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戰友范鴻仙的高尚私德_【RSHS】

在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史上，有許多孫先生的戰友和同志，其中范鴻仙是一位公德、私德皆佳的革命志士。在其一生中，始終顧全大局，捨身忘家，不計名利，不貪x0a權位與錢財，不近女色，公正無私，廉潔奉公，拒腐蝕，永不沾，品德優秀，保持人民公僕本色。...

【文載澳門城市大學《社會經濟發展研究》2016年第3/4期（總第13/14期）（合刊）】【作者簡介】經盛鴻，南京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

在南京城東郊風景如畫的中山陵園景區裡，有一座墓，合葬著一對老同盟會員夫妻，他們是辛亥革命先烈范鴻仙和他的夫人李真如。

在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史上，有許多孫先生的戰友和同志，不僅有遠大的革命志向和堅定的革命信念，長期進行和領導革命的武裝鬥爭或政治思想宣傳等工作，以非凡的才幹，為辛亥革命和中華民族作出了重大的的貢獻，這就是公德好；而且，他們的私德也好，就是一生中，始終顧全大局，捨身忘家，不計名利，不貪權位與錢財，不近女色，公正無私，廉潔奉公，拒腐蝕，永不沾，品德優秀，保持人民公僕本色。在辛亥革命前後的革命党人中，范鴻仙就是這樣一位公德、私德皆佳的革命志士！

一、在辛亥革命困難之時，變賣家產，支持革命

范鴻仙在革命一生中，始終顧全大局，捨身忘家，廉潔奉公，把一切都獻給了革命事業。

范鴻仙，名光啟，字鴻仙，筆名孤鴻、哀鴻、大哀、解人、純黃等，1882 年6 月20 日（清光緒八年五月初五，端午節），出生於安徽合肥北鄉杏店村一個貧苦的自耕農家庭。他在投身革命以後不久，就到上海從事報刊宣傳工作。1909 年到1910 年初，他參與創辦和領導的《民呼日報》《民籲日報》接連被反動當局查封。當時革命形勢高漲，群眾鬥爭風起雲湧，革命黨人極需要一份革命報紙進行宣傳群眾、發動群眾、組織群眾和領導群眾的報紙。然而，再創辦一份報紙談何容易，不僅需要人員、設備和房屋，還必須有充足的經費。當時革命正出於困難時期，到哪裡去籌措款項呢？

1910 年早春，范鴻仙突然回到久別的安徽家鄉，回到家中，見到久別的親人。他是回來為創辦新報籌集資金的。范鴻仙的孫女范烈孫記述了她祖父范鴻仙這次回家的情況：“1910 年早春的一個下午，他突然歸來，全家歡欣雀躍。但等到知道他原來是在上海辦革命党的報紙時，又都嚇呆了。因為當時清廷正在瘋狂地鎮壓革命黨人，公開辦報更是危險的事業。祖母知道祖父的生性，不敢言諫，唯有垂淚默泣。祖父歎息說：‘早知如此，原不該結婚的，免得害人。’至親們聽此言，以為有挽回餘地了，便一齊苦勸他要顧念妻兒家室，不要再幹革命了。祖父聞言，勃然變色，立取柴刀劈斷桌腿。此時無言勝有言！家人見他意志如此堅決，誰也不敢再說什麼了。祖父在合肥家中只住了幾天就回上海去了，臨行時將家中收藏的數千卷珍本古書，全部裝箱帶往上海。”[1]

從這段記述裡，我們可以看到，范鴻仙在這時已把他的一切都獻給了中國民主革命事業。他變買了家產，以所得款項，獻給新報社。在范鴻仙和于右任等人的努力下，一份新的革命報刊《民立報》終於在上海灘上創辦發行了，為即將到來的辛亥革命鼓與呼，發揮了巨大作用。可以說，沒有范鴻仙和于右任等人捨身忘家的努力，就沒有《民立報》！

