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史料（一）

治玄学者与治神学者或无须资料，因其所致力者在瞑想，在直觉，在信仰，不必以客观公认之事实为重也...



治玄学者与治神学者或无须资料，因其所致力者在瞑想，在直觉，在信仰，不必以客观公认之事实为重也。治科学者——无论其为自然科学，为社会科学，罔不恃客观所能得之资料以为其研究对象。而其资料愈简单固定者，则其科学之成立也愈易，愈反是则愈难。天文学所研究之对象，其与吾侪距离可谓最远；然而斯学之成为科学最早，且已决定之问题最多者。何也？其对象之为物较简单，且以吾侪渺小短促之生命与彼相衡，则彼殆可指为恒存而不坏。治此学者，第一无资料罣漏之患，第二无资料散失之患，故成功最易焉。次如地质学，地文学等，其资料虽趋复杂；然比较的含固定性质，研究亦较易。次如生物学等，蕃变之态益甚，资料之选择与保存渐难矣。又如心理学等，其资料虽俯拾即是，无所谓散失与不散失；然而无具体的物象可指，且其态稍纵即逝，非有极强敏之观察力不能捉取，故学者以为难焉。

史学所以至今未能完成一科学者，盖其得资料之道，视他学为独难。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思想行事留痕者本已不多，所留之痕，又未必皆有史料的价值。有价值而留痕者，其丧失之也又极易。因必有证据，然后史料之资格备；证据一失，则史料即随而湮沉。而证据散失之途径甚多：或由有意隐匿，例如清廷之自改实录。或由有意蹂躏，例如秦之烧列国史记。或由一新著作出，而所据之旧资料遂为所淹没，例如唐修《晋书》成，而旧史十八家俱废；或经一次丧乱，而大部分史籍悉沦没，如牛弘所论“书有五厄”也。或孤本孤证散在人间，偶不注意，即便散亡，斯则为例甚多，不可确举矣。要而言之，往古来今之史料，殆如江浪淘沙，滔滔代逝。盖幸存至今者，殆不逮吾侪所需求之百一也。其幸而存者，又散在各种遗器遗籍中，东鳞西爪，不易寻觅；即偶寻得一二，而孤证不足以成说，非荟萃而比观不可，则或费莫大之勤劳而无所获。其普通公认之史料，又或误或伪，非经别裁审定，不堪引用。又斯学所函范围太广，各人观察点不同；虽有极佳良现存之史料，苟求之不以其道，或竟熟视无睹也。合以上诸种原因，故史学较诸他种科学，其搜集资料与选择资料，实最劳而最难。史学成就独晚，职此之由。

时代愈远，则史料遗失愈多，而可征信者愈少，此常识所同认也。虽然，不能谓近代便多史料，不能谓愈近代之史料即愈近真。例如中日甲午战役，去今三十年也然，吾侪欲求一满意之史料，求诸记载而不可得，求诸耆献而不可得。作史者欲为一翔实透辟之叙述，如《通鉴》中赤壁、淝水两役之比，抑已非易易。例如二十年前，  “制钱”为国家唯一之法币。  “山西票号”管握全国之金融，今则此两名辞久已逸出吾侪记忆线以外；举国人能道其陈迹者，殆不多觏也。一二事如此，他事则亦皆然；现代且然，而远古更无论矣。孔子有言：  “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不治史学，不知文献之可贵，与夫文献散佚之可为痛惜也。距今约七十年前，美国人有彭加罗夫(H．H．Bancroft)者，欲著一《加里佛尼省志》。竭毕生之力，倾其极富之家资，誓将一切有关系之史料搜辑完备，然后从事。凡一切文件，白宫府公牍，下至各公司各家庭之案卷账簿，愿售者不惜重价购之，不愿售者展转借钞之。复分队派员诹询故老，搜其口碑传说。其书中人物有尚生存者，彼用种种方法巧取其谈话及其经历。如是者若干年，所丛集之资料盈十室。彼乃随时将其所得者为科学分类，先制成“长编式”之史稿，最后乃进而从事于真著述。若以严格的史学论，则采集史料之法，必如此方为合理。虽然，欲作一旧邦之史，安能以新造之加里佛尼省为比例？且此种“美国风”的搜集法，原亦非他方人所能学步。故吾侪今日之于史料，只能以抱残守缺自甘。惟既矢志忠实于史，则在此残缺范围内，当竭吾力所能逮，以求备求确，斯今日史学之出发点也。吾故于此章探索史料之所在，且言其求得之之途径，资省览焉。

（待续）

本文选自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华侨出版社

本期编辑：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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