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23-24）

一词之差，我罪加一等，彻底成了一个黑五类，随即就被管制起来。...

人常说：年好过，月难过。

过完年，家里的玉米所剩无几，萝卜也几乎吃完，当家的和我都止不住发愁。所幸的是，两位堂弟被大队派去看守苕子地，得到默许，两个孩子可以摘些苕子菜充口粮，邻居们知道我们的情况，也都没意见，队长也就装作不知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即便这样，粮食还是彻底没有了，当家的抱着希望去拿他表兄曾应允借的粮食，但由于表嫂的拒绝而空手而归，他又辞我去他的舅母家借粮，我也空手而归。最后，多亏邻家的彦清哥从家人口粮中挤出一升玉米和一升小豆再加上孩子们摘回家晒干的苕子菜，我们才又捱过两个礼拜。

邻居新建房子需要瓦片，万般无奈下当家的用我们房顶的瓦片换回了人家两斗玉米，给我们房顶糊上稀泥将就着，可是换回的这些粮食仍然接不上夏收。大队看我们可怜，把公社的三十斤米糠面贱卖给我们，我们又用米糠面加苕子菜煮粥度日。然而，两个孩子吃米糠面肠胃受不了，全都便血。当家的心急如焚，反复到以前的工友处告贷，终于借来了二十斤大米。

郎中们常说，大米是最好的药，等孩子们喝了几天白米粥后，病就真的好了。依靠着这么一点米糠和大米，我们终于扛到了夏收。

由于孩子年幼，我劳力也差，全靠当家的挣工分，自然工分不够，到分粮时要额外付粮钱，分粮后，又要偿还有利息的粮债，全家依然没有摆脱饥饿的困扰，依然过着借吃打还的日子。

邻居们有的好心的鼓励我坚持着，也有幸灾乐祸的对我说：好多外地人最后都跑了，你陪着一个大老粗，分明是长工上吊——（活）何苦，不行就散伙了吧。对这些我总是笑着说慢慢过吧，跑哪去都一样，哪里的黄土都能埋人。

得知大表兄在北京海军部工作，我去信向他求助，接信的是表嫂和表侄，正好表兄当月工资下来，虽然这点工资是他们一家人全部的生活来源，但他们还是决然地挤出二十元寄给我，靠这点钱，我们偿还了当年的钱粮。

第二年，粮价大涨，大表兄因为偿还他人债务实在无力帮我，我只得像挚友碧霞求援，碧霞从她和孩子们每月的伙食费中抽出十元，寄给我五十元，当年我们的口粮才算到手。

1963年3月，我的产期临近，由于前两个孩子都是在医院里面生产，而且期间一直是母亲照顾我的饮食起居，我自己没有一点经验，所以母亲万般放心不下，带着未满周岁的孙女王春（大哥的女儿）千里迢迢来照顾我。母亲除了带着她们的衣物外，还给我带来了她几个月来省下的一小罐猪油和鸡腿，以及大哥给她们婆孙二人的生活费。

农历4月3日，我生下了女儿，取名“玉叶”。母亲耐心地照顾着我和女儿的生活起居。可是她所携带的生活费全部填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导致孙女的营养受到严重影响，邻居堂婶见此情况硬是每天把他们家奶羊产的有限的羊奶送给小侄女喝，这样母亲才安心的在我这里呆了三个月，之后便返川。

这年秋收分粮后，还了部分借的钱粮和高利贷，家里的粮食只能勉强够半年吃，想一想不久后等待我们的又将是缺粮的光景，我和当家的不胜愁苦。

堂婶看到这种情况，再三开导我应该让两个儿子出去讨饭，缓解一下这种困境。

起初我怎么都不同意，我觉得这样对孩子不好。堂婶说：“这是正大光明的求人施舍，又不偷不抢，一点都不羞耻！况且除了这样做，你们又能从哪里弄到足足半年的口粮。”我低头不语了，面前除了这个办法，再没有其他选择。

堂婶又开导两个孩子：“邻村有俩兄弟，也是被母亲从甘肃带过来，活不下去了去乞讨，现在都已经成家立业，和其他人一样过着有穿有吃的日子。你们都是乖孩子，为了活命，为了给父母分忧，去讨食吧！这是皇上封的路，一点不丢人！大胆去吧！”

于是两个儿子踏上了乞讨的道路。

当时农村里普遍缺粮，大多数人家都会对他们说：另转一家去吧。情况稍好的好人家能给孩子们的一般也就仅限于一碗稀饭或者几块碎馍而已，但是每天下来，两个孩子多少能讨到一小碗玉米珍子和一些碎馍，这给被饥饿的阴霾笼罩的家带来一丁点希望。

