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百人 张赞波：我自己就是边缘人物

他扛着那台老旧的摄像机，去过煤矿、灾区、传销窝点等等地方；而光是他被各种人质问、训斥、攻击的经历，就够剪出一个片子。...

那是张赞波住在通州时的故事了。那时候他经常路过国贸，看到很多住在燕郊的年轻人，在晚上挤那些九字头长途车回家。“十点钟的时候，他们如果不赶上，他打车回去可能要200块钱，那他加班就白加了，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发疯往上挤”。青春饱满的小姑娘小伙子，往往不得不被挤得“不成人样”。张赞波看到过被打倒在地上的男生，也看到过在旁边经过撕扯痛哭的女孩。“没有人去关心他们，他们只能靠自身，靠那种动物性去解决问题”。

好几次他想记录下这些场景，但无奈的是，他如果拍了，他自己也会错过回通州的末班车。

“我自己就是底层、边缘和小人物”，这是媒体报道张赞波经常提起的一句话。曾经老家优越的铁饭碗、电影学院稳定的教职工作都被他抛之脑后，他的纪录片生涯以一种冲动的形式开启。他不光主动选择走向、成为底层、边缘和小人物，而且近乎主动地拿掉了自己赚钱的机能——曾经商业片的邀约、合作都被他婉言拒绝了。

老家邵阳市不过200公里的绥宁县频发的火箭残骸坠落事件，催生了张赞波第一部纪录片的诞生。这部名为《天降》的作品寄托了张赞波试图通过影像改变现实的愿望，但拍摄之后，魔幻荒诞的火箭残骸，依旧有可能在夜里击穿村民的房屋，继续威胁他们的生命，继续成为寄托他们复杂情感的畸形收藏品，偶尔还会萌生出一丝对于科技进步的骄傲之情。

而《大路朝天》所描绘的一段高速公路的里里外外的沉重图景更为复杂。被砍伤的农民工、因修路而不得不牺牲掉住所的老婆婆、给人塞红包办事的包工头等，都是公路隐喻之下的牺牲品。被牺牲掉的同时，他们的人性也在发生着异化，比如项目部处于弱势地位的工人，却以虐待两条狗取乐，将它们视为没有生命的物体，随意踢打。这些现实，都是张赞波想改变但又无力改变的。原本他有回访被拍摄者的习惯，但他发现，这些年那些人的生活并没有得到改善。

你的大部分片子都和你的故乡湖南有联系，你觉得你有故乡情结么？

目前出来的所有片子都跟湖南有关系，大部分还是在湖南拍的。《有一种静叫庄严》是在北京拍的，但是它拍的也是我湖南的同学，讲的是湖南的那点事。你的故乡、你的少年经历对你的一生绝对会有影响，但我拍纪录片，拍着拍着，我发现我没有很强的故乡情结，我甚至觉得故乡它也只是一个地域而已，和其他的地方并没有很大的不同。

你交朋友也好，干什么也好，不必在乎他是哪的人。我想表达的题材，我也不希望它只是单独讲一个地域，尽管我从一个典型性入手，但我希望最后它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普遍性，说大点，最起码是在讲我们这个时代的背景下的人的普遍的命运。时代大背景与个体命运之间的冲突，每个人都难以逃脱，不管你是农民还是知识分子、艺术家，你都会遭遇到这样的事情。所以故乡这个东西，慢慢地在淡化。曾经你在谈到立场的时候，你说你宁愿站在弱者的一方。

是，我是说当弱者跟强者对抗的时候，我可能本能地站在弱者一边。这可能和我的背景，和我弱势的身份有关。但我也不偏袒弱者，我也能看到底层这些人身上的毛病，他们这些毛病所谓上层的人身上也有。这让人很绝望。

现代社会很容易让人发生异化。如果不谈强势、弱势群体，但从日常生活中来看，曾经曾经很熟悉的人，也变得不那么熟悉，比如你的作品《有一种静叫庄严》里的同学。

对，出于对拍摄对象的保护，这个片子很少放映。它是我拍摄时间最短、最即兴创作的作品。我就拍了两天。我的同学很多年没见面，突然给我打电话，电话里说来北京出差。他一来，我看他整个人都变了。以前他跟我还属于那种文艺青年，都喜欢文学，他的专业和我一样也是中文系。但12年后再见他，我感觉他整个人就变了，从观念到神态。他跟我讲他是来北京截访访民的。我跟他谈了10分钟就觉得这个话题非常有趣，我就把我的破摄像机拿来拍他。拍了两天半时间，跟他去驻京办，晚上跟他住在宾馆里。

