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己强项面前低头，对别人弱项包容

但我对这种状态并不满足，我就是比较喜欢有挑战性的东西。带着这种心态，去年6月我又回到了肯尼亚内罗毕，而这一年的生活也的确充满挑战、充满变数。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便是这种人，放弃了在香港安稳的生活，选择了比较没有保障的内罗毕。...

小编Yvie说：

自从开始采访，我就养成了个习惯。当我在朋友圈读到一篇与回响曾经的分享者有着类似经历的故事，我都会将文章转发给她们，让她们从中找找共鸣。有一天睡前，我躺在床上刷朋友圈，偶然读到一篇发表在围炉上的文章《从香港到内罗毕，我到了一个崭新的大陆上》。二话没说，我就把这则故事转发给了在非洲做新闻记者的步宪学姐。没过几分钟，就得到了她的回复：

“哈哈，我认识这妹子！我给你介绍采访吧！”于是就有了下面的故事。

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求相濡以沫的情谊，有这样的倾盖之交便足矣。

采访，撰稿 | Yvie

骆雅婷，香港大学政治学与经济系毕业。毕业后，只身前往非洲。现工作于位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一家智库——中非卓越基金会（SACE Foundation），主要负责对在非中资企业的调研及政策分析。在内罗毕工作的近一年时间里，你去过的最让你意想不到的地方是哪里？

骆：这一年时间里，我去过二三十家大大小小的工地，有的在内罗毕，也有一些在偏远地区。作为调研项目的一部分，很多时候我要亲自和这些工地的老板访谈和请教，可是他们往往很忙，没有时间出来，所以我就要亲自去工地拜访。也有一些时候， 需要深入本地的工业和住宅区，其中令我最意想不到的应该是一个本地的工业区吧。

这个工业区与传统的有所不同，里面的二三十个店铺互相毗邻，都汇聚在一条街上。不同店铺间就是用简单焊接的铁栏杆隔开，里面的布局与一般的家具店并无二致。然而，当你走过整个店铺来到它的后院时，你便会惊讶地发现一间满是技工的忙碌的作坊（workshop），不同的作坊培养的技工工种也不同。有的是电焊工，有的则是木工。要我说，如果每家作坊都是人体的一个器官，那这些技术人员就像流动在每个器官中的血液。每一个技工都没有一个固定的雇主，因为他们会到不同的作坊做不同的业务。每个作坊的老板也有自己心仪的技工，只要有接到生意，老板便会召唤他们欣赏的技工完成相应的任务。

说到这儿，你可能会觉得这些人只要努力，就很容易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然而，在我与他们的交谈中，却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其实并不想离开这个工业区到外面工作。他们喜欢自己的职业，并以此为荣。他们觉得留在这里带学徒也未尝不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像我遇到的一个印度籍的技工，他已经是内罗毕的第三代移民了，从祖父辈开始就在这里做金属材料的供应，未曾离开过。就是这样一个在我看来很原始的生态系统让我觉得很有意思。

那你觉得在内罗毕工作，学到了哪些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呢？

骆：大学的时候，我主修政治与经济学。但是在内罗毕的这一年里，我通过亲身体验学习到别样的政治与经济学。

先说说政治。上学的时候看的大多都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而在这边我却切身感受了什么是微观政治。就比如前些天我认识了一个研究中小贸易商的研究团队，他们为了了解项目供应商的一些基本情况，去到了一个二手衣服市场。那里像一个菜市场一样，四四方方。这表面上的规整、平静背后却是暗流汹涌。每条小巷子都有两股相制衡的势力：一股是巷子自己的地头蛇，而另一股则是政府指派的小队长。这两股势力的权利不同，职责也不同，但是在他们的互相制衡之下，小巷子才保持了现有的安稳。如果研究者要采访某一条巷子中的一个商贩，他都会先去取得小队长的同意，才会接受采访。

再说说经济。上学的时候读了一些经济专家写的论文、分析、预测。我之前在银行实习的时候也对汇率这类的经济概念有一些理解。可是我去尼日利亚旅行的经历却让我看到了实际操作的不同之处。就比如我和朋友在谷歌上查尼日利亚奈拉和美元的汇率是1:200，可到了尼日利亚却发现实际的汇率是1:320，我们还以为是谷歌信息有误。后来通过了解才知道原来是尼日利亚政府希望保持奈拉的价值，官方规定必须以1:200的汇率交易。最近石油跌价，整个国内市场急需美元，奈拉的黑市价格急跌。这样的金融现象也给尼日利亚的中国企业带来了一些困扰。这种体验式学习也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对了，还有一个小故事。一次我想到银行换一些美元，到了柜台才得知银行没有美元了。结果，银行的人竟然打电话给黑市，让他们的人拿一些美元过来兑换。我对这件事也真的是哭笑不得了。你觉得你现在的工作有给你带来挑战吗？