一年又完了，又是一个除夕，当家的买回几斤肉，我刚把肉煮好，恰巧两个孩子乞讨回家，我便给他们每人盛了一碗肉汤，没想到大儿子因为受了风寒，刚喝完肉汤就又全部吐了出来，我心疼地抚着他的脊背，看着本应衣食无忧、和同龄人一样快乐成长的孩子却承受着与年龄不相称的担子时，一股心酸涌上心头。

把责任推脱给别人，也就失去了自己的权利。所以我从不敢推卸自己的责任，总是在内心深深自责由我带给孩子们的苦楚。女儿满月后就缺奶，只能用大米粥喂她，到最后大米完了，又换成玉米粥，她就这样慢慢长到蹒跚学步，每当她看见两个哥哥回家总会伸出双手扑向他们，希望他们会给她一点碎馍吃。

一天当家的回来说：“邻村一家肯给咱借些钱粮，条件是要和他家结儿女亲家。”

“人家不嫌咱？”我问。

“不嫌，他也是庄稼汉人家，我们一起做过工，都知底。”

“那娃咋样？”我又问。

“娃我见了，比咱叶叶大三岁。挺听话的，三岁看老，我看能行。”当家的说，“还有，这事也不是板上钉钉，将来要是他俩一个考上大学一个没考上，这门亲也就瞎了。”

我理解当家的是怎么想的，为了活命，我也就答应了。就这样，我们用大女儿未来的亲事换来一点钱粮。

大哥来信说母亲为我们办好了迁移证，只可惜张学富二哥把我的选民证弄丢了。我多少有些遗憾，但也未将此放在心上。

虽然我们暂时还是没能落户，但凭着迁移证队上给我们母子三人补上了自留地，当年的收成还完了粮债，从此，我们的口粮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口粮的问题解决了，两个儿子一年多的乞讨生活才终于结束。

我们将大儿子送去上学，二儿子暂时在家里帮忙干些轻活。

当家的和我终于长舒一口气，生活有了转机，人也有了盼头。

我真心把自己当做一个农民，努力学习着田间地头的农活，跟着其他社员们进行着生产劳作，一切的一切都向我展示着未来的美好。

然而就像平静的海面下隐藏着冰山一样，我看似波澜不惊的生活的后面却正在形成一个更大的漩涡。

在我刚落户的时候，孙队长对于我是教师下放这个问题充满疑惑，他一再查问我的背景，我自认为已经有了选民证，历史问题应该一笔勾销了，况且我还是主动要求下放的，所以就如实告诉他我曾参加过伪三青团，当过小股长等事情，但他还是对我的过去划上一个问号。

1965年一个晚上，大队审查社员的选民资格，我抱着女儿一起去。大家都是知根知底的乡亲，大队形式般查看社员们的选民证，大家嘻嘻哈哈的，场面并不严肃。

突然间，原来的孙队长，现在升职当了书记，他在人群里看到了我，马上拉下脸，站起来指着我说：“这里没你的事，你跑来弄啥！”

“你说你的选民证让会计遗（丢）了，我派人去查，根本就是胡说八道，你还是五类分子。”孙书记当着众人的面斥责我，“真是皮影跌到涝池里——丢人不知道深浅！你有啥资格在这儿混！”

这当头一棒似晴天霹雳，想一想就因为当时赶时间而没有及时去会计家领取选民证，导致自己又莫名其妙地被错归为五类分子，我悔不当初，只好拖着沉重的步子抱着孩子走回家。

我写信给老家，询问这件事情，才知道，当年我的选民证下来的时候，管区人员并未上报，孙书记派去的人又是直接在上面调查，根本未与管区人员接头，再者张学富二哥又将我的选民证弄丢，所以对于我有选民证的说法怎么看都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孙书记派去的人看过我的档案资料，将档案上写的“曾参加选举出席南京代表的会议”看成“曾参加南京代表的会议”，一词之差，我罪加一等，彻底成了一个黑五类，随即就被管制起来。

工作组的老田找到当家的，说：“你媳妇不简单啊，人家坐过飞机，去过南京，还见过蒋介石！你要操心（当心）啊。”

“操心啥？她是我媳妇儿，还能害我？你真是吃了没盐的饭了！”当家的回道。

当家的告诉我这些时，我又一次体会到一种叫信任的东西，几年间的相濡以沫，我们已经血脉相通。在我又一次跌进黑暗时，这个大家当初都不看好的男人却选择勇敢地站在我这边，为我在黑暗中划亮那根微弱却至关重要的火柴。

人的素质、品德有时候真的和学识无关。

我不禁想虽然这又是一个苦难，但它终究是可以战胜的，况且这次我还有一个信任我的丈夫以及爱着我并渐渐懂事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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