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鸣星座】赵雨丨文山

 

前天晚上,车间有员工睡觉猝死了,才三十岁。第二天下午,家属从他们老家赶来,见了公司领导,提出要一笔抚恤金。...



文山




by 赵雨

1
前天晚上,车间有员工睡觉猝死了,才三十岁。第二天下午,家属从他们老家赶来,见了公司领导,提出要一笔抚恤金。死者是在出租房死的,这事其实和公司没啥关系,但领导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并指定我陪同去办理相关手续,包括开具死亡证明、提取死者的养老金、公积金等,然后前往殡仪馆火化尸体。

我是在公司的商务车上第一次见到死者家属的,来了十二个。

代表是死者的五叔,圆脸、平头、塌鼻、小眼睛,两排稀疏的细须,讲话要停顿好久才讲得下去——后来才知道是不习惯讲普通话,他的话我要想上一会儿才能明白他的意思。

死者的大哥,长脸、大眼睛、高颧骨,瘪腮帮,看起来像颗毒药瓶上的骷颅头,一张嘴,露出两排惨不忍睹的烂黄牙。他不大讲话,多数时候一个人低头抽烟。

死者的妻子,她和丈夫一起在本地打工,木、楞,只会睁着眼看人,像个木偶,估计是被突如其来的意外吓傻了。此外还有几个阿姨姑姑辈,在我看来长得没甚区别,都是极土极土的衣服和头发。

这一伙人前前后后挤满了商务车,黑压压一堆脸,在近乎封闭的车厢内,有烟味四处弥漫。我让司机打开窗,和他们点了点头,算是打过招呼。那五叔递过一支烟,我推了推,表示不会。说真的,我有点打心底来气,若不是他们,现在我正舒舒服服地坐在办公室吹空调呢。

车往殡仪馆,半小时后,抵达目的地。

死者前天晚上就被拉到这里,冰在冷藏库里,现在就要去火化。事不凑巧,因来得晚,殡仪馆的工作人员三点就下班了,只有营业厅前台一位白白胖胖的女职员坐班,五叔得知消息,提出是否能先给他侄子洗身子、穿寿衣。

“不可以,”女职员斩钉截铁地说,“穿衣服得先解冻,解冻要两小时,现在尸体冻得硬硬的,穿不进。”

女职员语速太快,五叔没听懂,转而问我她说什么?我说:“她说尸体冻硬了,解不了冻,穿不了衣服。”五叔说:“补(不)能漾(让)她通泳(融)一下吗?”我说:“通融不了,人家都下班了。”五叔想了想,回头跟亲属们叽里呱啦讲了一通土语,问我:“那能漾偶们先看一看西(尸)体吗?”我把话转告女职员,说:“您看他们大老远过来,您就给帮帮忙吧。”女职员想了想,从鼻子里挤出一个字:“好。”隔着玻璃,朝右侧走廊喊:“强叔,带人去看尸体。”话音刚落,走廊口走出一个彪壮的男人,就是强叔。一身白袍,戴着口罩、手套,用含糊其辞的口音说:“跟我来。”

我们跟着他走过走廊(死者妻子留在营业大厅),从一条长石条铺成的走道绕出悼念室,穿过凉棚来到一排铁皮屋前,就是冷藏库。强叔打开锁,拉开铁皮门,屋里飘出一股奇怪的气味,阴冷的,霉而发酸的。一长排冰柜,上下叠放在屋子中央,每排二三十个,都编了码。

强叔从靠墙处推来一辆平板车,打开编号为“11”的冰柜,柜内冒出一股冷气,尸体被抽了出来。体型比成年人小一号,盖着白布,掀开白布就露出死者微侧的脸庞,黑紫的,上唇几根笔直坚硬的胡须像假的一样。从我站的地方看不到尸体的正面,只能看到他上身穿着件棉毛衫。

亲属们的情绪倒平静,强叔用带着手套的手捏了捏尸体的手臂,说:“你们打算现在就解冻?”五叔说是的。强叔把尸体平放推车上,慢慢地推往进门处的小房间。推车的轮子不大利索,一路上“咔咔咔”乱转,摩擦着地面,响起一串揪心的声音。我原以为所谓的“解冻”要靠什么专业仪器,原来只是将尸体放到一个小房间内,使其自然解冻。房间内只有一架工作台,台上放着些钳子、镊子等小型工具,北面开了扇窗,窗外是殡仪馆的后山。强叔关上门,亲属们都往里张望。想到这具尸体就要孤零零在这里待过夜,我有种说不清的感触。

出了门,五叔走在前头,和强叔在一起,我听到他问强叔,能不能把死者的牙齿敲几颗下来?