骆：说实话，我们的基金会很新，也没有很大。所以在这里工作有一种在初创团队的感觉，所做的一切都是进步，都会慢慢发展。我还记得我刚来的时候，基金会体系还比较原始。但现在在我们几个人不懈努力之下，已经有了双月简报、基金会的微信公号和网站，也有在当地定期举办活动，渐渐地也被学术界和政府所认可。刚开始的时候许多中国公司觉得我们基金会和西方那些所谓打着帝国主义旗号的公益组织没什么区别，现在也逐渐改变观点了。我看到这些进步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挑战当然也是有的。之前在国内很多不会主动去做的事情，来这边就必须要做。比如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很会管理团队的人，之前一直都会选择做个人的项目。但是在基金会，我却必须要远程管理在中国的研究员团队。有时候在与团队沟通的时候会沮丧，要一直维持团队积极讨论的情绪也很困难。后来我就自己琢磨如何能更有效地与人沟通。

我其实之前是个典型的急性子，每次跟商业伙伴开会时都会很急切地、一股脑地把我想达成的目标和设计的方案抛出来。后来渐渐发现，这样做并没有为对方着想，也并不会取得很好的沟通成果。于是我就改变了策略，在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先去了解对方希望从此次洽谈中取得的成果，搞清楚什么是对对方重要的，什么又是不重要的。之后再根据对方的目的性提出最适合对方、同时又能满足自己需求的方案。

除了管理与沟通，我原来也是一个在公共场合会害羞的人。我刚来的时候，基金会只有我一个女生，所以需要担任一些活动主持和业务发展的工作。我就只能硬着头皮准备，不断地演练，克服心理障碍。到现在，我主持活动已经基本不需要准备了。社交媒体的应用其实也是一样，在中国的时候从来不使用推特，但为了基金会的活动推广，我就不断学习：什么样的内容比较吸引人，什么时候发表关注度比较高，怎样的关键词更加吸引人的眼球，诸如此类的事情。你觉得做这些从未尝试过的事情，对你的性格有怎样的改变呢？

骆：包容与谦虚。做这些从未尝试过的事情让我意识到人无完人。每个人的强项和弱项都有所不同，我们要做的是在自己的强项面前低头，对别人的弱项包容。这种谦虚和包容的心态会让我耐心地学习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

比如说，出去见客户谈项目的时候，经常有人会问我什么是非营利组织、它是不是做志愿服务的、在这里工作是不是没有工资这类问题。也有人会把我做调研的行为看作是商业间谍。刚开始我会很没有耐心，觉得这些人怎么懂得东西这么少。但因为我是个不达到既定目标不罢休的人，所以即使他们问了很多我不能理解的问题，我也得坚持完成我的任务。可是随着我与他们的接触越来越多，我就发现他们其实懂很多我并不懂的东西，我也能从他们的经验中学到很多我不知道的知识。

你说你是个不达到既定目标不罢休的人，那如果你完成不了目标，你的心情如何？

骆：目标对我而言，是我于他人的承诺。我觉得已经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如果完成不了很不够意思。所以为了兑现自己的承诺，我经常会熬夜把项目做完，完成既定的目标，努力不让自己遗憾。如果真的完成不了，我会十分内疚。

但我的目标都是比较小的目标，比如今天该完成什么任务，明天该思考什么项目。我并没有给自己设立一个月乃至一年的目标。我其实很害怕对自己失望的感觉，所以从小我都不会去设想长大以后会去做什么，因为现实里有太多会改变自己决定的因素。所以，我只会想好下一步要做的事情。我还记得当时高考前，大家在讨论考完试要报的学校，我的老师说了一句话至今对我设立并完成目标都有影响。她说：先把试考到最好，再从可以选的学校中选择最好。既然如此，你觉得你当时来内罗毕为自己设下的目标有没有完成？

骆：其实我当时选择来内罗毕就是想做一件有挑战性、充满变数的事情。

其实这是我第二次来内罗毕，第一次是2014年的四月份，也在这个基金会。当时我在间隔年，看到网上说这里招实习生，就抱着好奇的心态去试试。机缘巧合，在我生日的那天拿到了这份实习。那三个月我过得很充实，也对这份实习很满意，当时也没有想到毕业后还会再回来。

实习完毕回到学校就大四了，开始一边读书一边找工作。2015年1月时候，我有两个选择：一边是香港的一个公司，而另一边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基金的老板会给我打电话让我毕业后回内罗毕继续工作。当时我就想，如果我留在香港，拿到这份工作，我的生活不会有很多变数，而我也能拿到香港的身份，享受包括社会福利在内的很多好处。其实我的父母也是不希望我去非洲工作，他们更希望我能找一份稳定、赚钱、不让他们操心的工作。

但我对这种状态并不满足，我就是比较喜欢有挑战性的东西。我对自己说我可以先尝试两个月，如果不适合可以再做调整。带着这种心态，去年6月我又回到了内罗毕，而这一年的生活也的确充满挑战、充满变数。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便是这种人，放弃了安稳的生活，选择了比较没有保障的内罗毕。

想听听内罗毕生活的这一年对骆雅婷有怎样的转变吗？请期待骆雅婷采访的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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