辛亥革命勝利、中華民國建立後，1912 年初，同盟會總部由東京遷回上海，孫中山開始整頓黨務，於1912 年3 月3 日委任范鴻仙為同盟會總部政事部幹事。當時，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己停刊，《民立報》設在革命党人最集中的上海，承擔起歷史重任，成為革命黨人的喉舌與堅強的輿論陣地。范鴻仙與于右任重回《民立報》時，在1912 年初一度主持《民立報》的章士釗因工作遭到黨內不少同志的批評，乃辭職而去。不久，于右任前往歐洲考察，委託范鴻仙主持報社一切事務。范鴻仙就實際上成為《民立報》的社長兼總編輯。范鴻仙以全身心投入革命報業的宣傳工作中。這時期，范鴻仙的生活相對安定些。到這時，他才將其夫人李真如和十歲的女兒范天德（靈筠）、六歲的兒子范天平從安徽接到上海一道生活，全家才算團聚。范鴻仙的孫女范烈孫回憶說：“武昌起義成功後的第二年的春天，祖父才把祖母、父親、姑姑接到上海，此時全家才算團聚。但祖母的一些較好的衣物首飾，也就此被祖父‘團聚’了去。”[2] 范鴻仙繼續以變賣家資支持報社，支持革命。他的夫人李真如也加入了同盟會，成為范鴻仙從事革命工作的有力助手。

1913 年9 月“二次革命”失敗後，范鴻仙到東京參加了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不久，他被孫中山派到上海，參與領導上海和東南地區的革命鬥爭。1914 年8 月間，眼看上海革命武裝起義的時機不斷成熟，范鴻仙開始著手精心制訂與反復修改關於上海武裝起義的軍事計畫。他為此殫精竭慮，日思夜想，經常在夢中大呼:“討袁！討袁！”當時，范鴻仙住在上海家中，有夫人李真如和十二歲的女兒范天德（靈筠）、八歲的兒子范天平相伴，因為無經濟收入，還因為袁世凱政府早在“二次革命”失敗後就已對他懸賞通緝，要躲避上海都督鄭汝成的追捕，因此他全家生活十分緊張而艱苦。范鴻仙的孫女范烈孫回憶，當時范鴻仙為籌措軍資、周濟同志，不得不變賣了家中的藏書與夫人的衣飾，說：“到1914 年春，祖父在東京奉孫中山先生之命，在上海運動北軍反正討袁，因缺軍資，那數千卷書籍和祖母的衣飾都被祖父典賣以充之，這才知道他為革命事業而毀家紓難的決心是早就下定了的。”[3]

當時，范鴻仙一位革命友人許應午的孩子許傳經隨家人到上海居住，所居住宅與范家的住宅很近，兩家關係密切，常相往來。幼年的許傳經親眼看到范鴻仙負責策動與領導上海地區反袁鬥爭時緊張、忙碌、艱苦的生活：“大約在1913 年左右，先父許應午因被袁世凱通緝，舉家由安徽合肥故鄉避居到上海法租界。初到不久，我曾隨父親到范烈士家中去過。當時范家住在上海法租界的戈登路，以後又遷居到法租界四賴達路新民里，與我家相隔只有一條巷子。我小時候常到范家與范烈士兒子范天平在一起玩耍，見范烈士除會客外，都是坐在書房內，不是看書，就是執筆。當時常到范家的党人有于右任、邵力子和葉楚傖等。此外，還有安徽同鄉、同盟會員吳忠信、劉文典、殷芝露、金維繫、高季堂等前輩。自從遷到新民里後，范家經濟情況日漸困難，經常靠出賣收藏的宋版古書以維持生活。”[4]

正因為范鴻仙品德高尚，對革命赤膽忠心，對同志肝膽相照，對朋友行俠仗義，對自己、對家室克己奉公，因此贏得了同志與朋友對他深深的敬仰與衷心的愛戴，使得越來越多的革命志士投奔到上海他所領導的隊伍中。范鴻仙的安徽同鄉與革命戰友劉文典稱讚他說：“先生性慷慨，亮貞勇烈過人，尤獨慕風義，又能輕財結士，在《民立報》館日，所入盡以周同黨，不以一錢贍家室。素好聚書，所藏多精刊。方圖上海，資用常不給，則舉所蓄書數千卷斥賣之。猶不足，至質幃幙。故來附士卒，皆感其惠。”[5]

