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狗散文 天狗的母亲

三叔说：“嫂，认识这是谁吗？”母亲艰难地睁开眼睛，吃力地吐出两个字“狗能”……...



山根一浮蓬，随风入红尘。半生黄粱梦，一朝归樵农。

天狗，本名王红江，山西翼城人。现居侯马。

天狗是我的乳名，是母亲央求村里的神婆给取的。

母亲是我的养母。那年深秋，风号叶飘，满目萧败。母亲兴高采烈地从八里外的邻村抱回了九个月大的我。一个不足二十平米的昏暗小窑里，几个忙碌的身影在婴儿的啼哭声中穿梭。

二姨后来跟我说，我刚抱回来时黑干精瘦，头发涩黄，啼哭不止。母亲视为至宝，又是摇，又是哄，喂饭喂水，擦屎把尿。我哭累了睡着时，偎在旁边的母亲怕惊醒我，一个姿势能保持几个小时不动，有时她披在身上的衣服滑落了，宁肯冻着也不让别人再往身上披。

那一年，不会生育的母亲30岁。为了让我皮实好养，没病没灾，天狗这个名字就隆重诞生了。我坚信，第一次叫我天狗的是母亲，一辈子叫我天狗的也是母亲。

下吴村座落在一个不山不川、多风少雨的干垣上，是一个地贫人稀的小自然村。村南村北一公里开外各有一条沟壑自东向西呈八字型曲曲折折顺势伸延。一条东西走向的柏油公路紧贴村北而过，像一条脐带维系着村子与外部世界的交流。这是母亲土生土长的地方，母亲像苦菜花一样在这里苦了一辈子。但对我来说，这却是我的乐园，我像贫瘠土壤里长出的一颗哈蜜瓜，敲骨吸髓般吸取着父母挥汗撒血挣来的给养，并在他们的呵护与守望中，幸福地长大了。

说母亲苦不是说她童年时为躲避战乱的东躲西藏，也不是说她少年时帮老扶幼的辛苦劳作，而是说她20岁时经受的那场灾难。1963年开春，姥爷着手在居住的窑洞旁再挖一眼土窑。母亲是家里的长女，自然也是最主要的劳力。新窑行将竣工前的一天，母亲照例担着两个荆条编制的大筐子，一趟一趟地从窑洞里住外运土，姥爷在窑洞内一边修整一边往筐内铲土。灾难在母亲担着土筐走到窑口的那一刻发生了，厚重的窑顶齐整整地坍塌下来——姥爷去世了，母亲肩膀以下部位被结结实实地埋在土里……

我无法感知母亲躺在炕上几个月的钻心疼痛，也难以感受母亲失去父亲的深切悲痛，但我却隐隐体会到了母亲在这场灾难中失去生育能力的痛苦，真真切切感受到了母亲对我那浓浓的母爱。

母亲是个性格要强的女人。那次灾难后，母亲的身体很是虚弱，但她从没有离开过劳动。和同村的父亲成家后，没几年又抱养了我，为了改善家里的生活条件，母亲愈加辛劳。由于长期的田间劳作和家务操劳，她身体削瘦，皮肤糙裂，背部稍驼。而童年的我则时常爬在她的背上或骑在她的肩上，出现在田间地头，出现在别人家的筵席上，出现在路口乘凉的那棵老槐树下……

“嫂子，你这样娇惯天狗，天狗长大了不认你了可咋整？”村子里的人经常打趣她。

“我的娃，不认我还能认你去？”母亲笑着答道。

“天狗——，天狗——”母亲叫我时，“天”字短而轻，“狗”字腔调却拖得很长，再加上浓重的地方后缀口音 “能”，听起来则是“狗——能，狗——能”。

我小时候贪玩，满坡满野乱窜，叫我回家吃饭的母亲总是扯着嗓音，拖着长调，各处寻找。这曾经让我很难堪，因为母亲如此张扬的唤儿声没有成为全村好声音，却成为小伙伴们嬉闹时拿我开涮的好佐料。我时常赌气不理母亲，全然不顾母亲随父亲下地归来再去做饭的那一身疲惫。记得在一个月朗星稀的夏夜，和劳乏一天的父母坐在院子里乘凉时，我向父母提出了想改名字的想法。母亲和父亲对笑了一下，摸着我的头说：“不改，我娃是天狗，是神仙二郎神的战将，还能吃月亮呢，那些小娃娃们知道个啥。”听了母亲的话，看看天上的那轮新月，我懵懵然感觉自己高大上起来了。

母亲从未打过我，但训斥却是常有的。村南沟底有个小水库，村里人都那么叫，其实也就是个大水塘子。每逢盛夏，村里的小伙伴三五成群像泥鳅一样经常在里面玩耍嬉闹。作为“娇娃娃”的我，母亲是严格禁止我去那种地方的。但看小伙伴玩得开心，我心里也是一阵阵地发痒。有一次趁母亲不注意，我偷偷地和小伙伴去了沟底，就在我既兴奋又胆怯地脱光衣服刚走进水里的时候，“狗——能，狗——能，你给我回来——”伴随着叫声，母亲像发了疯的狮子一样咆哮着从小路上飞奔而来。我从没有见过母亲如此发怒，她一边骂一边把我从池子里拎出来，劈头盖脸一顿训斥。同行的小伙伴也吓得游到水塘中央不敢吱声。我用眼角余光偷偷向母亲瞄去，母亲脸色惨白，汗珠密密麻麻从她脸上细细的皱纹里渗出，母亲扯起手巾擦了一把汗，猛地往地上一甩，我吓得闭眼一缩。手巾并没有抽在我的身上，而是搭在了母亲肩上。母亲让我立马保证，以后再不来这个地方。我做了保证，但她的气还是消不了，愤愤地拉着我回了家。



