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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改所，生存於中國1949年以後思想最為活躍的1984~1989年，是當時一個另類：x0a身處“體制內”，卻有很大的自主權；是官辦機構，卻有相當的思想自由度；一群下鄉、當兵回來的年輕人，卻對政策制定起了重要作用。...

此文是原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微觀經濟研究室主任張少傑為《體改所與政策制定 —— 毛以後中國的專業化研究》（Catherine Keyser著，方冶立譯，大風出版社2008年）一書所作校後跋。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簡稱「體改所」。生存於1984~1989年 —— 經濟開始全面變革、社會面臨鉅大變化、觀念充滿激烈碰撞的年代。那是中國1949年以後思想最為活躍的時期，體改所在此背景下誕生，成為當時的一個另類：身處「體制內」，卻有很大的自主權；是官辦機構，卻有相當的思想自由度；一群下鄉、當兵回來的年輕人，卻對政策制定起了重要作用。

作為 20 世紀 80 年代的一個專門從事改革政策研究的研究機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簡稱「體改所」）在中國只存在了五年。我在這個所裡也工作了五年。在中國的政府體系中，這樣一個局級的研究機構不勝枚舉，但這個研究所的故事卻成了 Keyser 女士的政治學專著的研究對象。設想一下生物學家在研究熊貓或者老鼠的時候，如何觀察他們的組織和活動的（我們從Discovery 頻道中經常可以看到），我們當年的活動居然也成了別人觀察的對象了。這不能不讓我佩服美國人在研究方面的專業化水平。

作為本書的校對者，在通閱了本書之後，有一些值得提出的體會，也有一些需要說明的事情。

關於體改所的故事

這本書講的是體改所的故事。我想，無論從旁觀者的角度來說，還是從親歷者的角度來說，體改所的故事確實都是令人興奮的。

在 1980 年代改革開放之初，作為一個能夠參與決策研究的年輕人，能夠經常向國家領導人彙報我們調查研究的心得，並和領導人對各種經濟、社會問題進行面對面的討論，這確實是很難得的。這也使得我們「想領導之所想，急領導之所急」，以至於被當時一些學界前輩稱為「奏折經濟學家」。那時，確實有一點毛澤東當年「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的味道。現在回頭看，當時也確實有些狂妄，但作為 30 出頭的年輕人，用我們剛剛學懂的知識，就能為國家出力，想不興奮也難。

其實，以我們當時的經濟學和社會學的水平，實際上也不可能做出什麼重大的學術建樹，體改所的主要成就在於調查研究，我們無非是通過我們的勤奮工作，發現了一些問題，提出了一些想法，為國家領導人的決策提供了一些思路或理念，真正的政策制定工作還是國家體改委、國家計委、國家經委等部門做出來的。因此，這本書裡對我們的評價，有些地方還是有點誇大其詞的。

不過，這本書將體改所在中國1980 年代改革中的貢獻，歸結為「推動了研究方法的變革」，還是相當準確的。

體改所所推動的研究方法的變革，可以歸結為三個基本方面：其一，是大規模調查和以此為基礎的實證研究；其二，是經濟學研究和社會學研究的密切結合；第三，是數據採集和分析的系統化。應該說，在政策研究工作中提出並堅持了這三個基本方面，是體改所有別於國內其他各研究機構的最主要的特點，也是體改所能夠在當時的政策研究中有所建樹的基本原因。至於西方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引進，以及在出版方面的改革努力，實際上當時無論是體改所、發展所以至社科院和各個大學，都有自己的貢獻，這是不能算成體改所的「獨家」貢獻的。

在 1980 年代「摸石頭過河」的改革中，依靠我們在研究方法上的創新，體改所起到了幾個重要作用。

首先是發現問題。在這一方面，以 1985 年的「大調查」最為典型。在城市改革剛剛啟動之際，國民經濟突然出現「過熱」，當時的經濟學界的主流意見是將其原因歸咎為「投資膨脹」，而我們的調查得出的結論則是在「投資膨脹」的同時，存在著「消費膨脹」，而在「投資膨脹」中，「非生產性投資膨脹」又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這兩個膨脹的根本原因，則是我國經濟運行的微觀基礎存在的缺陷，並由此而提出了「微觀改革先行」（包括建立資本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的政策建議。這份報告，對當時的中央決策和此後的理論研究都起到了很大的影響。應當說，這樣的結論如果沒有這樣一個全面系統的調查作為支撐，是很難讓當時的國家領導人加以重視、也是很難讓我們理論界的前輩學者們認同和支持的。

