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幽默：那些让帝国遭到毁灭性打击的战略胜利

本账号系网易新闻&网易号“各有态度”签约账号

古往今来，战略谋划的层次步骤都，很难被当事人所准确把握。尤其当行业内的特定人群，逐步稳定为封闭圈子，偏听偏信的毛病就容易，被自己完全忽视。随之而来的宏大决策，往往在操作层面看似灵活多变。实则因观察世界的角度偏差，酿成不可收拾的惨烈后果。

因此，只要随意翻看一下历史记载，就能轻松找到此类乌龙记载。只是这些前人的血泪教训，很难真正被后来者所理解。当人们开始为某，次胜利而集体欢呼，可能唤来的就是下一场灾难开端。

汉帝国不懂草原平衡术

公元前2世纪，汉帝国正式启动自己的草原攻略。至少在开始阶段，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锐意进取，与博采众长的多线路模式。一方面以几路兵马频繁北上，同时也不忘遣使西域，力图在更大层面建立反，匈奴战略同盟。虽然免不了为初来乍到而缴纳，高昂学费，终究在后来一段时间内竖立，了自身优势。

事实上，汉朝很早注意到对手，的内部脆弱性。除了起源于阴山老，基地的核心人群，整个匈奴集团的内部都如同，大杂烩般七零八落。既有战国时代的，其他北方游牧部族，也包括战败后被迫臣服的月氏、东胡或斯基泰人群，甚至是中原流亡人口和西域被掳，人群的城镇单位。其中，除那些真正因内斗而北逃，的秦汉人士，大部分匈奴成员对汉朝并无，特殊仇恨。当某些草原王公因内斗而被迫出逃，也会优先选择南下长安求得庇护。所以，就算最好战的汉武帝，也会审时度势的收纳他们，从而做到力量消耗与内部瓦解。

但在两汉之交，草原的政治生态实际上，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仅是原有的匈奴，霸权暴露出内部裂痕，许多先前被迫降服的势力，也开始鼠首两端的观望起来。因此，西汉那种帝国-草原的二元对立，实际上已完全不复存在。例如紧挨着边界的南匈奴归降和天山，以北的乌孙崛起，都是对草原旧格局的颠覆性破坏。剩下只保有最差生产区域的北匈奴，容易因四方反水而沦为众矢之的。也就是说，只要尽可能维持这种多边态势，汉朝的北方局势就获得更持久安逸。

然而，新建立(新建立)的东汉统治集团却，主动打破了这份安逸。他们在公元89年出动大军，联合几乎所有的，草原势力围攻北匈奴。最终，以压倒性的优势摧毁对手，逼着对方王族西逃至中亚避难。这个决策当然不仅仅是为了，石刻燕然山，更有新一代(新一代)贵胄的，积累政治资本需要。至于积极性更胜一筹的其他，草原势力，则开始趁机瓜分共同敌人的，有价值资产。其中也包括刚刚崭露头角的鲜卑人。公元2-3世纪，鲜卑集团大肆西进，以过去的北匈奴旧，地为主要拓展方向。在吸纳大批无所依靠的匈奴旧部后，迅速成长为可怕的新一代草原霸主。等到将来顺着五胡乱华步伐南下，已经在战力上完全，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原本为汉帝国拱卫边区的南匈奴，也因缺乏外敌而迅速沦为，地方官压榨对象。不再具有复刻先祖的统战价值，自然只能在最后一搏过后陨落。

只是当初那些为落井下石，成功而庆祝的外戚，不可能想到也根本，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但破坏草原政治生态的短视决策，还是给后代挖出一个，永远无法填补的巨坑。当匈奴出生的刘渊，攻入西晋都城洛阳，已没有其他宗室成员，值得被历史所记录下来。衣冠南渡的士人也全部换成了司马家族，(司马家族)，等于是在动荡中将两汉，权贵们的影响力彻底抹除。若当初对半残的北匈奴网开一面，维持更久的多边格局或许会诞，生出完全不同结果。

南北两宋的末日狂欢

如果说东汉的短视仅仅酿成长期隐患，那么南北两宋的战略选择，就属于典型的当场报销。当事人在决策前后的欣喜若狂，也与后来的凄惨下场形成，了鲜明对比。由此产生的强烈反差，在浩瀚历史中都显得格外刺眼。

先以12世纪背盟进攻辽国的，北宋为例，其自身已在多个领域同对方保持，着微妙共生关系。当时的国防重心，已经从黄河以北转向了西夏，并将主要资源都堆砌在西北前线。辽国则是其主要的，贸易对象和外部消息来源管道。南方的茶叶、绸缎会被不断送往南京幽州，北方的羊肉与良马，也是赵家天下的战略性资源。难能可贵的是，两种之间已不存在严重冲突，更没有因历史积怨而经常剑拔弩张。

但当辽国内部的投机者沟通汴梁，便促成北宋内部的，主战派们调转枪头。至于金人渡海送来的攻守盟约，则为赵家天子用兵，提供了坚实背书。但久无隐患的北宋，显然已忘却平衡战略的必要性。对着半身不遂的辽国痛下杀手，反倒是在所有契丹和，女真人面前暴露了羸弱战力。兵败后不断花钱买地盘的措施，也被大部分北人视为可耻，的不义之举。

