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流而上的鱼 HOME生活词典

看出潮流的方向目的，遇到方向不大正直，目的不大光明的潮流，便知竭力挣扎，不肯轻放一着的……...



编者按

原题——吕文浩：“不合时宜”的另类现代化思考——为《逆流而上的鱼》重印本而写。

1931年6月2日上海县的民众教育馆召集了一个耆老大会，应招而来的居然达到138人，在近代这样一个“少年人的世界”，老人的阅历和经验不再受到倚重，办这种在很多人眼里“落伍”的活动还有什么意义呢？潘光旦在《老当益壮》一文里以生理的或生物的眼光来看老人们的经验阅历。

他看到，以前中国人死亡率很高，一个人能够活到六七十岁以上很不容易。不必说天灾人祸带来的流离转徙，就是在太平的时候，经常与各种病菌或其他致病的生物相周旋，应付得法才有生存的机会；所谓应付得法大半靠的是个人的体气，养生与医药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老年人是一个生存竞争里已经得胜的人，得胜的人是应该受尊崇的。至于这个人有无功业德行，那是比较次要的计较了。”有人说寿数所大半依靠的体气不是个人努力的成绩，不值得尊敬。

对此，潘光旦分析说，这话固然不错，但世间的种种成功，多是个人遗传与环境相配合的结果，有哪一桩是真正完全靠个人努力或个人自由意志凭空创造出来的呢？况且，长寿是中国民族的理想，谁都想实现的，而实现了这个理想的老人，不应受到尊敬吗？这里，潘光旦所秉持的生物学的视角、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感受力以及尊老敬老的情怀，一一和盘托出，十分耐人寻味。这种对民族先天体格的重视，还体现在他对这种体格与中国社会心理和体育运动方式的因果关系所作的独到分析，《漫谈拳术与体育》就是这样一篇精彩的小品文。在他看来，与西洋民族的体格偏向于刚性一端不同，中国民族的体格偏向柔性一端，“柔性的体格与性情，如果需要锻炼与培养，比较更相宜的显然是中国固有的柔性的拳术，而不是西洋比较刚性的各式运动了。

柔性的体格与柔性的体育方式之间，显然有它们的因果关系，但大抵体格是因，体育方式是果，而不是一个互为因果之局，因为，就在以往，柔术一类的体育方式也很不普遍，绝大多数的人是不讲求任何方式的体育的。”这里所谓“中国民族”，只是大体而言，并不说每个人皆是如此。在潘光旦眼里，在广东与东三省等处，因为存留有历代经过严酷自然选择的移民后裔，适宜于从事西洋式体育训练“比较的不太少”，在内地其他地方就比较少见了。

在近代中国，西洋式体育的高歌猛进，所向披靡，“新武术”、“中国式体操”等说法尽管在社会上不乏提倡者，但在新式人物眼里却屡受讥评。潘光旦以民族体格与民族体育的配合来为传统拳术作学理上的辩护，乍看似乎太过保守，细细寻思，却不能说他以传统拳术抵制西洋式体育在中国的流传，而且启发人们思考传统拳术的价值与意义。这种初看保守，实则自有其道理的论述，在潘光旦的时评短论中是十分普遍的。在妇女儿童问题上，他优先考虑妇女在家庭中教养子女的作用，强调男女性别差异的重要；在老人赡养上，他主张老人由子女轮流供养，既要有“经济之养”还要有更重要的“情绪之养”。这些论述，在今天我们走过许多激进主义的弯路之后或许更能理解其合理性，但在激进主义越演愈烈的当时却显得格格不入。

为此，潘光旦也时常被卷入与不少新式人物的种种论战之中。这种论战是颇为耐人寻味的，因为潘光旦也是受到过系统而严格的西学训练，又在西方有实际生活体验的“新式人物”。他满怀中国情怀的另类现代化思考，为激进主义所不容，似乎在阻碍历史前进的脚步，但实际上却揭示了历史与现实的更多的复杂性，为寻求适合中国道路的现代化贡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心力。比如，他强调妇女优先考虑家庭责任，有余力之后再从事社会工作，对于这一点，我们在子女教养荒芜、妇女工作家务双重负担的事实同时出现之后才深刻地感受到其合理性的一面。比如，不管新式人物把西方式核心家庭以及个人价值鼓吹得如何美好，三代直系亲属同居、老人接受子女赡养并帮助子女抚育第三代始终在中国社会占据主流，这和潘光旦当年所提倡的折中式家庭以及“经济之养”与“情绪之养”并重的主张若合符节。