二、在辛亥革命成功後，辭官不就，不貪戀權位

1911 年10 月10 日辛亥武昌起義爆發後，東南地區革命形勢發展很快。范鴻仙是“江浙聯軍”的發起人之一，可他不貪戀權位，只居顧問一職。他為聯軍提供軍需糧餉，在聯軍各部隊與各方面都有較高的威信與較好的關係，為攻娶南京作出了重大貢獻。 1912 年初，中華民國建立後不久，他又受命任“鐵學軍”總司令，率軍北伐清廷。

當時國勢混亂，內爭不斷，雖南北和議告成，但仍然是唯武力可以稱雄之時，各地官員與將領皆求擁兵自重，而范鴻仙卻迅速辭去了“鐵血軍”總司令的職務，“和議甫成，而遽釋兵柄，裁兵不嘩，匕鬯無驚，前所未有也”[6]。受范鴻仙的影響，廬州軍政分府都督孫萬騬，在與范鴻仙協商後，來到安徽省會安慶，會晤安徽都督孫毓筠（少侯），宣佈為提倡安徽統一，先由取消分府入手；並願首先取消，為他處表率。當即遄返廬州，辦理交待事項。

南北和議成功，表面上，新生的中華民國完成了國家的統一，實際上，政府大權落到了以袁世凱為核心的北洋軍政集團的手中。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從南京遷到北京。范鴻仙辭去參議院議員的職務，失望地離開了南京。1912 年4 月，范鴻仙返回上海，重操報業，回到上海《民立報》社。他仍以他一貫的革命精神與熱情，關心國事，關心民眾，關心同盟會和民主革命事業，以國民一份子與革命黨人的身份，利用報紙為武器，將“藉報章鼓吹之功，盡響導國民之責”[7] 的宗旨一以貫之，投入當時紛繁複雜的政治鬥爭中去，為人民講話，為革命黨爭地位與人格。他反對袁世凱撤銷南京留守府，反對黃興辭職，他是為革命黨爭奪行政權與軍權，是防範北洋軍閥集團篡奪民國。范鴻仙的努力最終未獲成功。1912 年6 月14 日，黃興發表《解職佈告各界文》，在與程德全辦好交接後，離開了南京。後來的歷史證明了范鴻仙的政治眼光的敏銳與深刻。

但范鴻仙對自己在官場的升遷榮耀則不宵一顧，置之度外。他在1912 年6 月間，就誠懇地辭謝了安徽各界人士多次聯名推薦他出任安徽都督的請求。

安徽在1911 年11 月獨立後，政局一度反復多變，安徽都督先後由多人擔任。先是在1911年11 月8 日，原安徽巡撫朱家寶鑒於革命風潮不可阻擋，乃在諮議局立憲派士紳的支持下，宣佈“獨立”，並自任都督。安徽革命党人反對朱家寶搞假獨立，於11 月11 日在安慶召開軍、學各界代表會議，自行宣佈獨立，推舉同盟會會員王天培為都督，管鵬為軍務部長，吳春暘為全省經略。但不數日，王天培因下令強剪百姓髮辮，觸犯眾怒，被朱家寶煽動舊勢力趕走，安徽一度成了群龍無首的局面。吳春暘赴已獨立的江西九江請求支援。九江都督馬毓寶派遣贛軍黃煥章部約兩千多人抵安慶，趕走朱家寶。但黃煥章部為臨時招募的部隊，軍紀敗壞，在安慶因索餉未成，遂圍攻都督府，洗劫皖省藩庫、軍械所，搶掠典當與民居。安慶全城秩序大亂。黃煥章儼然以都督自居，並槍殺了嚴詞譴責他的吳春暘，激起了安徽各界的憤慨。後經九江都督府派遣參謀長李烈鈞率兵來安慶查處與調解，黃煥章部撤回九江，李烈鈞暫被推為安徽都督。未久，李烈鈞辭去安徽都督職，率領贛、皖聯軍赴武昌支援。1911 年12 月12 日，安徽臨時議會開會，選舉剛被營救出南京監獄的孫毓筠為都督。12 月21 日，孫毓筠抵安慶就職，安徽形勢才平穩下來。到1912年4 月底，孫毓筠因不堪重任，以病辭職，由柏文蔚接任，陳獨秀擔任都督府的秘書長。但不久，柏文蔚不安於位，提出辭呈。

