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王向远：我的“国学观”

“国学”的灵魂是国民文化的尊严亦即“国尊”，是充分的自主与自信。尽管直到今天中国总体上还比西方发达国家落后，但是并非何事都比西方落后，西方也未必何事都比中国先进。...

王向远，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著有《东方文学史通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二十年》《王向远著作集》等作品。“国学”的灵魂是国民文化的尊严亦即“国尊”，是充分的自主与自信。尽管直到今天中国总体上还比西方发达国家落后，但是并非何事都比西方落后，西方也未必何事都比中国先进。

近些年，社会上兴起了“国学热”。但是，学界对于“国学”这个概念的界定，见仁见智。这里谈谈我个人对“国学”内涵的理解。“国学”这个词原本是在日本江户时代产生的一个日语词，是日本学界在“汉学”、“洋学”之外，对本国学术的身份确认。“国学”一词输入中国后，也与“西学”、“洋学”（外国学）相对而言。晚清“国学”意识的自觉，与“洋学”意识的产生不可分割。而“国学”与“洋学”的分野，最初主要是从研究对象、研究领域上做出的划分，在积贫积弱的时代，更是民族防卫意识和文化自尊的一种体现。

但是，在学术日益国际化的今天，“国学”与“洋学”的绝对分野已经不存在了。从研究领域、研究对象上看，“文化间性”的发现，比较研究方法的大量应用，以及比较文化学、比较史学、比较文学、比较美学、比较政治学、比较经济学、比较法学等一系列“比较学”学科的诞生，使得国别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交流研究、对比研究，成为当代学术发展的大趋势。在这种情况下，纯粹的、孤立的国学研究，也暴露出了不可能性和局限性。一个学者要深入细致地研究国学，却不把“洋学”作参照，不注意它们之间的关系研究和比较研究，是不可能做好的。

当今天我们重新审视“国学”内涵的时候，不仅要正视研究领域、研究对象相互叠合、相互关联、相互比较的大趋势，更要从研究者的主体性上加以思考。要看到，所谓“国学”与“西学”（西方学）、“东方学”，只是研究对象与研究领域上的权宜的划分，而不是研究者文化立场与文化身份的标注。从研究者的文化主体性说，凡是中国人做的学问，不论是研究中国还是研究外国问题的，都应属于“中国之学”，即“国学”；凡是中国人所做的学问，包括对外国问题的研究，只要体现了中国人的文化立场与思想智慧的，都应该称之为“国学”。“国学”不仅指是研究中国的学问，也包括我们研究外国问题的“洋学”。简言之，凡是“中国人之学”就应该称为“国学”。这是时代所赋予“国学”的新的涵义。近年来，或许人们自觉不自觉对“国学”这个词有了这样新的理解，一些原本以研究外国问题为主业的学者，更多地被人称为“国学家”。例如，近几年来媒体对季羡林先生报道较多，大多以“国学家”称之。但实际上，季先生很少研究纯粹的中国问题，而是在中印及中外文化交流中来研究中国问题的，主要属于“印度学”及“东方学”的范畴，而不属于通常所谓的“国学”范畴。对他以“国学家”相称，不太符合传统意义上的“国学”及“国学家”的内涵界定，这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疑惑。或许媒体对季羡林先生使用“国学家”这一称谓，更多地是为了让普通受众理解其价值。因为，所谓“东方学家”、“西学家”之类，毕竟听上去太专业化了。然而，若根据“国人之学即是国学”这样的判断，把季羡林先生这样的“东方学家”称为“国学家”，倒是“歪打正着”了。

不仅是对季羡林先生，“国人之学即是国学”这一判断，也符合晚清以来中国学术史的实际情况。从近百年来的中国学术史来看，那些体现时代精神的优秀学者，几乎没有不关注“洋学”的。不管他懂不懂外语，懂多少外语，都不减他们对外国问题的探索与研究的热情。近代的王国维、章太炎、梁启超、鲁迅、周作人、胡适，现当代的钱钟书、季羡林、梁漱溟、朱光潜等，他们其实都不仅仅是研究中国之“国故”、“国粹”的所谓“国学家”，而且也是研究“洋学”的“外国学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研究外国问题，并不是鹦鹉学舌，拾洋人之牙慧，而是用中国人自己的思想去烛照外国，理解外国、表述外国、阐释外国，并由此返观本国。这样的“外国学家”归根到底是属于中国的，是属于中国学术史的。这样的外国问题研究，也应该属于“国学”的范畴。

有的人可能认为，中国人研究“洋学”，一般而言其水平难以与对象国的研究相比，因为人家具有天时地利，而我们则没有；我们恐怕只能模仿人家、借鉴人家，难有自主和自创。我认为，这种看法只反映了问题的一个方面。研究外国问题当然比研究本国问题有更多、更大的困难，不仅收集资料存在很多不便和麻烦，而且还有地理、语言、文化上的种种阻隔。但是，也恰恰因为有这样的阻隔，外国问题研究者才可能有更多的跨文化优势。例如，因为跨了两种语言，你必须强化语言能力；你通晓了外语，就有了理解外国的能力与便利，你可以做翻译，甚至你应该成为翻译家，或者起码应具有翻译家那样的阅读理解的素质；因为跨了两种文化，你就有了与外国文化对话的必要和可能，就有了跨文化解读、跨文化阐释的广阔空间。“国学”的灵魂是国民文化的尊严亦即“国尊”，是充分的自主与自信。尽管直到今天中国总体上还比西方发达国家落后，但是并非何事都比西方落后，西方也未必何事都比中国先进。几千年来，中国一直高度重视人文学术，即便在最贫弱的时代我们也有一批学术大家出现；近百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更是吸收西方精华，将人文学术发扬光大，有些人文学科已经走在世界前例。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世界少有的人文学术大国，今天更是如此。这样的事实或许西方人暂时还不愿正视和承认，但中国人自己不必妄自菲薄。

作为自信的中国学者，要对外国学者不苟同、但存异。只有这样，我们的思想与学术才能独立，才能在世界思想和学术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占有自己的地位，我们的学问乃至思想的“国尊”、“国格”才能真正形成。而我们的学术要真正具有国学的品格，要真正体现“国尊”与“国格”，就不能以外国学者的观点为圭臬，不能以获得某些外国人一时的认同、夸赞而沾沾自喜，不能为拿到外国机构颁发的什么奖项而忘乎所以，不能以“国际化”、“国际交流”或“与国际接轨”等交际性的理由，对外国人随声附和，更不能按照外国人的尺寸和标准，定做易被他们所“承认”的学术。总之，我提出的“国人之学即是国学”这一判断，是建立在“国尊”、“国格”的基础上的，也是建立在对“国学”的充分自信的基础上的。

文字来源：《北京日报》，2013年3月11日

策划编辑：顾    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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