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京官初期每年收入约130两，而他一年的交通支出达到50两，文化消费达到61两。...

曾国藩是“圣人”，但年轻时依然难以脱身于官场文化和风俗人情，研究他的生活轨迹，可以发现一个人的修炼、尺度、进退，进而看到更加活生生的历史。

一个参考基准是曾国藩京官初期每年收入约130两，而他一年的交通支出达到50两，文化消费达到61两。

第二章 道光二十一年京官曾国藩的衣食住行（6）

翰林曾国藩的生活方式和质量如何，一年的支出又需要多少呢？我们在这一章从衣食住行等项来详细观察一下曾国藩的支出结构。除以上诸种支出之外，对普通官员来说，交通费压力也十分沉重。清代北京道路都是土路和石子路，交通不便，特别是下雨刮风天常难以行走。加上衙门离住地往往有一段距离，所以官员们多选择乘轿骑马或者坐车出行。

虽有坐轿的权利，京官们往往选择坐车。因为坐轿开支太大。买轿子雇轿夫的钱不是普通官员能承受的。何刚德在《春明梦录》中说高级大臣一年坐轿，就要费银八百两，因为必须雇有两班轿夫，还需前有引马，后有车辆及跟骡。

坐车也有雇车与自备车之分。大部分中下级京官连车也买不起，只经常雇车。何刚德说：“余初到京，皆雇车而坐。数年后，始以二十四金买一骡，雇一仆月需六金。后因公事较事较忙，添买一跟骡。盖当日京官之俭，实由于俸给之薄也。”

初入官场的曾国藩自然买不起轿子，但是他隔三差五会租一回马车，这也是一笔相当巨大的开销。曾国藩的活动范围，除了偶尔到衙门、皇宫和圆明明园办公值班外，主要集中在宣南一带，比如琉璃厂、长沙会馆、湖广会馆。他的朋友们也大多居住在宣南。

统计这一年，他日记中提到去长沙会馆十五次，琉璃厂十三次，紫禁城（包括翰林院）七次，湖广会馆六次，文昌馆五次，圆明园三次，财神馆二次，出彰仪门（彰仪门就是广安门）送人离京二次，西直门外极乐寺一次。提到经过顺城门（顺城门就是宣武门）二次。曾国藩去圆明园、皇宫、翰林院等处自然需要坐车。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曾国藩日常用车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从车行雇车，定期结算，比如以上记载中数目较大者闰三月的“车行五千文，又七千五百文”即是。另一种是临时雇车，当时或者积累几次后结算，数额从二十五文到八百多文不等。需要说明的是，临时雇车的小额花费并不是每月每笔都记。

据此我们平均计算曾国藩每月用车花费为5579文，此数乘以十三（当年十三个月），再合计为白银，计50.58两。











因为人文荟萃于北京，可以从容研究学问，所以京官之中颇不乏一贫如洗但嗜书成癖者，甚至有人为搜求古籍而抛却万贯家产。曾国藩虽然没有这样大的手笔，但亦“逛厂颇勤”。他京官生涯的日记共记了三年零八个月，其中有六十多次逛琉璃厂的记载。曾国藩一生自奉颇俭，唯买书舍得花钱。晚年他在家书中说：“余将来不积银钱留于子孙，唯书籍尚需添买耳。”可见藏书是他一生的嗜好。经过在琉璃厂的数年历练，他已经成为淘书的行家，藏书之中不乏珍本善本。比如他咸丰元年十二月初十日买得一部宋版《广韵》，十分得意，夜间与朋友“痛谈”其快乐：

自署归，至同文堂看得宋版《广韵》，托张廉卿买得，漱六来，夜深去。傍夕李春甫来，夜漱六来，痛谈买得宋版《广韵》。

爱书如此，所以逛厂之时，一见到好书，难免即起争竞之心，以致他在日记中反省自己与人争购图书时心思如小人：至书铺，见好物与人争。若争名争利，如此则为无所不至之小人矣，倘所谓喻利者乎？

从他写给陈岱云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在买书时如何工于心计：买得北监板《二十一史》……仆在厂肆见此，视为至宝，即以百金为阁下购定。书贾云：《南史》二函，被他人借去未还。仆恐其嫌价贱而诡辞以求益也，乃曰：“虽无《南史》，吾亦买之”。遂捆载交芸阁带归。厥后交银与书贾时告之曰：“暂交七十金，待《南史》到时，再补三十可耳”。书贾亦甘心无辞。

除了买书外，买文具花销亦不少。翰林生活中最重要的任务是准备朝考，练习所用的笔墨纸砚，均需自己购置。翰林写大卷之笔，必须用紫毫，取其“笔尖如锥利如刀”，易于用力，写字快。至于墨，因考时临时磨费事，一般都是买琉璃厂一得阁上好墨汁，每瓶墨汁约一两重，价自五钱至二两不等。

全年文化消费61.2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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