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那些花不出去的钱（下）

宋代象棋具中的铜质棋子，各地多有出土，出土时伴有其他物件，有助断代，中国历史博物馆保藏了四副北宋铜质象棋（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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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象棋具中的铜质棋子，各地多有出土，出土时伴有其他物件，有助断代，中国历史博物馆保藏了四副北宋铜质象棋（北京地区征集），每副各有三十二枚棋子，与现代象棋一致。南宋后铜棋子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明清两代都有作为游乐仿造的铜棋子出现。（参见《古代中国象棋棋具》张超英著，百家出版社）

打马是盛行于宋元两代的赌博游戏，两宋最为流行，陆游诗云：“冷落秋千伴侣，阑珊打马心情”。元代散曲中经常提到此游戏。入明后，打马仍然流行于南方，但北方对此游戏显得比较冷落。明代中叶，南方有“走马”游戏。据说与打马有关，但是“其制略与宋异。今俱废矣。”（参见清张德瀛《词征》。）

著名诗人李清照在《打马图经》中介绍了“依经马”的玩法。基本形态是大家轮流投掷骰子，棋盘为打马图，棋子则是后代的“马钱”，马钱图形上是名将名马系列，为花钱收藏者所喜欢。藏家多有因收藏马钱专题而以“马王”著世者。古人以打马为赌博，一贴多少钱临时决定，最后按所得贴算钱。

宋代还流行选仙钱，圆形方形都有，有穿无穿皆备，其主题有诗仙、棋仙、琴仙、壶中仙、拔宅仙、王母、曼倩、双成等名目，背面配有相应的五言绝句。选仙钱应是当时一种游戏子。据记载，宋代存在一种游戏，以神仙品位（选仙图）、朝廷官职（百官铎、选官图），或名山大川为名目，以掷骰子为准，依次行进。这种游戏在唐代就已经出现，当时称“彩选”。清代名目更多，据清代赵翼《陔余丛考》介绍：“宋时有‘选仙图’，亦用骰子比色，先为散仙，次为上洞，以渐至蓬莱、大罗等列仙。其比色之法，首重绯四，次六与三，最下者幺。凡有过失者，谪作采樵、思凡之人，遇胜色仍复位。”

1994 年，洛阳老城区房管局建筑工地35 号墓中，出土铜钱多枚（计有北宋真书皇宋通宝和篆书政和通宝小平钱各一枚，金真书大定通宝6 枚，花钱6 枚），其中有曼倩选仙钱牌一枚。曼倩选仙钱牌的出现年代，当不晚于大定通宝铸行年，即金世宗大定十八年（1178年），也就是南宋孝宗淳熙五年。根据史料记载和实物出土，选仙钱流行于宋代是可以肯定的。但同时期的升官戏等载体未见，选仙游戏后代也存在，但是后代少见选仙牌钱的存在。

考量两宋博弈流行的社会背景，在市民社会繁荣、商品经济发达的背景下，社会欲望膨胀，赌博活动起了“呼应与慰藉”的作用。宋代的“彩选”赌博，“选仙图”、“升官图”，博者在一张列有各种仙位、官职的纸或棋盘上掷骰，博前各出相同的银两作为赌资，每人根据自己所掷出彩数的贵贱，来决定升黜赏罚，最先达标者为赢家。升黜在一掷之间，胜负在弹指一刻。宋王珪有诗云：“尽日闲窗赌选仙，小娃争觅倒盆钱。上筹得占蓬莱岛，一掷乘鸾出洞天。”对这种现象，李清照甚至说“谁能致千里，但愿将相过淮水”。这就是以打马赌博来慰藉偏安国民的文化道德焦虑了。元末明初时，杨维桢对此种博戏的骰彩重新立谱，撰有《除红谱》一书。其中彩选和打马至明清时期仍流行不衰。

宋代镂空大行其道，双龙品种为最丰富最多见者，但双龙形态多为辽金特征，值得深思。镂空中也可见花卉品种的多样性，双鱼形态的多样性，另存世不少的妇人持叉叉鱼的镂空花钱，与东北辽金同主题铜人立件意气相通，可见为东北渔猎文化的表达。

宋代打制金银冥钱的存在也值得关注，此类应源于汉代以金器求长生的观念，由此以金银做冥钱的风俗一直没有消失。据资料，五代周世宗死后发丧用纸做金银钱，分别叫“泉台上宝”、“冥游亚宝”。杭州钱镠之父钱宽、母水邱氏、子钱元瓘及钱元瓘次妃吴汉月墓等七座墓葬中发现数十枚鎏金银质“开元通宝”，应是冥钱性质；南宋四川省华莹安丙家族墓地出土过“天下太平”金币；同时发掘出了二三百个嘉定元宝折十钱，系纯金铸就，为冥钱无疑；元代庙宇中常有用作供奉的金银钱，一般藏在佛像的肚子里或悬挂在佛龛的旁边。

金银钱也有其他类别，唐代资料就说宫女嫔妃“每至春时，各于禁中结伴三人至五人，掷金钱为戏”。宋代也存在以金银币为节庆助兴、婚嫁生子、释道功德与取信凭证用途者。《长编》就记载宋真宗于天僖三年召集道释一万三，会于天安殿，“亲临视，以药银铸大钱面赐之”，但存世实物难以佐证。宋代著名的淳化元宝金币，属于供养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