於是在1912 年6 月初，安徽旅滬、旅寧之軍界、學界人士，先後聯名公電，一致推舉范鴻仙為安徽都督，希望他返回安徽主持大局，電文措辭懇切。先是在1912 年6 月5 日，《民立報》刊登“旅滬皖人公舉范鴻仙君繼任皖督電”，讚頌范鴻仙的革命功績、品德才幹與崇高威望，稱范鴻仙為“巨材長德，遐邇共欽。全皖人民顒顒望治，非范公不能勝任”，全文如下：

北京袁總統、國務院總理、各總長、參議院、各報館均鑒：

軍興以來，安徽一省受禍最深，潯軍焚掠於先，大通內訌於後，加以皖北累被水災，元氣耗盡。今更市面蕭條，金融閉塞，轉屍千里，群盜滿山。當茲民國初建，萬象更新，顧令安徽一隅，八府齊民，局地無歸，蟾鳥靡托！想我大總統總理胞與為懷，同仁一視。南望皖雲，應亦潸然下淚也！前任皖督孫公，因病辭職，逡巡海上，抗節巢由；柏公僅允庖代，還浦在即。當萬事叢脞之秋，詎有無頭政治之理？萬一奸民構釁，軍隊稱戈，是直使我六十餘州之地，三千萬之民，曆萬劫而永不復也！

同人等情關桑梓，心竊憂危，一再會議，僉以為欲脫全皖於悲運，首在都督之得人，特聯名公舉范公光啟繼續此任。范公為民國元勳，廣州一役，規劃東南，經營善後；武漢師起，號召長江下游，發起聯軍，調和諸將；巨才長德，遐邇共欽。全皖人民，顒顒望治，非范公不能勝任。伏懇我大總統暨政府諸公，軫念皖民，順洽輿情，加以任命，大局實將賴之，非獨一隅之福也。

安徽旅滬軍界學界公叩（人名從略）[8]

接著，在1912 年6 月7 日，《民立報》刊登“安徽旅甯軍官同人公舉范鴻仙君任皖督電”，指出安徽“坐鎮無人”的危急局勢，急迫公舉范鴻仙為安徽都督，“斯人不出，如蒼生何?”全文如下：“安徽數經破壞，孫都督既去，柏督將回，坐鎮無人，邦人危險！奚以此間同鄉會議，公舉范君鴻仙充當皖督，頃已電達袁總統暨國務院矣。斯人不出，如蒼生何？事關桑梓安危，用特奉告。”[9] 1912 年6 月12 日，《民立報》再次刊登《安徽學界公舉范鴻仙任都督函》：“同人已電舉范鴻仙君繼任皖督矣。特聞。”

面對安徽各界人士的殷切期盼，范鴻仙於1912 年6 月6 日在《民立報》上發表《范鴻仙宣言》，婉言推辭。他說：

陽曆6 月5 日，滬上各報載有旅滬同鄉公電一則，謬承推薦鄙人擔任安徽都督。捧讀之餘，不勝惶悚。既承錯愛，願貢一言。

鄙人自申誓同盟會以還，惟以顛覆滿清為純一之目的。去歲民軍起義，鄙人運動光復南京，奔走道途，不惶朝夕。對於桑梓義務，負咎良多。今日大局既定，鄙人乃出而督皖，是諸父昆季任其勞，而鄙人獨享其逸，其不可一也。

天生萬物，各適其用，犁牛雖大，不能執鼠；樗樹立途，匠者不顧。蓋言有能有不能，即宜用宜不用也。鄙人以一介書生，業操記者，當茲內憂外患，險象環生，方將藉報章鼓吹之功，盡響導國民之責，今一旦奪其素業，畀以皖督重任，巧婦難炊，美錦尋制，軍旅政事，貽誤必多，其不可二也；

自問平生，雖無長德，然爭功攘利，尚存羞惡於中心。都督雖尊，自鄙人眼藏觀之，則與肩販車夫不過分業之不同耳。既不引之以為榮，何必任之以增累。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鄙人之自計審矣，其不可三也。

