多份,以便赠送给朋友”。

而另一方面,受江西地方文人士绅的影响,南昌文风十分昌盛,也促使利玛窦借用书籍进行传教。利玛窦在广东期间并没有片语面世,而在南昌,仅1595年、1596年两年间,陆续有三本著作刊行,这为利玛卖臝得了士林的广泛尊重,大大提高了他本人的声望,为利玛寨的文化适应策略增添了新的因素,对传教活动具有很大的示范效应。在利玛窦之后,来华传教士著述然成风。除了上文提及的《西国记法》之外,最有影响的莫过于其在1595年刻印的著作——《交友论》。

中国士林早就有“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传统,明末士人的讲学交友之风盛行即为具体体现。利玛窦在与中国官员和士人的长期交往中,就敏感地意识到这一点,并尝试将“以文会友”贯穿到传教活动中。因此,在南昌,利玛窦一方面通过讲学结交士人,争取他们对天主教的同情和理解,另一方面,他试图通过介绍西方书籍和知识,实施学术传教。在寄给阿奎维瓦的信中,利玛窦谈及:“在这里用书籍传教是最方便的方法,因为书籍可以在任何地方畅行无阻;这里很多人皆可看书,很多事皆可由书籍传授,讲话便没有那么方便,这是我们的多年经验之谈。”

显然,利玛窦清楚地认识到,善于用中文撰写和编译书籍,为天主教在中国传播和发展带来极大方便,“在中国的宗教派别,及宗教教义都是以文字书籍来传播,而非以口语传教的方式。读书人在休闲中所看到的书本的说服力量,比从讲道台上所传来的说服力量更大,尤其讲道者对当地语言尚未精通的时候”,此外,中国人“有以文会友的习惯,某人有时在家中读到有关基督教义的文字,就会把它记下,有机会时,再同朋友讨论”,更何况书籍“能在全国十五个省畅销。此外,中文书籍也会受到日本、朝鲜、交址支那的民众的欢迎…我们所写的书,其影响将是整个中国文化圈,而不仅是中国人。利玛窦也同样认识到,基于中国方言众多所带来的交流不便,以文字的方式就往往能消除不同地域的交往障碍,这样便能在中国士人中逐渐扩大天主教的影响,此外,士人阶层在社会的表率作用,无疑也对普通民众具有无形的影响力。

1595年,建安王给了利玛窦一个实现以文会友的绝佳机会,利玛窦在为《交友论》所写的引文,简要说明了他出书的缘由:窦也,自最西航海入中华,仰大明天子之文德、古先王之遗教,卜室岭表星霜,亦屡易矣。今年春时,度岭浮江抵於金陵,观上国之光沾沾自喜,以为庶几不负此游也。远览未周,返棹至豫章,停舟南浦,纵目西山玩奇挹秀,计此地为至人渊薮也。低回留之不能去。遂舍舟就舍,因而赴见建安王,荷不鄙许之以长揖宾序,设醋欢甚。王乃移席握手而言曰:“凡有德行之君子,辱临吾地,未尝不请,而友且敬之。西邦为道义之邦,愿闻其论《友道》何如? ”卖退而从述曩少所闻,辑成《友道》一帙,敬陈於左。

由此,利玛窦很快辑成《交友论》献给建安王,得到建安王的大加赞赏,而利玛窦的著作也由此在士人中间流传开来。1596年10月13日,利玛窦向阿奎维瓦详细介绍了《交友论》的刊刻情况:“去年曾致力于用中文试撰《交友论》一书,是从我们的书中挑最好的作为参考而编写的,其中引用许多欧洲名人的遗训或名言,因此引起中国学人们的惊奇,为使该书更具有权威性,还请大官冯应京写一序文,后赠送给皇帝的亲属——建安王。