“为什么这么做?”强叔问。

五叔说他侄子有四颗牙齿是后补的,他们老家人认为,不属于死者从娘胎里带出来的东西不能和尸体一起下葬。这些牙齿要另包在布里,埋进泥土(这些话他翻来覆去说了两分钟)。

“我们这里没这么做的,”强叔理解了他的意思后说,“牙齿怎么能敲得下来,我们没工具,殡仪馆不提供这种服务。”说完,看了看我,要我再作说明。我顺着他的意思对五叔说:“人家有规矩,你就别提这种奇怪的要求了。”五叔不说话。

回到营业大厅,把该办的手续提前办了,五叔又用他那蹩脚的普通话问了一通别的事项,女职员被他问烦了。

“反正明天早上八点后你们来,一来就火化,明白没?”她没好气地说。
2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又来了。

有了昨天的接触,彼此稍有点熟识了,不那么陌生,为排遣路上的无聊,我和五叔有一搭没一搭聊起了天。

这人不仅讲话不利索,思维也明显慢一拍,表达逻辑更是不清。和他说话犹如在十几层楼上丢下一块石头,好久才听到落地的那一声响,我费了好大的劲才弄清他们老家的一些情况。

他说他们来自一个叫“文山”的少数民族自治州,那地方群山密林,山的海拔有两千多米。山上不能种水稻、不能种麦子,只能种包谷,就是玉米。玉米熟了、收了,自家吃,自给自足,典型的农业社会,经济条件和我们这边五六十年代相仿。那里和越南紧挨着,只隔着条国界线,我问他:“你们不和越南人做点生意吗?”他说去不到那边,一下就给赶回来了,那里的村子到处是民兵,拿着枪的。因条件不好,近几年,他们村的年轻人都出来打工了。

“你们介里(这里)哪么(那么)平的路,哪么高的楼、哪么长的桥,我们没见过。”五叔说着,指了指车窗外的高架桥,又说,昨天车开得太快了,今天能不能叫司机师傅开慢些,他们都想好好看看外面的东西。

我把他的意思转告给司机,司机放慢车速,那些亲属们于是趴在窗口,“观光”起来。他们半张着嘴,望一会,彼此交谈几句,全然不像一支赶往殡仪馆的队伍,倒像一个旅游团。窗外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吗?不过是些写字楼和高架桥,还有在路上飞速奔跑的汽车。他们中只有死者的妻子没向窗外望,她坐在我旁边,长得不难看,大大的眼睛,长长的头发,只是“土”,如果好好打扮起来,比起城里的女孩毫不逊色。她身上蒙着一层哀怨的色调,我得知她是九零年出生的,这九零后的女孩突然死了丈夫,成了寡妇,不知这两天是怎么熬过来的,以后又该怎么办?想着这些,车已拐个弯,到了殡仪馆。

今天不用办别的手续,一到,就去冷藏室给死者穿衣服,死者的妻子还是没去。我想,她应该是怕见到丈夫的遗体,我也没去。过了大概十来分钟,接到一个电话,是公司的车间经理打来的,说两个班组长现在过来,代表车间的同事们献个花圈,还捐了些款也一并拿来。我说:“你们过来吧。”十来分钟后,他们到了,遗体已拾掇完毕,送去火化间。我带他们过去,见了亲属,献上花圈和捐的钱,然后去慰问死者的妻子。做完这些,两个班组长就和我站在殡仪馆前的场坪上,聊起了天。

“小夏娶到这样的妻子也算是晦气。”其中一个班组长说。

小夏是死者的名字。

“怎么了?”我问。

“你不知道,小夏本来是可以救活的,他是我们这些人中最强壮的。那晚,他下了夜班,在大排档吃夜宵,喝了瓶啤酒,回到出租房,倒头就睡。三点左右,他妻子听到他打呼噜,以前他也打呼噜,但没打那么重,拖拉机似的,像要把屋顶掀去,她起来推他,推不醒。这时,隔壁出租房的人也给吵醒了,过来一看说,这人不对劲,让她打120。三点十分打的电话,不知什么原因,救护车直到四点二十分才来。这期间,她就坐在小夏旁边,啥都没做,你要知道,这可是最宝贵的抢救时间,哪怕你拍拍他、颠颠他,或者叫辆黑车,直接送去医院,也有可能救活,但她就是啥都没做。你看得出来,这人本来就笨手笨脚的,没主意,但这种时候怎能没主意呢。等救护车赶到,人早就没气了。”

“怎么出租房一起住的人也没想到抢救?”

“人家见你妻子都没发话,怎好给你乱出主意,出错了呢?责任算谁的?”

“死因就是猝死吗?”