具此三因，是以都督一席，務懇我同鄉諸公另行推選賢明，為皖省造福。

范鴻仙在文中列舉的他不能接受安徽都督職務的三點理由，光明正大，一心為民，完全是為安徽的政權民主建設作想，無論對公對私，都是有說服力的。這與當時乃至以後許多無德無才卻一心想做官升官，甚至蠅營狗苟、投機鑽營以求獲得烏紗帽的官場無恥之徒相比較，更有天壤之別。尤其可貴的是，范鴻仙將中國千百年來視之為最為尊貴的官職，甚至是相當於前清巡撫這樣的方面大員的安徽都督，視之為“則與肩販車夫不過分業之不同耳。既不引之以為榮”，打破了中國千百年來“學而優則仕”與“官大一級壓死人”等等的官場規則與世俗見解，表現了極為難得、極為可貴的民主政治精神與平民風範。

范鴻仙雖表示不能接受安徽都督職務，但他關心家鄉安徽的大局穩定與政治進步，出以公心，向家鄉人民提出了他經深思遠慮的建議，即以請病假離職兩月的原安徽都督孫毓筠回任，“以收駕熟馭輕之效”；如孫不能回任，則必須按既定的法律程式，由安徽省議會議員投票推選，報請中央政府大總統正式任命一位新的都督：

第鄙人亦全皖一份子，對於桑梓應貢一言：孫都督任事之初，躬定大難，熱心毅力，海內周知，病假之期，僅乎二月，為安徽大局計，似宜公請孫督回任，以收駕熟馭輕之效。如孫督決意遠行，似應由省議會票選數人，任大總統擇委一人。誠以破壞之時代既去，建設之時代已來，選舉一切必委於一假定機關，與昔日各界之自由推選者，情形有所不同矣！區區愚忱，是否有當，伏維裁酌。[10]

范鴻仙指出，民國建立後，已不同於辛亥革命武裝起義的時期，國家各級政權的政治運作，包括選舉官員等，都應按照民主政治的遊戲規則辦事，應由民眾選舉產生的立法機構成員票選決定，才能使國家長治久安。從這件事情，可以看到范鴻仙當時對擔任政府官職的認識，對在中國實踐民主政治的認識、熱情、執著與堅定地加以身體力行，可以看到范鴻仙身上所表現的可貴的民主政治精神與平民風範！它和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和辭去臨時大總統時的思想與言行，一脈相承，如出一轍。

范鴻仙以他的思想與言行，證明了他是孫中山最好的戰友與學生。

三、面對“大總統”袁世凱利誘威逼，嚴詞拒絕，公正廉潔

范鴻仙在從事報業的同時，始終關注著黨事與國事，關注著民生疾苦。他對攫取了民國臨時大總統的袁世凱的軟刀子——以高官厚祿的拉攏腐蝕，更是警惕與鄙薄。

袁世凱當政有一個重要特點，即對政敵與革命党首要人物，總是軟硬兼施，文武並用。他任民國大總統後，為網羅籠絡天下名士，大行封官授爵，資送金錢美女。一些寡廉鮮恥之人與革命党的叛徒貪戀權位，沉醉於酒食征逐中，紛紛或公開、或秘密投到袁世凱門下。令范鴻仙痛心的是，他加入同盟會的介紹人、曾任過安徽都督的孫毓筠，也被袁世凱拉下了水。

袁世凱對范鴻仙的才識早有所耳聞，為了拉攏范鴻仙，他曾指派手下借開會名義將范鴻仙騙至某處，以美女華屋相誘惑，結果范鴻仙氣憤地怒駡“無恥”，拂袖而去。此後，袁世凱多次聘請范鴻仙，均被范鴻仙嚴詞拒絕。范鴻仙的孫女范烈孫回憶說：“范鴻仙當年在上海，袁世凱想拉攏他，便邀范到某地開會。范到那一看，竟是一棟豪華的洋房，連汽車、僕人、小妾都配好了。范勃然大怒，連稱無恥，拂袖而去。”[11]

1912 年年底，袁世凱為籠絡與麻痹革命黨人，下令各省申報在辛亥革命中的有功人員，由他這位民國臨時大總統代表中央政府進行嘉獎記功授勳。前江浙聯軍總司令徐紹楨按照規定，製成《光復南京有功受獎人員名單》，呈報給袁世凱大總統諮送陸軍部、稽勳局核獎，計有321 名，范鴻仙被列為第一名。《光復南京有功受獎人員名單》中所列的每一人，都附有其生平資料與在光復南京中的功績。范鴻仙被列為第一名，完全是實至名歸，其在光復南京中的奔走聯絡、說動新軍第九鎮反正、籌措後勤糧餉、化解將領矛盾、組建革命政府乃至後來出任鐵血軍司令等方面的功績，非同一般，人所皆知。

