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队自行车粉条

2. 艰难的青年时代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全国四类分子摘帽，没有了阶级斗争了，这使我看到了黎明前的曙光。...

我终于如愿以偿，圆了上学梦。在学校比在外面强，老师们都很和蔼，同学们也都很团结，不受任何人的歧视。在社会上就不同了，动不动就说你是地主子弟，没有任何政治地位可言。

入学后我刻苦学习，当年我就加入了少年先锋队，并且还被选为小队长，以后我又被选为中队长。三年级时，我胳膊上的小牌牌又多了一道杠，少先队大队长。

那也是1958年，正是大跃进的年代。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迎风飘扬。学校里也造起了小高炉，大炼钢铁。少先队到处宣传三面红旗的优越感，学校里办起了食堂，没有回家吃饭的了。实际上家里人也都吃食堂了，任何人家都没有吃的了。

在四、五、六年级，我也当上了班长，这也正是国家非常困难的时期，食堂解散了。五九年到六零年，确实有一些人被饿死。以后国家发放购粮证，才扭转了危局。

1962年，我高小毕业了，考初中，又被我赶上了一个“好时代”！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敌机到处散发传单，初中招生，四类份子子弟拒之门外。从此，结束了我的上学生涯。回家务农吧！

一个十五岁的毛头小伙能干什么？在生产队里干活，只给你半个劳动力的工分。没办法，只有跟着熬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个政治风波如暴风骤雨般猛烈。那一年我十九岁了，身材已经长成了，于是我选择跟着青壮年去出河工。一年春冬两季，每次回来还能剩二三十块钱，还有四五十斤粮食。这就很不错了，能急救家里的困难。出河工的苦，就不要提了，每天叫它累的睡觉都要说梦话。

记得，1970年有一个号召，叫以副养农，允许生产队搞副业，填补农业开支。生产队组织副业小组，开粉房，下粉条。于是我找到队长，我要参加副业小组。队长说“你不能干，你不会下粉条”。我第一口就说，“不会你也搞成分论吧！不会下粉，我会卖粉啊！”。

确实，我真不想在出河工。于是我想办法买了辆独轮车，给生产队卖粉条。赶好了，每天交完集体的，自己还能剩几块钱。

在外面卖粉条，我看到有人用自行车带货。卖鲜鱼的给我说“他用自行车能驮500斤鲜鱼”。我想我得攒钱买辆自行车，比推独轮车省劲，速度还快。

那个年代，本地根本买不到自行车。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表舅到我家，他说“咱到上海你大舅那里玩玩吧！”。我一听，“那好哇！我正想买辆自行车呢，到上海让我大舅想办法给我买，行吗？”。

从来没去过大城市，抱着好奇的心，我去了上海。到了上海，大表舅说，“新的买不到，我带你到寄卖店去看看，买辆旧的，可以吗？”。在寄卖店，我看中了一辆加重永久牌自行车，就买了回来。那也是我们生产队里第一辆自行车。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全国四类分子摘帽，没有了阶级斗争了，这使我看到了黎明前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