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凄惨的童年

我去工作，我让我爸爸把他照顾我康复那几年的事情，讲给大家听。...



我是李印臣的父亲，儿子李印臣是一名精神分裂症康复者，目前在云南从事公益事业。云南的气候条件好，适宜老年人养老，因此儿子百般恳求我们来云南安度晚年。平日里闲暇无事，我想把儿子康复的过程，与精神障碍者的家属们分享一下。

此话从何说起呢！我还是先讲讲我坎坷的一生吧！

我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起初我爷爷是一个看病的先生，在我们那里也是小有名气。后来土地改革，我们家被划为地主。我爷爷53岁就去世了，这下可坏了。他一去世，一下子我们家又多了两个地主。他这一顶地主帽子就分别戴在了我大伯，我父亲和我三叔三兄弟的头上。

爷爷去世那年，我已经七岁了，也到了该上学的年龄。暑假时，学校里招生，我也随着小伙伴们一起去报名。可是到了学校报名处一问，“你家是什么成分？”。我说我们家是地主。当时在招生办公桌后坐着的不光是老师，还有乡干部。那名乡干部说，“地主的孩子也来上学？！不收！”。那时我虽然年幼，可是我也有尊严，我被羞得面红耳赤，真是无地自容！没办法，只有天天背个草杈子割草挣工分了。

记得有一天下午，我跟着一伙比我大几岁的小伙伴到三里地以外地方去割草。那地方的草又多又好割，我只知道埋头割草，没想到割多了背不动啊！傍晚的时候，别人都收拾了，回社里交草。可我呢，收拾完了，背不动了，怎么办呢？我就先把草杈子往前送一程，再回来抱剩下的一部分，就这样一点一点的往前挪动。天黑了，我也累了，也很害怕，就哭了。就在这时，我听到有人在喊我的小名。“天佑，你在哪里？”。啊！是我五叔，他来接我了。我顿时非常高兴，我连忙应到，“叔！我在这里！”。我叔来到我面前，把草背起来，说，“走吧！以后别跟他们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割草了，你还小，没有力气”。

第二年，我又随着伙伴们到学校去报名，办公桌后面坐的还是那个乡干部，“什么成分？”。我回答“地主”。得了，外甥打灯笼照舅，不收！万般无奈之下，我又背起了草杈子，继续割草。

第三年，我已经九岁了，我是多么渴望上学啊！看到伙伴们一个个的去上学，我都急得想哭。这次机会来了，招生办公桌后多了一个人，他是乡长。这位乡长是何许人也！他是我本家的一个伯伯，他老人家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铁道游击队，和刘洪，王强他们辗转在枣庄微山湖一带抗击日军。解放战争时期，他在淮海战场上负了伤，就留在了徐州养伤，因此渡江战役他没能参加。当时他老人家是机枪连的排长，伤愈后他复员回家，在乡里当了乡长，后来我们都尊称他为老乡长。

办公桌前围了我们一群报名的小孩，乡长站起来，笑容满面、和蔼可亲的说，“你们这些娃娃都想上学，是吗？那好吧，现在我出一道题考考你们，看你们谁能答出来，好不好？”。我们不约而同的答到“好！”。他说“你们听好了，三加二，二加三，十二又加八，你们算算是多少啊？”。这时孩子们马上静里下来，都在掰着手指头算。可我脱口而出，“是三十”。这时，有位老师走到我面前，他满脸笑容，用手抚摸着我的头问，“小同学，你是怎么算出来的？”。我回答到，“我是从后面往前算的，你看十二加八是二十，前面两个都是五，加在一块是三十，对吗？老师”。老师说“非常正确”。

接着报名开始了。“什么成分？”，“地主”。又是那个乡干部，“不收”！我一听，心里那个难受啊！真是苦极了！这时，那位老师站起来，很严肃的问到，“为什么不收？”乡干部傲慢的回答的到“他家是地主”。听到这话，乡长站了起来，说“国家没有不允许地主子弟上学的政策，你怎么就把他拒之门外了呢！这种做法不符合国家教育政策”。于是，这一年和我一样出身的孩子，有七八个同时都得到了上学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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