“是的,跟救护车一起来的医生当场就给判了,连医院都没去,直接给拉到了殡仪馆。这又是一笔乱账,连我们都知道,猝死有好多种可能性,他妻子问医生到底是什么导致猝死?医生说:‘想知道的话,就送去解剖。’他妻子一听就吓坏了。他那些后来赶来的亲属也一样,没一个能办事的。照我们说,遇到这种情况,你首先可以告120,救护车怎能过一个多小时才到呢。你就把尸体放到他们医院门口去,让他们给个说法,即使死者本来已经救不活了,你也一口咬定假如救护车及时赶到是能救活的,看他们怎么办!他们不懂这些,可以请个律师,我听说以前有人因为类似的官司赔了一百多万。但那些亲属只想息事宁人,只想越早办完事,越早回去,对,他们就只想早点回去,这才是最重要的,好像迟一步回家就要了他们的命似的。现在好了,尸体一烧,啥都说不清了。”

“总之就是乡下人,没见过世面。”另一个班组长接过话头说,“我早就跟他们说过这些,让他们不急着走。但他们说,老家有习俗,在外地死去的亲人,三天之内尸体一定要回家,否则会变成孤魂野鬼,漂泊在外,一辈子回不了家。你听,说的都是什么鬼话,人都死了,哪还有一辈子。对了,还说,假如真耗在这里打官司,打不赢怎么办?吃的、住的,还有律师费,他们都付不起。”

“只可惜了小夏,他人缘好,干活也很拼。上个月,全车间他拿的工资最高,因为加班最多,每天干足十六个小时。要我说,他就是活活累死的,现在,啥都没了。你看他那妻子,可曾为他流过一滴泪?”

“应该流过吧。”我说。

“不,一滴都没流,昨天她和那些亲戚聊天时,还笑了几回。”

“不至于吧。”

“我亲眼见到的,还有假?那些亲戚才搞笑,出了这事,他们到这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他妻子去她现在工作的单位辞职,完事后,回老家带孩子。她和小夏有两个孩子,一个四岁,一个两岁,那些亲戚让她回去后不再出来了,怕她一个人在外面心野,找个相好的,他们就亏了,亏什么?你要知道,在他们老家那边,她也算个劳动力,他们要她这个人手,不让她改嫁,她还年轻呢。”

说到这里,几个亲属从火化间出来了,我们就闭了口。他们还是三五成群扎堆在一块,生怕走散似的,从一开始,他们彼此的距离就没拉远过一米,远远看去,犹如一整团什么东西。以前都是五叔走在前面,这次换成了死者的大哥走在最前。我依次看了他们一眼,觉得其间似乎少了点什么。

“五叔,火化好了?”我问五叔。

“好了。”五叔说。

这时我才意识到,是骨灰盒,他们手里没捧骨灰盒,少的就是这个。

“骨灰呢?”

“在介边。”五叔指了指死者大哥那边,死者大哥手上提着个黑色袋子,是那种装垃圾的黑袋子,袋囊鼓鼓的。

“你们把骨灰装在这里面?”

“对哪。”五叔说。

“怎么不买个骨灰盒?”

“这边太贵,要三四千,偶们不要,回去再买。”

“但这么装个袋子,不是有点……”我的意思是这对死者不敬。

“这个没事,没事。”五叔说。

两个班组长趁机瞧了我一眼,摇了摇头。

车停在停车场,要走过一道缓坡,下去时,我和死者的大哥走在一起。他一手提着弟弟的骨灰,抽着烟,一开始我们都没讲话,后来我觉得有必要说些什么,就问:“家里老人还好吧?”

“好,好。”他说。他是个半棍子打不出一个屁的家伙,骷颅头似的脸在夏季阳光下,两块颧骨尤其明显,像能搁住阳光似的。这会儿他倒是表现出想讲点什么的样子,那骨灰袋在他手中一摇一晃,不明所以的人还以为是提着一袋垃圾。

“这次的事真是挺意外的。”我说。

“是么,是么。”他说。

“你弟弟的身体健康吗?”