但范鴻仙對接受袁世凱的嘉獎記功授勳不僅全然不感興趣，而且非常厭惡。他早看透了袁世凱的用心。當徐紹楨按照規定，在1912 年12 月給他發來電報，要他寄呈個人履歷時，他知道徐紹楨是想保薦他為光復南京有功受獎人員，就堅決推辭，沒有寄呈個人履歷，並立即離開上海，回到安徽家鄉，以圖規避。當他回到上海後，翻閱《政府公報》，見上刊徐紹楨已向北京民國政府保薦他為光復南京有功受獎人員，奉袁世凱臨時大總統令，交陸軍部核補，將由大總統特別嘉獎，授其勳位與官爵等。范鴻仙看後，初志不改，立即寫成致北京政府陸軍總長段祺瑞的《范鴻仙公電》，於1913 年1 月3 日公諸《民立報》報端，再次堅決請辭。他談了他堅決推辭徐紹楨保薦的過程，談了的志向，談了他對受獎授勳的看法：“光啟于月前曾接徐固青（按：徐紹楨的字）先生來電，索取履歷，知其意在推薦，故堅辭未與，旋即回鄉。日前由皖來滬，翻閱政府公報，始知徐已保薦，奉總統令交大部（按：指陸軍部）核補。伏思光啟本非武人，若忝顏濫竽，徒滋識者笑柄。去歲組織鐵血軍，實源於責任所在，不敢自棄耳。今素願既達，何用是無聊之頭銜也！”范鴻仙所談他的志向，他對受獎授勳的看法，出於他的真心，顯示了一位元真正把自己的一切都獻給中國民主、進步事業的革命黨人的高風亮節、凜然正氣與寬廣心胸。

當時，孫中山也堅決辭退了袁世凱要授予他的“大勳位”。他在1912 年10 月13 日致電袁世凱，說：“文十餘年來，持平民主義，不欲於社會上獨佔特別階級，若濫膺勳位，殊與素心相違。”范鴻仙的心是與孫中山相通的。

范鴻仙在致北京政府陸軍總長段祺瑞的《范鴻仙公電》中，還痛斥袁世凱濫發勳位的卑劣用心與嚴重後果，表示自己堅決辭退袁政府勳位的決心：“更有言者，勳位名爵本與平民主義不相容，袁君藉是以為籠絡人心之計，實貽共和污點。目今上將、中將等於羊頭，勳位、勳章施及民賊。夫沙上之功既己可恥，而無規之塵，又複汙人。光啟雖不才，亦不願躬蒙此等穢濁也；即以計功

行賞論，光戚啟亦無功之可言也。千萬將此案( 給其封爵一事) 立即取消，實感德便。”[12]

范鴻仙這番表明心跡的宣言，給袁世凱政府的卑鄙用心與伎倆以當頭一棒；同時，也以他的高風亮節、凜然正氣，給那些貪戀名譽權位，沉醉於酒食征逐中的寡廉鮮恥之人與革命党的叛徒敲響警鐘。

《故陸軍上將范烈士墓表》在談到范鴻仙不為高官厚祿所動時，頌之為“雖魯連抗志于暴秦，幼安嘉遁於遼海，無以尚茲也。”[13]

四、在“二次革命”失敗後，協助孫中山籌建“中華革命黨”，直至獻出生命

“二次革命”失敗後，《民立報》於1913 年9 月5 日被迫停刊。范鴻仙在國內無法立足，乘輪東渡，流亡日本，於1913 年9 月10 日到達東京，住赤阪區青山南町五—四五。范鴻仙到日本後，繼續追隨孫中山先生，立即投入緊張的革命活動中去。

當時，袁世凱在血腥鎮壓“二次革命”後，國內一片政治恐怖。袁世凱對參與這場革命運動的革命黨人恨之入骨，於1913 年10 月15 日，下令懸賞緝拿，其中對所謂“皖省之亂”而被懸賞緝拿的人中，范鴻仙被列為首要分子。

