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国之痒 李洁非：《劝世良言》和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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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本文原标题为《和梁发》，原文刊登于《名作欣赏（上旬刊）》2016年第10期“名作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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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禄与广州虽咫尺之遥，战争却未牵起它丝毫涟漪。现存洪秀全资料中，找不到与之直接相关的蛛丝马迹。不过，时代深层逻辑仍凭借一个貌似偶然的际遇，耐人寻味地显现出来。
道光十六年（1836），洪火秀到广州应府试。
府试，乃童生三试的第二关，凡通过县试即县级考试者有此资格；倘过此关，则可参加由省学政或学道主持的院试；三关皆过，录为生员，也就是俗称的“秀才”。府试每年一次，一般在四月。
一日，他在布政司衙门前看见一群人，当中围着两人。此二人，一个“身穿明朝服装，长袍阔袖，结髻于顶”，嘴里发出的并非中国语言，另一位则是他的中国翻译：
在一大群人环绕之中，其人对众讲话，谓可满足众人之愿望，不俟人发问，即便侃侃而谈。秀全行近其间，意欲问自己功名前程。其人亦不俟其发言，即云：“汝将得最高的功名，但勿忧悲令汝生病。我为汝有德之父道喜了。”
第二天，复在龙藏街遇这两个怪人，“其一手持小书一部共九本，名《劝世良言》，其人将全书赠与秀全。秀全考毕即携之回乡间，稍一涉猎其目录，即便置之书柜中；其时并不重视之”。
以上是《太平天国起义记》中的记载，而这记载悉出洪仁玕口述。蹊跷的是，后来洪仁玕被捕后写给沈葆桢的亲述，具体细节却颇有出入，其云：“丁酉年圣寿二十五岁，在广州领卷考试，由学院前街转至龙藏街，偶遇一长发道袍者，另有一人随侍，手持书一部九卷，未号书名……我主持回试馆，当与众友谈论场内诗文，无暇观览。”《亲笔文书》写于1864年，对韩山文的口述则在1852年，中间相隔十二年，而说法之不同凡三处。一是事情的时间：《太平天国起义记》记为“1836年”，即道光十六年，岁在丙申，《亲笔文书》则云“丁酉年”，即道光十七年，相差一年。二是前者明确指出了书名《劝世良言》，后者却说“未号书名”。三是得书后可曾阅读，《太平天国起义记》“涉猎其目录”，亦即有所翻阅，《亲笔文书》则为“无暇观览”，亦即根本没看。两样说法均出一人，而舍此我们又别无途径可以勘校，所以并不能断其正误，好在基本事实无伤，唯不知洪仁玕于不同时间地点、面对不同对象，因何做此不同陈述。
当天的邂逅，留有一个可靠物证，那就是韩山文明确提到的《劝世良言》。虽然洪仁玕后来对沈葆桢避提其书名，但此书的存在确凿无疑，且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有幸读到。1979年中华书局将其编入《近代史资料（总39号）》排印出版，印了两万一千册，后虽未闻再印，存世量仍当不少。
此书原刻于道光十二年（1832），内容大部分集《圣经》章节而成，基本上是一部《圣经故事集》兼基督教通俗讲义，付梓前曾由英国著名传教士马礼逊审订，宗教方面的正宗性不成问题，但作者却非洋人，而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梁发，号学善，别署学善居士，乾隆五十四年（1789）生于肇庆府高明县三洲古劳乡。幼年无考，唯据十一岁始入塾读书推断，当出身贫苦之家。只读了四年，年甫十五，只身离家谋生，来广州当学徒。初学制笔，旋改习雕版，成为一名印刷工匠，恰是这，使他与基督教结缘。传教士将宗教书籍译为中文，需要在中国刻印出版。当时梁发所供职的工坊位于“十三洋行”附近，他因此与传教士打交道，马礼逊就是一位。麦沾恩牧师所写梁发传记说：“在1911和1812年的两年中，马礼逊先生把《路加福音》和《新约》书信之大半付印，而此等书籍之雕刻及印刷多出自梁发之手。”此事要冒很大风险，清帝谕旨凡信传洋教、为洋人刻印书籍，触令者视情形分处立斩、斩监候、充军，量刑犹在吸食贩卖鸦片之上。显然出于安全，不久，马礼逊雇用数名中国工匠去马六甲，在那里印刷教典，梁发也在其中。正是这次南洋之行，让他最终皈依了基督教。他们1815年4月动身去马六甲，一年多后的1816年11月，梁发由米怜牧师为他洗礼，正式成为基督徒。这时他三十三岁，仍然独身。三年后，梁发回到故乡高明县，娶妻结婚，而妻子也与他志同道合，据说“她是中国第一个信奉改正教的妇人”。从马六甲归来，梁发已以传播福音为使命。1823年，鉴于梁发信教七年来道心颇坚的表现，马礼逊正式任命他为传教士，梁发曾述其情景：“马礼逊先生以手按我，封我往四处各方向宣扬福音真理。”此后，他的薪水即由伦敦布道会支发，直到逝世。