“减(健)康,一直很减(健)康,我们都很难果(过)。”他那毒药瓶上骷颅头似的脸一颤一颤,半秃的头顶亮光光,后脑勺的几根短发像杂草一样。

“回去后,老人就要靠你照顾了。”我说。

“我要照顾,但是照顾不到。”

他告诉我,因为家里穷,当年他给别人家做了上门女婿,有十年了,这几年都没住在家,父母六十多岁,上头还有个八十多的老奶奶。他弟弟懂事,也能干,很早就出来打工了,打工的钱一部分寄回家里,现在弟弟一死,一家人就不好过了,他说这次幸亏公司给了几万块钱的抚恤金。

“这是应该的。”我说。

阳光愈加强烈,还是初夏的开端,温度却爬到了三十六度。我回头看了一眼后面那些人,他们低着头,前后不差一米闷声不响地走路,这又让我想起那种掺杂在一团不分彼此的东西。殡仪馆的甬道上铺鹅卵石,满地的阳光像是一条金黄色的毯子,他们就在毯子上走,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路旁种着高大的翠柏,绿得发亮,没有一丝风,针状的柏叶一根根竖立着,远处能听到办丧事的哀乐声。

上车前,五叔在殡仪馆指定的地点燃放了鞭炮,炮声一响,死者的妻子慢慢蹲了下来。只有在这时,我才注意到她的存在,她太不显眼,娇小的身材淹没在十几人的潮流中,让人意识不到她和死者之间的特殊关系。但这时,她终于在鞭炮声的催激下,咧开嘴,哭了起来,没一点声音,整张脸都扭曲地变了形,眼泪哗哗流下来。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哭相,若是哑巴在哭的时候应该也会发出“呃呃”的声响,她寂然无声,只有嘴角夸张地抽搐,神情像是强忍多大的痛苦,嘴巴形成的深洞黑漆漆,一切都是夸张而变形的。两位阿姨扶着她,帮她擦泪,炮声一灭,她止住哭,上了车。
3
回到公司,我把他们交给了司机,道了别,回办公室。

我为他们做的就只有这些。

事后我听说他们当天下午就坐着车去了机场,听说五叔、死者的大哥和妻子是坐飞机回去的,他们要先一步到家办丧事。其余人坐大巴,这么安排自然也是为了省钱,但我至今还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来那么多人,根本没必要来那么多人的。

办公室的同事问了我好多关于他们的事,我告诉他们的都是从两个班组长口中听来的那些。我觉得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同事们听得津津有味,这种成为话题中心的感觉让我很满足。说到那些亲属做的种种搞笑的事,说到死者妻子没流过一滴眼泪——虽然就在离开殡仪馆前我分明见到她流了一通泪,我还是愿意把事实说成她至始至终没哭——这样更能起到供人咀嚼的效果。

总之,这事就该这么结束了。

然而两天后的晚上,我正准备睡觉,接到一个电话。

这电话让我睡意全无,来电显示是:“文山。”居然真的有这么个地方,还出现在了我的手机上。

当时为方便联系,我给过五叔我的号码,现在他还有什么没办完的事?为何要打我电话?

我的第一反应是不接,有事他该打给公司,我已和他们没有关系了。转念一想,假如真有什么急事,误了不好,最后还是接了。

“里(你)好。”电话那头又传来五叔那蹩脚的普通话。

“你好。”我说。

“是我,小夏的家属。”

“我听出来了,五叔。”

“对,里好。”他停顿了十几秒,我怀疑那边突然断了线,但他接上了,“偶们哪(那)天晚上八点酒(就)到家了。”

“什么?”

“哪天晚上,到家了。”

“哦,到家了,好。”我说,他究竟想说什么呢?

他又说,他们路上很顺利,到了就买飞机票,飞机很准时,没耽误。

“五叔,你有事吗?”他还想往下说时,我打断了他。

“没瘪地(别的)事,酒(就)想来谢谢你,哪两天陪偶们跑。偶们在哪里人生地不熟,如果没有你的帮忙,偶们就办不了事。偶是很想谢谢你,偶们这边的家人都想谢谢你。”

这段话他说得很顺利,我怀疑他是预先准备过的。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并不是有什么事而专门给我打的这个电话。

“你太客气了,”我说,“我是受公司的委托。”

“也谢谢你们公司。”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总是说谢谢,好像那是什么该死的多么重要的事,我实在只是做了一项领导分配下来的推脱不掉的工作,不做这个,也会做别的什么,拿着工资总要做事的,不是吗。

“总之,感谢你们。”

接着他还说,如果以后有机会去他们那边玩,就找他,他的电话不会变。

他在说这些的时候,我总能听到电话里断断续续的孩子吵闹声和哭声,应该是小夏两个四岁和两岁的儿子,正在办丧事。想到他是从那么远的地方给我打来电话,一个和越南接壤,山的海拔有两千多米,只能种包谷的地方,又想到拿着枪的越南民兵,我就觉得这一切都像是不真实的。

他又和我讲了一会,说了声保重,挂了电话。
作者简介:

赵雨,1984年生,宁波北仑人,系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新荷”计划青年作家,迄今在《小说界》《散文》《青年文学》《创作与评论》《青年作家》《鸭绿江》等刊发表作品四十余万字,出版中短篇小说集《白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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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包头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办:包头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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