我所有作品中，我最喜欢这部片子。它有种信手拈来的感觉，题材看起来很小，很放松，又有黑色幽默的东西，相比之下，不像《天降》、《大路》那么沉重，但也比较宏大，有四两拨千斤的感觉，他其实谈了好几个层面的东西。他讲得很有文采，“有一种静叫庄严”，这句话就是他说的，他说有些静叫荒芜，有些静叫什么什么，但中南海里面的静叫庄严。

现在拍摄纪录片设备的门槛降低了，但较之设备等物质因素，与拍摄对象打交道的能力似乎更重要。

好多人问我，拍纪录片最难的或者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包括钱之内的问题其实都不叫问题，总有能解决的办法——最难的地方在于，怎么介入题材中间去，因为我们是没有身份的，不像记者还有个记者身份。所以为什么我的片子只在湖南拍？并不是说我真的有那么强的故乡情结，是我只能在湖南拍，我只能利用我的私人关系拍。我在北京我想拍个工地，那在建房子，我很快就会被赶出来，根本不会让你拍。

现在你的纪录片只是很小规模放映，很多人想看都没有机会，但你在拍摄纪录片《大路朝天》之余写成的《大路》（以不同的载体讲述一段高速公路建设始末的复杂现实），却在刚发行时大卖上万册。这点好像很矛盾。

这确实是一件很矛盾的是。但我慢慢形成了一个观念，我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创作者，传播的事情跟我没有很大的关系，包括在拍摄的时候，我只是个表达者，其实我不是为了观众去拍片子，不会按照讲故事的那套理念，三分钟一个包袱，五分钟一个噱头，时刻要考虑到观众的感受——那是商业化的工业体制下的电影。我只把我的摄像机当成一支笔，拍摄对我来说就是写日记，写笔记，所以我真的不考虑什么样的观众会喜欢我的作品。因为一个创作者的经历是有限的，我只能把精力放在想干的事情上。这些年，我也没做过其他工作，所以我就不断地拍拍拍，拍完再说，不去想它怎么传播。但总有一天，这些作品的价值会得到体现。



▲纪录片《大路朝天》拍摄完成后，张赞波以此经历写就了非虚构作品《大路：高速中国里的工地纪事》。图为书中插图你曾经在电影学院深造过，有很深的学院派背景，对于那些想做导演的年轻人，你推荐他们去系统学校系统学习么？毕竟随着技术的发展，拍片的门槛也许被降低了。

我不推荐，我每次都泼冷水，每年到考试季都会有人找我，很多人都想读那个叫什么艺术硕士还是什么的进修班，要交很多钱，我说完全没必要，你拿那个钱自己买机器，自己拍，现在技术发展这么迅捷，学校里要学习的片子，你在外边都能看到。但我的意思不是说电影知识不重要，只是说，你可以通过自学成才，没必要到学校去。



以前的采访里你提到，拍片消耗得都是以前的积蓄，你在“一席”上的演讲也提到了你经济条件有限，那么最近经济情况好些了么？

最近要好点了。上次在“一席”做了演讲，做完了我就觉得，我不应该把自己说得那么苦。大家找到我，要出钱资助我买摄像机什么的。有一个新疆铁路局的大哥，50多岁，给我打电话，我说非常感谢你，我不会收你的钱，我说我再穷，我做事情还是比较有原则的。而且我现在比那时候好一些，《大路》的书写出来，也有钱，也有版税，另外这个纪录片《大路朝天》后面也还有一点收入。我本身对物质没有很高的要求，能够活下去就行。没想到要做什么。未来有什么计划么？

没有，我是一个特别不喜欢规划未来的人，甚至我今天都不知道明天做什么。虽然我相信宿命，但是我很怕能看到自己今后的未来，一眼就能望到头。做纪录片你不知道它会往哪个地方发展，会出现什么状况，所以有时候会很刺激。我也没想过一定要做什么，就像拍电影，电影学院的人都在谈电影梦，把电影当成一个梦想，说得天花乱坠，在电影学院的时候我就特别烦这样的论调。反正无所谓，不拍电影做别的也行，可以写作，不能写作也无所谓，我总会找到一个依附点，找到一个表达自己的方式。



▲在潭柘寺买的桃木棍，放在包里用来防身，有些拍摄挺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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