中国人信奉基督教非自梁发始，但以本土居民而为传教士的，梁发则是不折不扣第一人。
梁发意味着，基督教传华史打开了新的一页。首先，布道者从原来清一色“外来和尚”，现出了本土华人的身影；其次，梁发成为传教士，还带动了基督教在华真正开始本地化，从语言和文化上与中国相融合。此人不单对信仰抱极高热忱，且十分好学。研读教籍以外，努力提高自身文学修养，渐渐地，以仅有四年村塾学历之基础，而能够熟练流畅地写作。这使他的传教不止于照本宣科，进而也借著述展示一种原创性贡献。以往西方传教士在翻译方面固然付出很大努力，可是中文毕竟非其母语，运用难尽奥妙。梁发就不一样了。1819年，他牛刀小试，完成《救世录撮要略解》，小册子虽仅三十七页，却是“第一本用中文写成的改正教布道书”。他把原稿带给马礼逊看，后者极表称赞，从而使他深受鼓舞，于是就将此书镌刻成帙，分赠亲友。不久他因这件事被告发，连人带书版一并解官，被打三十大板，血流及踵，然后收监。经马礼逊营救，输金具结，才保出狱外。类似险遇后来还有几次，他未尝稍悔。及至1832年，又一本新作《劝世良言》刊成，这第一位中国本土宣教士，终于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劝世良言》的独特意义显而易见。设若它不是出自一个地道的中国人笔下，就算花县考生洪火秀在广州街头的经历原封不动地上演，而能否引出那种种的后续故事，也许成疑。因为就像梁发所拟书名所显示的，此书用词、话语是十足中国的，充满中国味道，散发出浓郁的中国泥土气息，而非一望即为舶自异域的洋玩意儿。除了《劝世良言》的名目，梁发还曾将其改题《拣选劝世要言》《求福免祸要论》等，出过另外几版，从中都可看出他颇注意为基督教思想披上中国化外衣，尽可能激发中国民众的广泛兴趣。在具体写作上，书中语言和叙述方式也结合中国元素的装点，而重新打造。姑从其开篇处引一小段：
夫神爷火华所造田野各兽，其蛇为尤狡。且邪神变为蛇魔对该女人曰：“‘尔必不可食园内知恶树之果’这一句话，实是神爷火华所言乎？”该女人答蛇魔曰：“园内各树之果，我们可以食之。惟园中一根恶树之果，神爷火华乃命我们曰：‘尔不可扪之，不可食之，不然，尔则必死矣。’”蛇魔对该女人曰：“尔未必死矣。盖神知尔食之之日，尔目则启，且尔为似神知善恶也。”该女人既见树为好看，必好食，乃欲可以使得智之树，遂摘其果而食之。又以之给其夫，且他亦食也。其两人之目则启，而知其赤身，即缝连无花果树之叶，而做遮自己半围之身。
此即《创世纪》里的亚当、夏娃故事，而中国人读之，会恍然如读《山海经》《博物志》《搜神记》，格调节奏与中国说部十分近迩。在内容上，作者也不止于对基督教事义单纯复述，还结合中国生活和习俗，夹以评论，来帮助读者理解。如针对偶像崇拜：
或说修庙宇，或说神像出游，遂往各处铺户人家签题银钱，或叫道士开坛建醮演戏，或摆设头锣执事，装扮些女色，鼓乐喧天，抬此神像往各处街道游玩，以为这神像经游过之地，人民俱获平安，六畜兴旺，添丁发财，五谷丰登之意。则各人欢喜之至安乐之极，众人都说道，破些小财，必获神恩庇祐发大财也。因各人先有私意贪图，然后才起拜求各神像之心，或安立家内朝夕敬奉，或去到庙堂里面拜求，亦非无意凭空拜的。因私意一萌，遂致无所不为，徒求热闹，害民伤财，费时失业，莫此为甚。殊不知世上之人，所有凶吉祸福之事，亦是自作善恶而招祸福。所以《易》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又如对儒家的批评：
即儒教亦有偏向虚妄也。所以把文昌、魁星二像，立为神而敬之，欲求其保庇睿智广开，快进才智，考试联捷高中之意。然中国之人，大率为儒教读书者，亦必立此二像奉拜之，各人亦都求其保佑中举，中进士，点翰林出身做官治民矣。何故各人都系同拜此两像，而有些自少年读书考试，乃至七八十岁，尚不能进黉门为秀才呢，还讲什么高中乎。
凡此笔触，不一而足，皆系梁发以所素知的中国现实及传统，添入的原创性内容，是“外来和尚”所难道或不能道者。因此他的布道，更足叩问中国人心扉，独中鹄的。以上面引的两段为例，我们在日后洪秀全思想中，都明显看见了来自于此的渊源。
值得一提的是，梁发有子进德，在鸦片战争期间和之后一些重大事件中，可以看见其身影。林则徐抵粤后，梁进德即受聘为英文翻译。耆英主粤，他是顾问，“对于耆英的对付外国和基督教的态度很有影响”，还曾参与中美《望厦条约》的谈判事务。
梁发卒于咸丰五年（1855），其时洪秀全已建都金陵，洪仁玕口述亦已由韩山文整理发表（1854），故梁发死前应有可能了解“天王”陛下与自己之间的因果。况且还曾发生一件更加切近的事情——1854年，梁进德曾陪同美国公使到访天京。然而，梁发却未有关于太平天国的只言片语。作为后人，吾辈对此自然有种种好奇。
作者：李洁非，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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