孫中山到日本後，總結“二次革命”失敗的教訓，有感于國民黨內部成分複雜，綱紀不嚴，許多黨人思想渙散而不思振作，決定改弦更張，在東京重新組建中華革命黨。孫中山指出：“追其失敗之原因，乃吾党分子太雜，權利心太重，互相利用，互相傾軋” ；在“二次革命”失敗後，“意見分歧，或緘口不談革命，或期革命以十年，種種灰心，互相詬淬，二十年來之革命精神與革命團體，幾乎一蹶不振”。原同盟會及其改組而成的國民黨，已不能承擔領導革命的重任。基於這樣的情況，孫中山到日本後所進行的第一項工作，就是組建新的革命政黨——中華革命黨，剔除“混雜分子及卑劣分子”，“合集此純淨之分子組織純粹之革命黨，以為再舉之圖。”當孫中山組建中華革命党時，首先注重黨的鐵的紀律、党的領袖的權威，“是以此次重組革命黨，首以服從命令為唯一之要件。凡人黨各員，必自問甘願服從文一人，毫無疑慮而後可”[14]。

1913 年9 月27 日，孫中山親手擬定《入黨誓約》，在東京發起“重新黨幟”。他嚴格規定，凡欲加入中華革命黨者，無論在黨的歷史及資格如何深久，皆須重寫誓約，表示絕對服從孫中山，獻身主義，再舉革命，加按指模，以示堅決。

但孫中山的這個決定遭到一些“舊日同志”的反對。當時，黃興、李烈鈞、陳炯明等原國民黨重要領導人都反對重新組黨，更反對要求全體黨員絕對服從孫中山個人與入黨要加按指模等手續。他們指責孫中山搞個人獨裁，拒絕參加新黨；就是胡漢民等人對參加中華革命黨也十分勉強。不久，黃興於1914 年6 月30 日離開日本，遊歷歐美；國民黨內部拒絕加入中華革命黨者，另組織“歐事研究會”，造成了革命黨內部令人痛心的分裂——“孫黃分家”。

應該指出：孫中山所訂中華革命黨《誓約》，確實有某些不妥的地方，如要求黨員絕對服從孫個人、人党要加蓋中指模等，沿襲了中國秘密社會組織的結盟方式，缺乏近代政黨的民主氣息。但這畢竟是枝節問題。其主流是吸取辛亥革命與“二次革命”的經驗教訓，適應革命鬥爭形勢的要求，特別是適應反袁秘密鬥爭與武裝鬥爭必需加強統一領導與組織紀律的需要，因而在重新組党時，強調建立強有力的黨中央領導權威與鐵的黨紀，強調全黨思想與行動的統一。“革命黨能統一，則革命之事業已成功過半矣。”[15] 就是要求全黨服從孫中山個人這一點，在當時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需要的。

當此之時，在辛亥革命期間曾擔任過省、市都督的原國民黨高層領導人中，只有陳其美，理解並積極支援孫中山的重新組黨工作。他“首贊之”，首先站出來為孫中山的建黨主張進行申辯與宣傳。陳其美還比較正確地對待孫中山制訂的中華革命黨《誓約》，全力維護孫中山的革命領袖地位與全黨的鐵的紀律。1913 年10 月3 日，陳其美到達東京。1913 年10 月7 日，由孫中山親自主盟，陳其美、戴季陶、田桐、鈕永建等在東京加入中華革命黨。

范鴻仙在此時期的思想與言行，可與陳其美相媲美。1913 年（民國二年）9 月10 日，范鴻仙到達東京後，就堅決支持孫中山的組建新黨的主張。他說:“吾党地廣於賊，兵多於賊，顧不能辦賊而為所破者，皆違孫公節度故也。天下事猶可圖，終成大業者，其孫公乎。”他“與陳其美力贊其事” [16]，積極投入協助孫中山重新組建革命政黨的工作中。

據後來擔任中華革命党黨務部長、東北軍總司令的居正回憶：“是時，總理（孫中山）精神煥發，如周公之思兼三王，以思四事。本其二十年之學問、二十年之閱歷，手草《中華革命党章程》，制定《入黨誓約》，日召陳英士、田梓琴、范鴻仙等，更翻商議。嚴格規定入黨黨人立約宣誓，在姓名之下，印蓋右手中指模。陳英士等極力贊成，竭誠擁護，分途介紹，因人宣傳。……而党之根基因是而立。”[17] 從居正的這段記述中，可見范鴻仙與陳其美、田桐在孫中山發起、組建中華革命黨的過程中，所起的重大作用。