对大多数农村父母来说，儿子的逐渐长大是自己负担的增加，上学、建房、娶媳妇，像三座大山压在他们身上。我的父母也不例外。我12岁那年，父母决定建三孔新砖窑，以备我将来娶媳妇之用。父亲找人用木板制做了一个砖模子，利用农闲，与母亲争分夺秒地奋战在村西的砖窑上。夏天，他们上山采砂，埂边采土，和泥，扣砖，晒砖坯，冬天他们装窑，请人烧窑，拉水浸窑，出窑。那段时间，我很少能在放学回家时见到父母。常常是我放学回家，火炉边煨着母亲专为我做的也是我最爱吃的一小锅荷包蛋酸汤面。而他们自己吃的则通常是早上做好带到砖窑上的米汤和窝头。两年后，父母用自己做的砖建起了三孔新砖窑。完工那天，母亲高兴地说：“总算给我天狗盖了个狗窝，不愁以后找不下媳妇了。”

求学的经历，是一个与父母渐行渐远的过程。镇中学，县高中，省城大学，我像一个逐渐成熟的小鸟越飞越高，越飞越远。但越来越高的学费和生活开支仍然重重地压在并无多少收入来源的父母身上。自打我上镇中学以后，父亲每年都要外出打工，家里的农活就全落在了母亲一个人身上，这使母亲的身体状况更加不好。她一直很瘦，背驼得愈加厉害，才四十来岁牙齿就开始脱落，头发开始变白，她像一头迟暮的老牛，吃力地拉着越来越重的犁。但母亲的守望还在。在镇里和县城上学期间，每逢周六放假，我骑着自行车快到村子时，都能看见母亲站在窑顶顺着公路眺望。回到家里，依旧是我爱吃的荷包蛋酸汤面，只是一小锅变成了一大锅。母亲一碗一碗地盛，我一碗一碗地吃。母亲疼爱地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我天狗正是能吃的时候，多吃点。”我一直把那一大锅荷包蛋酸汤面全部吃完。在省城上学时，和父母见面更少了，母亲的关心和守望就维系在那一纸家书上，虽然信封上是我的学名，但拆开信后第一声称呼还是“天狗”，担心的还是我的吃穿，叮嘱的还是别怕花钱。

我是在父母为我建造的“狗窝”里结的婚。母亲那天心里乐开了花，忙前忙后，招呼亲友，张着只剩几颗牙的嘴笑个不停，脸上的皱纹也舒展开来，还不时地用她那关节隆起略带弯曲的手指摸一把花白的头发。

但“狗窝”终究还是成了我在老家的客栈。我和妻子在县城上班，住进了县城，回家住的机会也仅限于逢年过节。父母恋着那几亩薄田，不想随我们住，只有母亲新蒸的馒头、刚下来的蔬菜、才磨好的面粉隔三差五地出现我家的餐桌上、柜子里。

我儿子出生的那一年，母亲正好六十岁。花甲之年喜添爱孙，母亲像是注入了新的活力，从不愿离开家的她欣欣然住在县城照看孙子。母亲乐呵呵地看着孙子一天天长大，喜滋滋地带着孙子回村里串门，偶尔领着孙子到亲戚家小住几天。“比对天狗还娇惯。”二姨三姨都这么说。

如果就这样下去，母亲晚年的幸福也许多多少少能慰藉一下她大半辈子的磨难，但这仅有的愿望还是让病魔给吞噬了。

2008年初，也就是我调到侯马工作的第三年，六十六岁的母亲被诊断出尿毒症。从省城看病回来，母亲坚持不做透析，她说她知道自己怎么回事，一辈子的老毛病了。在我的苦苦劝说下，母亲终于同意了透析。我在侯马租了房子，以便母亲透析。母亲的身体本来就差，三年的透析，使她异常痛苦。我心如刀绞，但母亲表现的却要比我淡定得多。2010年开春，也许真有预感，已经虚弱不堪的母亲执意要回村里，我陪着母亲在村里住了一段时间。母亲怕影响我工作，硬是把我撵回了单位。几天后的一个下午，父亲打来电话，我心急火燎地往回赶。到家时天已乌黑，屋子里满是亲戚邻居，躺在炕上的母亲面色灰白，气若游丝。三叔说：“嫂，认识这是谁吗？”母亲艰难地睁开眼睛，吃力地吐出两个字“狗能”，随后便盯着墙上的年画含糊不清地胡言乱语，“别压了炕后的娃”，“墙上那个人要打娃”。父亲一把扯下年画，母亲便轻轻地合上了眼。

我听见二姨三姨悲痛的哭嚎和二姨昏厥后众人抢救的声音，我迟钝得近乎麻木，机械地听凭长辈们的安排和布置。母亲就这样走了，她的天狗还没来及回应她最后一声呼唤。

没有了母亲的“狗窝”，没有了那一声拖着长调的呼唤“天狗——”，没有了那站在窑顶的守望，没有了那荷包蛋酸汤面……没有了母亲，天狗好像什么都没有了。

母亲抱养我时，是临近寒冬的深秋，离开我时，是乍暖还寒的早春，她用她那瘦弱的身躯为我抵挡了严寒风雪的侵袭，却没能与我一起享受春和景明的欢喜。六年了，每念及此，便悲痛不已，愿母亲在另一个世界不再遭受磨难，她的儿子天狗穷其一生为她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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