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客聂隐娘》两极分化的口碑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如痴如醉与中途退场都应该被理解，很难以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比喻来形容这一不世出的电影。

裴铏所撰《传奇》在唐时属于通俗文学，比之士大夫行文，更能为市井所接受；侯孝贤导《刺客聂隐娘》，在有备而来的观众眼中，是大段留白，而在仅为观影而来的观众眼中，则是大段空白。由古及今，晦涩或显浅，都非以内容本身作为唯一衡量标准，主客必然互为因果。



故事内容很简单，讲的是聂隐娘对剑道与人伦大义的选择。母本中单一的线索，在电影中分出了明暗两线，为的是让剧本避开母本的枷锁。以聂隐娘为明线，以田元氏为暗线，交错有序地铺展，将裴铏的一千七百余字糅合成一部一百零五分钟的电影。

面对一部电影，能讲的面很广，点很多，我只想略微谈谈《刺客聂隐娘》中的唐文化，它是一种很难避免争议口水的话题。



首先是侠客文化。中国人对武侠的情有独钟是有源远流长的历史的，以文字写武侠，可以追溯到司马迁在《史记》中的游侠、刺客列传。文学发展到唐代，众所周知的诗歌象征着唐文学的兴盛，但与此同时，文学史上也诞生了另一个专有名词——唐传奇。唐传奇在内容上有着相似之处，不外乎扶危济困、除暴安良、快意恩仇、安邦定国，这在《刺客聂隐娘》中或多或少都有体现。白衣道姑灌输给自己徒儿聂隐娘的师门理念是“杀尽天下暴虐藩僚”，仅此，便已包含唐传奇最常体现的四点主题。聂隐娘以“大僚小儿可爱，未忍便下手”为理由不杀应杀之人，以及“田季安死，则魏博必乱”为由放弃刺杀，均流露着人文关怀，小到人之恻隐与善心，大到江湖大义、国家社稷。



其次是藩镇文化。也许将唐代的藩镇割据以“文化”概而括之不太恰当，但姑且用之。始于唐玄宗末年安史之乱的藩镇割据局面持续了一百多年，直到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后才得以有效遏止。在此期间，藩镇割据或平稳或动荡，始终如蛀虫，浊蚀着摇摇欲坠的唐王朝。《刺客聂隐娘》的背景就是安史之乱后公元785-808年的唐朝，地点在一个叫魏博的藩镇。主角配角的命运都因藩镇割据的局势而改变着：嘉诚公主因中央为与藩镇联姻而不得已下嫁魏博；道姑嘉信公主痛恨藩镇，训练杀手专门刺杀暴虐的藩镇；魏博主公田季安因联姻又同时伤害了聂隐娘和田元氏两个女人；聂隐娘又因维持魏博的稳定放弃刺杀田季安，导致最终与其师做了结。这些就是电影想要诉说的唐时藩镇文化的冰山一角。



最后是诗歌文化。电影从头至尾，未提及一句诗歌，既无掉书袋，也无旁征博引。但观影后，我很自然地联想到了电影所要传达的诗歌文化，它没有在字里行间流露，而是蕴藏在一帧一画中。观众一定和我一样，对于影片中大肆着墨的景与物印象深刻。富有美感与意蕴的风景搭配胶卷拍摄，在视觉上展现了CG动画做不到的震撼效果，有种四两拨千斤的柔感。看着画面中一幕幕景致，不禁会在脑海中浮现“天边树若荠，江畔洲如月”、“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荡胸生层云，决眥入归鸟”、“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船舷冥戛云际寺，水面月出蓝田关”等耳熟能详的诗句。一花一草皆是诗，每一幕都值得被截为风景画，这不就是王摩诘所提倡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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