其次是避免失誤。在這一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匈南考察」。當時國內關於宏觀改革的主導意見是「價稅財聯動」（其主要依據的是匈牙利 1971 年改革的經驗），關於微觀改革的主導意見是「工人自治」（其主要依據的是南斯拉夫的實踐）。針對這兩方面的改革意見，體改所組織了一個 18 人的考察團，以體改所的研究人員為主，還邀請了所外的不少中青年經濟學家，包括馬凱、杜鷹、劉澤彭、李劍閣、鄭洪慶、盧邁、周新城等人，在體改委副主任高尚全的帶領下，在匈牙利、南斯拉夫考察了一個半月（這樣一種規模在當時也是空前的）。這次考察的最重要的貢獻是阻擊了國家領導人「價稅財聯動」的決策，避免了薩克斯式的「休克療法」可能給中國造成的動盪。此後，國內關於工人自治的主張也就逐漸消失了。不過，我們在 1988 年阻擊「價格闖關」的努力沒有成功，以至最終引發了 1988 年下半年的社會恐慌和不穩，這是我們所的很多同仁都為此十分遺憾的。

第三是提供預警。這方面的最為經典的案例是 1989 年初關於大學生的社會心理的調查。這項由我們所的社會研究室和社會調查系統聯合組織的對大學生的心理調查，在當時就提請黨中央要注意學生中的不滿情緒和民主訴求，要防範在四五月間可能出現的學潮，並提出了開展校園民主、疏導學生不滿情緒的建議。結果，沒有料到「一語成讖」，兩個月之後就出現了大規模的學潮並最終以悲劇而告終，而更沒有料到的是，這份報告反而成了陳希同指控體改所「煽動學潮」的證據，讓楊冠三在秦城住了一年多。

第四是幫著「摸石頭」。在體改所存在的五年中，我們在改革的政策路徑方面也提出了不少重要建議。比如，1985 年「大調查」之後提出的建立要素市場的建議，1986年提出的「利稅分流」的建議，1987 年提出的建立國有資產管理機構行使所有者權利的建議，都是由我們所在國內率先提出的。雖然到了這些改革實施的時候，體改所已經辭世多年，但是回顧以往，看來這些石頭還是算摸著了。

關於體改所的功能

本書的一個很有意思的討論是關於體改所的任務衝突的討論。這種任務衝突，我在讀完本書之前還沒有想明白。這正應了東坡學士的那句名言，「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按照作者的分類，我應當屬於體改所中的「學術派」，可能和我同屬一派的還有宋國青、王小魯、白南風、刁新申等人。王小強其實也是個「學術派」，不過他身為主持工作的常務副所長，有許多事情也是身不由己，不得不做。當時，小強和我們這幫人是有很大的學術抱負的，希望能夠通過我們的努力，逐漸形成現代經濟學的「中國學派」，因此，看書、調研、總結、爭論，成為我們這幫人的基本生活內容。也正因為如此，我們對那些很牽扯精力的社會活動總是想敬而遠之，那會兒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讓張鋼他們折騰去，我們該幹嘛幹嘛」。

所裡的「政治活躍派」的代表人物是張鋼。張鋼記者出身，對熱點問題敏感，社會聯繫廣，口才也好，因此就很能生事兒。按照最初的結構設計，聯絡室的任務就是聯絡各方面的有志青年，支持體改所的科研工作。比如 1985年的「大調查」，發動幾百名大學生分赴全國各地搞調研，沒有聯絡室所做的大量工作是不可能的。但正如馬克思的「異化」學說所描述的，聯絡室逐漸變成了一個獨立運轉的機器，此後又生出了「改宣辦」、「培訓中心」，體改所最終形成了改革研究和改革活動兩個既相互依賴、又相互衝突的兩個「板塊」。

兩個「板塊」之間的相互依賴主要表現在改革活動需要改革研究的支持，很多改革活動比如宣傳和培訓也都需要我們這些「學術派」的參與。體改所培訓中心辦的培訓班，如果沒有小強、國青、南風、冠三和我這些人去講上一講，那就和北大辦的培訓班沒有什麼兩樣了。反過來，我們的改革研究如果沒有改革活動的支持，我們對問題的發掘能力就會受到很大的限制，我們對基層的瞭解也可能就會變得隔靴搔癢。

但兩個板塊之間的衝突也是很嚴重的。「政治活躍派」們關注的是熱點問題，而熱點問題是經常在變化的。對於一個研究所來說，我們不可能對所有問題都有所研究，但改革活動則要求我們必須及時對各種熱點問題發表意見。因此，體改所在學術上追求的「長程性、戰略性的研究」，經常會因為來自改革活動的干擾，變成了「短程型、戰術性的研究」。這也是體改所的所長辦公會議上大家經常吵得臉紅脖子粗的基本原因。