潘光旦在关于社会变革的议题上往往采取比较温和的态度，既理解、尊重中国人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寄托，又主张逐渐消除其流弊。这在革命思维盛行的年代里是颇为不合时宜的。对于强行废除阴历的国民政府以及采取支持态度的知识精英，潘光旦就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自己的不赞同态度。《废除阴历的教训》一文提醒道：“高高在上的是一班切心于改革的政治领袖，以为改革的结果一定是进步。在下的却是一班习与性成的平民，他们的生活和生活的意义始终寄托在历代相传的习惯里。”

他并不是反对采取社会改革举措以移风易俗，而是希望社会变革能够在尊重社会习俗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稳妥地进行，“所以当务之急，我们以为不在改革的举措的本身，而在双方距离的减少。减少这种距离的惟一方法是教育：民众所需要的是一般智识程度的提高，领袖们所需要的是一些民族原有经验的认识，而对于风俗习惯的所由养成、和亟切不能用法律或政令来废除的道理，尤须有切实的了解！做不到这一点，而轻言改革，结果惟有心劳日拙罢了。”在近代破除迷信的声音压倒一切的时候，潘光旦能够逆流而动，勇敢地站出来为民间信仰辩护，是非常难得的；更重要的是，在80年后的今天来看，对于中国人追求“灵验”而不迷信偶像的民间信仰，他的理解非常深入，配得上余英时先生“很有眼光”的评价。

当代一位青年学者最近发表文章说，读潘光旦这些视角如此独特甚至怪异的文章之后，有一种读章太炎晚年提倡读经那篇文章之后所感到的“惊慌失措”，“之所以说‘惊慌失措’，是因为读他们的书，你会发现一种逆乎固有思维的全新视角：这不是高喊口号式的激情书写，亦无武断和傲慢的文风；而更是一种笃实、细密、稳劲品质的传达，而此，正是我们这些青年人最为匮乏的。”我想阅读潘光旦对于当代读者来说，意义也许就这里：我们不需要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但他独特的视角总能带来全新的思维体验。潘光旦的个性敦厚而固执，他所研习的优生学因注重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异，与民主化、平民化的主流思想保持了相当大的张力关系。所以，尽管潘光旦学养深厚，著述宏富，但他的不少文章发表之后就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与近代流行的许多时代潮流相比，潘光旦的不少论说显得颇为不合时宜。大概是有感于此吧，在留学归国的第二年，1927年，潘光旦就在《学问与潮流》一文中对“顺应潮流”的风尚表示疑虑。

学习生物学出身的他喜欢以山涧中逆流而上，力争上游的鱼来作比喻；他认为：“看出潮流的方向目的，遇到方向不大正直，目的不大光明的潮流，便知竭力挣扎，不肯轻放一着的，毕竟是少数有见识的人”，这些“少数有见识的人”就是学者，“他们好比山涧里的鱼，和潮流有相当的关系，却不会卷入漩涡，演没顶的惨剧”。换言之，学者面对种种获得浩大声势甚至历久不变的所谓“潮流”，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知道趋避取舍，“做一个时代潮流主动的引导者、选择者，却不做只是被动的顺应者”。任何论述都有其时空的限制，潘光旦的某些具体论述当然会有其过时的一面，但其思考问题的若干原则却因其与时代潮流保持了若即若离的关系而未被“卷走”，更因其对现代化思考的另类性而愈发显示出其价值。令人难忘的是潘光旦在著述中贯穿始终的科学态度与人文情怀，在时评短论里表露得更为直接、更为率真。正是它们，给予那些闪光的思想原则以大量科学事实的衬托和人性关怀的光芒。而这一点，也许是今天的读者特别需要继承并发扬光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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