1913 年10 月28 日下午2 時30 分，范鴻仙與日本友人山田純三郎、菊池良一以及龔振鵬、季雨霖、戴季陶、田桐、詹大悲、龔煉百、劉鐵、劉英等多人，前往東京孫中山的寓所，商談革命事宜，並由孫中山親自主盟，加入中華革命黨。范鴻仙親筆書寫了孫中山所擬定的《入黨誓約》。范鴻仙的黨證號為第28 號。

范鴻仙通過多年的實踐與思考，正確地認識到孫中山的領導才識與水平，心悅誠服地承認孫中山是當之無愧的革命領袖。他在對待中華革命黨的《誓約》、對待孫中山強調的黨的統一與紀律等內容，表達了卓越不凡的見解。他與陳其美等人一道，有力地維護孫中山的革命領袖地位，正確地對待革命黨內部領袖與黨員的關係、統一紀律與個人自由等關係。他們的見解顯然超過了黃興與“歐事研究會”諸人。正是由於范鴻仙、陳其美等人的努力與表率作用，增強了中華革命黨的團結與力量。

范鴻仙是較早加入中華革命党的黨員。在范鴻仙之後，1913 年10 月29 日，蔣介石在上海加入中華革命黨，入黨誓約為102 號；與蔣介石同時入黨的，有張靜江等人。1913 年11 月，鄧鏗等57 人在東京加入中華革命黨。1913 年12 月，夏重民等113 人在東京加入中華革命黨。其中，柏文蔚於1913 年12 月20 日，在東京加入中華革命黨。

范鴻仙加入中華革命黨後，更積極地投入中華革命党的反袁革命鬥爭中去。1914 年9 月20日淩晨4 時許，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候，范鴻仙在上海中華革命黨秘密總部裡，被袁世凱的特務暗殺, 為革命獻出寶貴的生命。

范鴻仙顧全大局、捨身忘家、不計名利，廉潔奉公、拒腐蝕、永不沾、始終保持人民公僕本色的優秀品德，不僅在當時發揮了重要影響，就是在今天，仍閃耀著革命先賢的思想光輝與人格魅力，是我們每個人應該學習的榜樣！後人將范鴻仙的陵墓建于南京東郊的中山陵園，與孫中山先生相伴為鄰，他是當之無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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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烈孫：《祖父軼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南京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南京文史集萃范鴻仙專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 年，第250-251 頁。

[2] 同註1。

[3] 同註1。

[4] 許傳經：《范鴻仙烈士死難的回憶》，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合肥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范鴻仙》，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27 頁。

[5] 劉文典：《范烈士鴻仙先生行狀》，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合肥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范鴻仙》，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42-43 頁。

[6] 《故陸軍上將范烈士（鴻仙）墓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合肥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范鴻仙》，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44 頁。

[7] 范鴻仙：《范光啟宣言》，《民立報》（上海）1912 年6 月6 日，第1 版。

[8] 安徽旅滬軍界學界：《旅滬皖人公舉范光啟君繼任皖督電》，《民立報》（上海）1912 年6 月5 日，第2 版。

[9] 安徽旅甯軍官同人：《旅寧皖人公舉范光啟君任皖督電》，《民立報》（上海）1912 年6 月7 日，第2 版。

[10] 同註7。

[11] 同註1。

[12] 范鴻仙：《范鴻仙公電》，《民立報》（上海）1913 年1 月3 日，第1版。

[13] 同註6。

[14] 孫中山：《致陳新政及南洋同志書》（1914 年6 月15 日），《孫中山全集》第三卷，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第92 頁。

[15] 孫中山：《致鄧澤如函二件》（1914 年10 月20 日），《孫中山全集》第三卷，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第126 頁。

[16] 《故陸軍上將范烈士（鴻仙）墓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合肥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范鴻仙》，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45頁。

[17] 居正：《中華革命黨時代的回憶》，《革命文獻》第5 輯，[ 台灣] 中國國民黨黨史資料編纂委員會，1960 年，第91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