后来不少学者争相传阅、抄录,我也都使他们称心满意。尤其我的至友(冯应京)曾在他的故乡未曾告诉我便刻版印刷了,上面也刻了我的姓名;我虽然有些不快,但他的善心仍值得赞扬。也有其他人刻印我编写的书,对我们推崇备至”。关于该书的体例,部振环认为在1595年初刻本共计七十六则,并运用对话体,用拉丁文和中文两种文字写成,不久便全用中文刻印成册,改为格言体,内容也增加到一百则。该书一经出版,即被一再传抄,单行本除了冯应京和苏大用的刻本外,还有闽中钦一堂本和朱廷策校本,而在明清之际,丛书收录者也不下十种。该书的出版为利玛窦带来了很大的声誉,1599年8月5日,在给朋友的信中,利玛窦直言不讳地讲到:“这本书给我以及我们欧洲增加的威望,超过此前所做的一切,因为其他的事情只是使我们有了善于制造机械仪器工具的能工巧匠的名声,而这篇论文却为我们赢得了文人、热爱才智的美德的儒士的美誉,因而一切人加以阅读、接受、莫不热烈赞叹”。

不少士人正是凭借该书,认识到利玛窦的才学和人品,并不断地给予他各种帮助。而士林也对利玛窦的友道积极回应,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冯应京由于抗击矿监陈奉身陷囹圄,在拜读利玛窦的《交友论》后,有感而发,慷慨挥笔写下两篇序文。在后一序文中,冯应京感到“鸟有友声,人有友生;鸟无伪也,而人容伪乎哉? ”,“视西泰子迢遥山海,以交友为务,殊有余愧。”于是决定将这本小册子,“付之剞厥。冀观者知,京重交道,勿忍见弃。即颜未承,词未接,愿以神交,如阳向日,方诸向月,水火相应以生。京何敢忘德,《交友论》凡百章,藉以为求友之赞。”?可见,冯应京将利玛窦引为同道中人,称呼利玛窦为“西泰子”,此后便再也没有人敢用较差的称呼,因而利玛窦对此也是感念至深。

瞿太素与利玛窦早就相识,当得知利玛窦刻印《交友论》时,更是欣然作序,称赞此书为“今利公其弥天之资,匪徒来宾,服习圣化,以我华文,译彼师授,此心此理,若合契符,藉有录之以备陈风釆遥之献,其为国之瑞,不更在楛矢白雉百累之上哉!至其论义精粹,中自具足,无俟拈出矣,然于公特百分一耳,或有如房相国融等,为笔授其性命、理数之说,勒成一家,藏之通国,副在名山,使万世而下有知其解者,未必非昭事上天之准的也。”可见,在瞿太素看来,利玛窦的友道,是与“正学”存在一致性和互补性的。

此外,利玛窦在南昌结识了白鹿书院的章本清。利玛窦未到南昌之前,章本清就对利玛窦德行学识多有耳闻,而利玛窦也很敬仰章本清的操行,二人一见如故。在章本清的介绍下,利玛窦结识了不少南昌的文人学士。在此期间,利玛赛将《天主实义》部分书稿交予当地文人过目,后来增添了部分内容,在北京出版,流传甚广,影响颇大。

从《交友论》开始,利玛窦看到了以文会友的巨大效应,开始以著作传教,即所谓的“现式传教法”。通过此种方式,他自觉地融入了中国士人以文会友的习惯,并将之发展成为文化适应策略的重要内容。“在中国许多处传教士不能去的地方,书籍却能进去,并且张来简洁有力的笔墨,信德的真理,可以明明白白地由字里行间,渗入读者的心内,较比用语言传达更为有效”。

利玛窦凭借其经验和博学,巧妙运用了中国人士的这一传统心抓住与建安王论友道的时机,创作了《交友论》,开创了以文会友传教的典范。明代思想家李赞在《赠利西泰》诗中,以“刹利标名姓,仙山纪水程。回头九万里,举目九重城”来记录利玛窦宣教的艰辛历程。并在《与友人书》中高度评价了利玛窦:“承公问及利西泰,西泰在西域人也。凡我国书籍无不读,请先辈与订音释,请明于《四书》性理者解其大义,又请明于《六经》疏义者通其解说,今尽能言我此间之言,作此间之文字,行此间之仪礼,是一极标致人也。中极玲现,外极仆实,数十人群聚喧杂、雠对各得,傍不得以其间斗之使乱。我所见人未有其比,非过允则过挡,非露聪明则太闷闷啧赜者,皆让之矣。”

正是因为利玛窦对友道的深刻认识,准确把握中国社会关系本位的特点,采取谨慎传教方式,尽力避免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激烈碰撞。而通过友道与书教,确保了中西文化相对和平的交流,这对今天不同文化和宗教间的对话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