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句“我爱你”，在山川与海浪间，日日回响_【读者原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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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市。

一对恋人。一个故事。

昔日城市守夜人：只为与你厮守

文_Windy Ye

20年巴黎守夜人，早已见惯生老病死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岛民家庭，我的家族从爷爷那辈开始，在留尼汪岛上定居，父母靠经营面包店为生。22岁那年，我耐不住海岛上的寂寞，和几个同乡约好去巴黎闯荡。我的文化水平不足以让我在巴黎找到一份白领的工作，于是我开始在巴黎15区的一栋公寓当起了保安。

我的工作时间是晚上7点到早上7点，每周轮休一天。我们一般两人一组，一人在门房坐着，留心来往访客和监控录像，一人在公寓内外巡逻，看看电表、水表、电梯等公用设施是否运行良好，周围和楼道内有没有可疑人员。

说实话，那份工作的大部分内容是打发时间。一般来说，我会给自己倒一杯咖啡，拧开收音机，再翻翻报纸。有住户来取信件或是有什么需要，我会稍稍打起精神，因为总算有除了同事之外的人可以说说话。

我当班的那栋公寓总共有22层，住户大部分是年轻的中产阶级，也掺杂着留学生和老人。公寓虽小，但足见社会百态。

记得有一次，我正在16楼的电梯间查看，突然传来一阵尖厉到几乎要刺穿耳膜的叫声，叫声在一声闷响后，戛然而止。我背后顿时一阵发凉，立刻冲到声音的发源处敲门，却无人回应。就在这时，呼叫器里传来同事的声音，他说刚刚有一名女子从楼上坠下，掉在中央花圃里。我一边报警，一边找来另一名壮汉把门撞开。破门而入后，只见窗户敞开着，寒风吹得人发抖，窗边瘫坐着一个年轻男人，目光呆滞。原来，这对年轻夫妇因为一点儿小事发生了口角，愤怒中，女人扇了男人一个耳光，男人推了女人一把，没想到，不偏不倚，把她推向了还在维修的落地窗，就这样，她掉了下去……

还有一次，天刚蒙蒙亮，9楼的一位老先生就带着哭腔来求助，他说刚刚翻身的时候，碰到老伴儿的手，发现已经冰冷，再一摸，脉搏已经没有了。我帮他叫了救护车，用白布盖住他老伴儿的尸体，抬上担架。后来，那位老先生还住在这里，我常常见他坐在中央花圃边的长凳上，面朝右边，跟空气说话，那是他老伴儿一贯的位置。

如果住户有孩子，看着孩子们长大也是件有意思的事。记得8楼有一对夫妻，在我工作的第三年就住了进来，我看着他们，从两个人变成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在我离开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已经是个满脸青春痘的少年了，个头比我还高。

这样一份工作，不知不觉就做了20年，我自己也没想到。同事换了一拨儿又一拨儿，我还在那里，收音机里的主持人换了一个又一个，我依然在那里。

第一次见到有住户半夜突发心脏病死去时，我连着做了一个星期的噩梦。但后来就不会了，看了20年巴黎的日出，生老病死早已司空见惯。

跨越半个地球，遇见你

见到我妻子的那一天，我错过了法网决赛直播，只好在晚间听广播回放。当广播员正要说出比赛结果时，突然一声“不好意思，打扰了”把广播的声音盖住了。我气得一拍桌子，瞪圆了眼睛看过去，只见一个棕色皮肤的瘦小女子怯生生地看着我，她的眼神显得特别无辜，我的火气瞬间就消了一半。

她递给我一个塑料袋，说是家乡的特产，是给18楼刚搬进来的一位太太的，感谢她的照顾。塑料袋没有封口，我扫了一眼，居然是留尼汪岛特有的维多利亚菠萝，我一激动，不顾是否得体就追了出去。我叫住她：“你是留尼汪岛人吗？”她说：“是的。”我用留尼汪方言克里奥尔语说道：“天哪，我也是！”她又惊又喜。我问她：“你以前住在岛上的哪个地方？”“圣保罗。”“是靠近中央大街吗？”“是啊，你怎么知道？”我说：“还记得那条街上一个叫Rêve的面包店吗？”她说：“当然啦！那是我在岛上最喜欢的面包店，我家距离那家店不到500米。”我说：“那家店就是我家开的。”

她曾是18楼住户家的保姆，后来这家的孩子长大了，她就去别家工作。因为与旧东家关系好，便一直保持着联系，听闻他们乔迁新居，她便在工作间隙送几个旧东家常念叨的维多利亚菠萝作为乔迁贺礼。好笑的是，在岛上的20多年里，我们的距离不到500米，却从来没有见过面。如今，跨越大半个地球，我们在匆匆一瞥间，找到了彼此的归宿。

我们相爱了。在我当班的时候，有时她会来探望我；有时她下午下班，我睡醒了，就去接她。我们用克里奥尔语吐槽巴黎人，看着他们一知半解、不明所以的样子，心生窃喜。有时候，我们看着巴黎的夜空，会谈起留尼汪岛的火山与大海，香草与鲨鱼，甘蔗与佛手瓜，降落伞与山地自行车。我会跟她倾诉这栋公寓里的人事变迁，她会告诉我她制服“熊孩子”的“英勇事迹”。她心疼我工作日夜颠倒，总是为我铺好床褥，备好饭菜，切好水果，一回家，我就能倒头睡去，一起身，我还有新鲜的食物可吃。

攒满了假期，我们就一起回留尼汪岛探望家人，然后再一起离开，漫长的11个小时的飞行，因为有她，显得不那么难耐。我本以为，见惯了生老病死，我已经麻木，无所畏惧。可在遇到她之后，我变得容易害怕，害怕吵架、生气，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害怕醉酒闹事让她烦心，害怕意外让我们分离，害怕疾病让其中一个人先行而去。

我们结婚了。我们在巴黎市郊租了一间20多平方米的小公寓，虽然在2楼，但我还是在窗户外面装了护栏。

后来，她查出患了子宫癌。

，

在山与海之间，建造一所房子

发现的时候，是早期。可是她做完手术，急着复工赚钱，没有恢复好，导致病症严重起来。中期手术后，她摘除了子宫，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一直很虚弱。她失去了生育能力，非常伤心，无论我怎么安慰她，她还是郁郁寡欢。

一天清晨，我下班回家，她还在睡梦中，喃喃念着：“爸爸妈妈，

我要吃荔枝！巴黎的荔枝太难吃了，我要吃家里的荔枝！”我决定回家了。她一开始并不同意，她不希望我为了她，放弃在巴黎的一切。但是我知道，回到留尼汪岛是她心中所想，而我又何尝不是呢？20年了，该见的，我都见了，我也想在夜晚睡觉，在清晨起床，我也想吃家乡的荔枝，晒海边的太阳。

于是，我们辞了工作，退了房子，趁着她的身体还能坐飞机，我们一起回到了留尼汪岛。

我在山地自行车游览中心找了份差事，开车接送游客，维修自行车，早上10点上班，下午5点下班，过了这么多年，我终于又看到了日落。我用积蓄在山与海之间建了座房子，又嫁接了两棵荔枝树。

就这样，我们回来已经4年了，再也不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