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茶文化】自古高僧多爱茶

禅茶中国的佛教吸收了道家、儒学的思想，佛教信徒修行都有严格的戒律，僧人的生活讲清虚、离尘脱俗，特别是佛教重视...

中国的佛教吸收了道家、儒学的思想，佛教信徒修行都有严格的戒律，僧人的生活讲清虚、离尘脱俗，特别是佛教重视坐禅修行，需要静坐息心，无思无虑，在专注冥想中求解脱，这时，茶的功用就显现出来，一壶清茶可以消除坐禅的疲劳，驱除睡魔，又能生津止渴，提神益思，于是，茶叶便成为佛教徒们最理想的饮料，一日不可或缺。陆羽说：“茶味至寒，最宜精行修德之人。”他在《茶经》中就记述了三个与饮茶有关的佛教信徒，他们是《晋书》中的单道开，《续名僧传》中的释法瑶，和《宋录》中的昙济道人。这里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使我们知道佛教徒饮茶的历史可追溯到东晋时代。

据《晋书·艺术传》记载，敦煌人单道开，在东晋穆帝永和二年(346年)住在后赵都城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他在昭德寺内坐禅修行，昼夜不卧，不怕寒暑，诵经四十余万言，除吃一定的食物和药物外，“时复饮茶苏一二升而已”，这种“茶苏”，就是一种将茶和姜、桂、橘、枣等香料一同煮成的饮料。虽然，这时茶叶尚未单独饮用，但它表明佛教徒饮茶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坐禅修行。《续名僧传》中所说的法瑶，是北魏时的僧人，他曾到江南去避难，住在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县武康镇)的小山寺中。据说他严守戒律，直到暮年，长期过着吃蔬菜的清苦生活，用膳时只饮茶。吴兴郡在三国时已出“御荈”(贡茶)，可见当时已是名茶产地。



《宋录》中所记，昙济道人是著名的高僧，曾长期住在八公山东山寺，八公山邻近寿州(今安徽省淮南市寿县境内)，是古代名茶“寿州黄芽”的产地。南朝宋孝武帝的两个儿子到东山寺去拜访昙济，喝了寺里的茶，大为赞赏，称为“甘露”。这也可说是寺院以茶敬客的最早记载。此外，关于“寿州黄芽”，早在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中就有记述：“寿春之山(霍山曾隶属寿州，故称寿春之山)有黄芽焉，可煮而饮，久服得仙。”至今，“霍山黄芽”仍然是黄芽茶中的名品，与四川的“蒙山黄芽”齐名。唐宋以后，佛教中的禅宗得到迅速发展。传说菩提达摩是中国禅宗的创始人，据说达摩面壁九年，坐禅修行。虽然历史资料中并不见更多关于达摩面壁的详细记载，但佛徒坐禅长达九十天的惯例大概就是从达摩的“面壁九年”得到的依据和灵感吧。众所周知，寺庙僧人必须遵守不饮酒、过午不食、戒荤食素等禅林戒律，其中的酒戒，使喝茶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事。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佛教重视坐禅修行，坐禅就是要静坐息心，无思无虑，而且必须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使人进入半眠状态，但又不是真正睡觉，以专心求解脱。可以想见，这种状态中的人如有一壶香茶陪伴，必然神清气爽，北宋诗的“开山始祖”梅尧臣写过“一日尝一瓯，六腑五昏邪”的诗句，这大概是出家人日常修炼期望的精神状态吧。眉山大诗人苏东坡也写过“从来佳茗似佳人”的诗句，他自称“戏言”，却成了写茶的千古名句，他不仅自己嗜茶成“癖”，对朋友的馈赠也十分慷慨：“建茶三十斤，不审味如何。奉赠报居士，僧房战睡魔。”由此可见，僧人打坐喝茶的需求量是很大的。



佛教鼓励坐禅，饮茶就成为僧徒们不可或缺的生活大事，于是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庄严肃穆的茶礼，成为寺院制度的一部分。寺院中设有“茶堂”，是禅僧辩论佛理，招待施主，品尝香茶的地方。寺院内演说佛法皈戒集会之处称“法堂”，法堂设有二鼓，放在右上角的称“法鼓”，放在左上角的称“茶鼓”。茶鼓是召集众僧饮茶所击的鼓。宋代著名诗人林逋有“梅妻鹤子”的雅号，他隐居西湖孤山，喜欢泛舟西湖，游遍了西湖周遭的寺庙，留下了“春烟寺院敲茶鼓，夕照楼台卓酒旗”的诗句。通常，寺院内还专设“茶头”一职，掌管烧水煮茶，献茶待客，并在寺门前派 “施茶僧”，为来往的香客施惠茶水。佛教寺院中的茶叶，称作“寺院茶”，一般有三种用途：供佛、待客、自奉。《蛮瓯志》记载，觉林院的僧人“待客以惊雷(中等茶)，自奉以萱带草(下等茶)，供佛以紫茸香(上等茶)。盖最上的供佛，而最下以自奉也。”

“寺院茶”按照佛教规制具有不少名目。每日在佛前、祖前、灵前供奉茶汤，称作“尊茶”;按照受戒年限的先后饮茶，称作“戒腊茶”;请所有僧人饮茶，称作“普茶”;化缘乞食得来的茶称作“化茶”等等。平时坐禅分六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焚香一支，每焚完一支香，寺院监值都要“打茶”，“行茶四五匝”，借以清心提神，消除长时间坐禅产生的疲劳和困顿。



佛教寺院提倡饮茶，同时又主张亲自从事耕作的农禅思想，唐代名僧怀海所创立的“百丈清规”，就定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训条，因而许多名山大川中的寺院都种植茶树，采制茶叶。众所周知，四川素有“天府之国”的美称，这里沃野千里，山川秀美，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也是道教和佛教传播的圣地，如著名的青城山和峨眉山，名寺古刹林立于风景优美的仙山之中，是僧人道士修炼的绝佳之地。峰峦叠翠、雾雨蒙蒙的天然环境也是茶树生长的理想之地，古诗云：“蒙山之巅多秀岭，不生恶草生淑茗”，早在唐宋时期，蒙顶山、青城山、峨眉茶就已盛产名茶，几乎是与道教和佛教的兴起和传播同步发展的。明末清初，四川地区虽然饱受战乱摧残，且自然灾害频繁，但寺院相对而言仍然是清静安全之地，避难的平民百姓也纷纷逃到寺院，使寺院的队伍有所壮大。

值得一提的是，寺院僧人在长期种植和饮用茶叶的过程中，对栽培、焙制茶叶的技术均有所创新。茶树喜湿耐阴，为了创造茶树生长的良好环境，唐代湖南佛寺中创造了竹间种茶的方法。



唐永贞元年(805年)柳宗元因变革失败被贬谪到湖南，在永州龙兴寺得僧人收留寄居，他在这里品尝到新采的“竹间茶”。同时代的刘禹锡也说：“竹露所滴其茗;倍有清气”。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在其游记中记载云南大理的寺院茶园：“中定院外，乔松修竹，间以茶树。”这种为佛教徒们所创造的“竹间茶”，直到今天仍在应用。

公元四世纪末，佛教由中国传入朝鲜。唐代，日本僧人不仅带回去了茶叶，还带去了不少茶籽，使饮茶在日本广为传播，并日渐深化为日本的“茶道”。中国佛教，不仅在茶叶的种植、饮用等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也是茶叶向海外传播的一个重要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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