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都叫我“牛伯”

“牛伯”...



文/力穑有秋

去年某天晚上，我买菜回来，碰到同单元五楼住的一位大哥，最少有四十多岁，我们聊着孩子上几年级的事上了楼。到他家门口，这位大哥很客气地对我说，再见，大哥！听着这暖心的话，我健步上楼回家，全然不顾我才三十多岁的事实。

院子里有问路的年轻人，至少有两次，他们走到我面前问，叔，8号楼在哪儿？我看着他年轻的脸，心里琢磨着他的年龄得有二十出头，而我已经是他的叔辈人物，不禁有些轻飘的感觉。

我有好几位叔叔，面上都显得年轻。尤其是我的五叔，与我属相相同，比我大一轮，至今满头黑发，而我早几年就两鬓斑白。能这么早就进入叔字辈，好像成为我叔叔一样的人，让我受宠若惊。

更厉害的是，单位的年轻同事中，有好几个都叫我“牛伯”。

我有个外甥女和她们年龄相仿，也是二十出头的样子，她们之间关系不错，都是跟着外甥女的辈分称呼我。当然，里面带有一些玩笑的成分。

我姓牛，被称为“牛伯”让我想起一个人物，就是古龙《流星·蝴蝶·剑》中的“老伯”。那是个教父级的人物，经常扶危济困、除暴安良，遇到危险时有很多属下舍命相救。

我这个“牛伯”只是徒有虚名，占了年龄上的便宜，于人于事没有什么大的贡献。

前几年来了位新同事，她看似很真诚地问我工作方法。我知道自己的斤两，怎能指教别人，看她执意要问出点什么的样子，只好把自己微不足道的一点工作感想说给她听。

我说，咱们作为一个小部门的负责人，应该做到“有荣誉让给同事，有责任自己担起”。我怕没讲明白，又稍微细致地解释了一下，就是当本部门有荣誉时，我们作为负责人一定要清楚荣誉是哪位同事得来的，应该归到他的头上，不能自己占用。当本部门工作有失误的时候，即使这个失误或错误是同事引起的，作为负责人也不能把自己推得一干二净，当大领导责问时要主动承担起这个责任，并讲清原委，分析原因，尽量避免下次犯错。之后就是我们和同事之间处理的问题了。

后来我把这番话讲给妻子听，她白了我一眼，说你这样想这样做，你以为人家会和你一样。我无言以对。

之后我就不再给别人说这样的话，只是有时对自己的外甥女讲一点。我这个做舅舅的总得给她一点帮助，希望自己的经历和体会能给她一些警示，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王尔德说，归根结蒂一切人际交往的纽带，不管是婚姻还是友谊，都是交谈，而交谈必须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如果双方的文化教养迥异，那唯一可能的共同基础只能建立在最低的层面上。

其实在与亲人交往（交谈）中要好得多，即使没有共同基础，不用在最低层面上，照样可以聊得投机——这证明了血缘关系既真实又奇妙的存在。在亲人之间，即使观点小有不同，也很容易求同存异，一个话题讲完立即就被“姨舅姐弟”等等温暖的话题包围。

这是我原来的观点和体会，后来仔细想王尔德的话，发觉自己可能没真正明白。即使亲人之间的交往，最终还是要靠最低层面的那个共同基础来维持。没有那个基础，前面的很多的话都谈不上。

亲人之间尚且如此，朋友之间和同事之间更不用说了。曾国藩有句话说，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这句话意思是说即使交往双方一个虚伪，一个真诚，最终都会向真诚的一面去。我把虚伪和真诚也当做文化教养，那这句话就是对王尔德那句话的否定。至于曾国藩这句话是否出自本心，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我相信的是诚来诚往，伪来伪去，前提是先能分辨诚与伪。

对那些叫我“牛伯”的同事，我总是有种长辈的感觉在心里，总能想起我的外甥女。我们之间交往除了有同事之间共同工作这个基础，还有我外甥女这个基础——正是因为她，她们才叫我“牛伯”。

最近工作和生活都比较忙，外甥女和我聊得少了，昨天难得有个机会聊了一次，突然发现她有了很大变化。她自己也是这种感觉。她本来人际关系就处理得很好，现在更是把心态也调整得更加阳光。她说，现在每天都很高兴，感觉做事很有趣味。

我仔细想了想，除了她正在谈恋爱心情较好外，还有心态变化的结果。据她说，做事时考虑自己的利益比以前少了些，想到别人时更多了些。我记得以前跟她说过，先保护好自己，然后去争取自己的利益，不占别人的便宜。我特别加重了“自己”这两个字，是自己的利益一定要争取，否则就是对那些不劳而获和不讲道理人的放纵。这与她现在的想法并不矛盾。

张元济有副对联：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我经常对她说起读书，即使再不喜欢，也尽量找点喜欢的来读。昨天她竟然找我借书，说她借的那本心理学有点太浅显了。她开始读书是件大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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