這樣一種獨特的組合所必然產生的任務衝突，來自於體改所當時的獨特地位，也來自於當時很不職業化的社會環境。在一個有著大量問題需要解決、而職業化的發展又很不充分的社會，「捨我其誰」的感覺使得我們的每一個人實際上都承擔著雙重任務。差別僅在於有些人的「學術傾向」強一些，有些人的「活動傾向」強一些。這樣一種雙重任務的衝突伴隨了體改所存在過的整整五年。應當說，體改所在當時所具有的獨特功能就來自這兩個方面的獨特組合：它既是一個追求職業化的社會科學研究的群體，又是一個追求盡自己之所能來推動社會變革的群體。也正是由於這種獨特功能，體改所開創了很多對現代中國非常重要的活動，雖然這些活動很多都已經和我們無關了。

記得有一位原發展所的朋友曾經問過我，為什麼在1989年之後，發展所的大多數人都還在搞研究，而體改所的大多數人都各幹各的而且都各有所成。我當時的回答是，和發展所、國際所相比，體改所的下場最慘，樹倒猢猻散，大家只能各自奮鬥。現在看，這個答案還不完整。實際上，體改所的成員們從一開始就不是「純研究者」，而是兼有「研究者」和「活動者」兩種素質，這使得我的大多數同事們都能夠獨立奮鬥。因此，回頭再看體改所，當年的任務衝突實際上給我們留下了一筆非常珍貴的遺產。

當然，在體改所被關閉了近20 年的今天，中國社會已經經歷了鉅大的變化，知識分子的職業化分工已經初具眉目，現在的調查、研究、分析以及 NGO 的社會工作都比我們當年幹得細緻得多、專業得多，已經不可能再有一個體改所這樣的研究機構能夠包打天下了。這是中國社會、特別是中國知識界的一個鉅大進步。體改所作為這個進程的推動者之一，應當是能夠讓我的所有同仁們感到欣慰的。

關於譯校的一些說明

本書最初是由王小魯介紹給我的，因為澳大利亞的一份雜誌請小魯為這本書寫書評，送了他一本。我粗粗翻閱了一遍，覺得頗有價值，就和王小強商量，能否由他在香港辦的「大風出版社」出版中文本。這個建議立刻得到了小強的贊同，並著手請在美國的張艾枚與出版商、作者洽商版權事務。其間恰逢我的外甥方冶立從英國學成回國，在國家發改委的「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也就是1989年以後接替「體改所」的新實體）實習，他對這個所的故事也頗有興趣，於是就請他承擔了本書的翻譯工作。

我作為本書的校對者，在對中譯本的文字加以校改的同時，主要是根據我對當時體改所工作的瞭解和記憶，對書中所涉及的重要史實加以修正，對一些我自己也記不清楚的情況，則請南風、冠三等人一起來回憶和釐清。由於Keyser 女士的這本書的基礎是她在 20 世紀 90 年代初對當時分散於國內外各地的體改所成員以及相關人士的訪談，以及當時有關中國改革的為數不多的文獻。在當時的環境下，政治上的禁忌仍然很多，也很難邀請相關人員共聚一堂回憶某些重要事件，書中出現一些失誤之處也在所難免。作為同時又是當事人的校對者，需要對本書的校對工作作一些說明。

第一，我以為本書的作者是一位政治學家，而不是歷史學家。因此，這本書中有時出現的史實錯誤也是可以理解的。以此為原則，中譯本必須忠實於原作，而不應當妄加刪改。對於一些與史實有明顯不符的地方，我以「校者註」的方式加以說明和更正。

第二，書中引用了大量的中文文獻，這些文獻從中文譯成英文、再由英文譯回中文，很可能就面目全非了。因此，我儘量查詢了作者所引用的中文文獻，能夠找到的一概使用原文，包括莫干山會議的報告和于光遠、鄧力群的講話等等。有些文獻實在無法找到的，就只能「硬譯」了。其實想開了，即便中文文獻全部還原本來面目，作者原來看的是英文，理解的也是英文，還不如現在這樣「硬譯」，更能準確反映作者的意見。

第三，書中引用了大量的「採訪文獻」，並在尾註一一註明。顯而易見，該書出版，沒有可能同時附印出採訪的有關內容。翻譯這本書時，為了忠實原著，只好照錄這些對讀者意義不大、對作者可能意義重大的尾註。

2008 年 4 月

摘自：《體改所與政策制定 —— 毛以後中國的專業化研究》，大風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