只是在心思简单的决策者看来，北伐辽国符合其一贯的政治正确，只要条件允许就不能不搬，出来竖大旗。对女真方面的理解无知，架不住自诩谋略高手的一贯自负。结果是庆祝胜利的狂欢，还没有结束，终结其统治的女真-契丹与汉儿联军已抵达都城门口。这次靖康之变无疑给流亡南方的赵家人已巨大心里创伤。以至于在客居临安的，100多年时间里，常常不忘找机会出兵北伐。但无论哪位皇帝为先祖牺牲掉，的岳飞平反加封，都无法提升军队的实质能力。反过来，女真的金国反而成为与南宋联系最，紧密的共生政体。他们虽然在野狐岭、中都、三峰山和开封的惨败，都表现出超越偏安朝廷，的动员水平和军人斗志。只是在摧古拉朽的蒙古，帝国面前显得太过无力。后期的仓促南征，则表现出庙堂高层的逻辑紊乱。

不过，13世纪的南宋当局显然，也没有审时度势的推算能力。主战派的迅速抬头，只是其内部维持政治正确，与权贵捞取政治资本的外部投射。当端平入洛的部队再次，因后勤问题而匆忙败退，都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自己已开启，了毁灭之门。北伐成功的欢庆还意犹未尽，边关告急的文书已被800里加急，的送递临安。倘若懂得对联系密切的，辽金都网开一面，也就不至于酿成让两位小皇帝都浮尸，珠江口的历史惨剧。

大明帝国的自恃甚高

表面上，明朝依靠蒙古帝国的馈赠，而拥有了最佳地缘格局。不仅是让汉宫担忧的，漠北地区衰退，连汴梁君臣时刻提及的五京制联邦与，贺兰山小强都灰飞烟灭。但区域强权的生态缺失，只会引起更多微小集团的，迎难而上。明朝又时刻不忘以蒙元世界帝国，的继承者自居，必须为统御更为零散，的外域的操碎了心。

结果，毫无平衡概念的君臣，就出于各自利益需要，开始一次次局部性自毁操作。例如皇帝经常会为了自身，的法统问题，对一些周遭势力保持天然敌意。朝中大臣则会为了，个人功绩而怂恿过度出兵。到了各地基层，又是军头长官为升迁和赏钱，去轻启战端。甚至在战役中主张冒进，为整体形势蒙上几层阴影。

在蒙古高原方向，明朝在不同阶段都试图奉行一刀切，的处理手段。只是由于力量有限，才被迫寻找自己的首要目标，进行声势浩大的无用北伐。例如在朱元璋时代，北元大汗与前朝的，亲王领地是重点攻击目标。但这种力图迅速消灭，对方核心的做法，只能让更多次级权力拥有者有，机会冒头蹿升。于是到了朱棣频繁用兵的年代，鞑靼部的阿鲁台成为众矢之的。当明军已巨大消耗换得其势力消退，也就使自己无法找到，一个能进行对话的可靠核心。大量分崩离析的部落民重新组合，形成漫步在长城沿线的武装威胁。明朝自己无力统御，也不准有人协助自己管理草原。结果当然是要付出更多成本，还从未有效的缓解北方边患。

在西南方向，明朝同样对任何冒头的土司，施行棒击策略。立国之处设立的沐王府体系，就因为自己的限制和，战略规划紊乱而沦为摆设。除了指导一些次要事物，和在战时为朝廷捐躯，基本没有完成当初构建者，的职能设想。因此，明朝就必须直接耗用重兵，不断与麓川和播州之类的，大土司作战。然而，为了解决某个大土司势力，就必须扶持一堆小型土司。等到地区因战争平息而恢复和平，又需要面临下位出头者挑战。因此，后人会从史书中，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规律。在土木堡和萨尔浒这两次，军事灾难之前，明军已耗费大量资源用于对麓川土司和，缅甸王国的惨胜。在东北方向，明朝完全以相似逻辑管理临近部族。相比根深叶茂的蒙古，牧民和西南土司，当地的新女真(新女真)山寨，往往势力更加微弱，彼此认同更为模糊。但明军却本能的将那些壮大，的城寨逐个拔除，并对早期汉化程度，较高的势力加以限制。结果，造成亲善路线的不可持续，也毁灭了那些可以，两头获得认同的温和派。当数代军头为升官发财而弹冠相庆，更为激进的反对势力便孕育而生。他们的后裔也将，在17世纪成为后金军队主力，并靠着入关建立起取代明朝的大清。

最后，在形式理应最为乐观的东南沿海，明朝的此类处事逻辑，依然给自己不断埋下地雷。例如面对一心同自己，媾和共处的海盗首领汪直，反视其为对自己，威胁最大的罪魁祸首。但对其人的就地正法，不仅没有解决海商走私问题，反而促成各船队的自行其是。随之而来的倭寇风暴，搅得半壁江山不得安宁。对双屿岛基地的突袭摧毁，则让更多沿海岛礁，成为海盗们的常驻领地。使军事打击难度反而，比先前来的更为艰难。以至于到王朝覆灭，沿海的各类非正规团体问题也没，能得到彻底解决。

因果循环

当然，纵观两汉、两宋与明朝的这些决策失误，其内在源头都是完全想通的。一部分靠体系谋利的集团，因信息失真和反馈机制不畅而，丧失基本判断力。任何有价值的情报，都会因认知偏差而被得出错误结论。但只要事情没有发展到，不可收拾地步，就不可能论证决策究竟错在何处。后人观前朝旧事而痛心疾首，合上书却又不自觉走上相同道路。

若继续深层次的挖掘缘由，则是长期缺乏一元化政治框架所，必然引起的副作用。因为帝国的所有交涉对象，往往被主管的判定为更低一级。所以，原本的国界交流，就会被当做上下级述职处理。然后再生成一个原本不存在的问题，并用更多隐患去强行解决。每个环节都要耗费远超正常，比例的资源，并让迷失其中的当局者，产生天降大任于己的变态感动。

    关注 最强冷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