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让何炅拍手称赞的女孩，其实跟我们都一样！

勇敢地站出来，去争取那些属于自己的权利吧。...

出院之后，有次和隔壁的小朋友一起玩，谢仁慈的假肢突然飞了出来，小伙伴们都吓得哭着跑开了。

只剩下谢仁慈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地上。回家后，她扑到妈妈怀里大哭，妈妈安慰她说：

“下次绑紧一点就好，你不要在乎别人怎么看你，做好自己就够了。”



到了读书的年龄，妈妈拄着拐杖，一家一家学校问，可没有一家小学愿意接收谢仁慈。

在校长们看来，残障人士就该去特殊学校读书。他们更害怕，孩子在学校摔伤了需要负责任。

每天傍晚，谢仁慈都站在老屋的桥头盼着妈妈回来，可迎面而来的却是无奈的摇摇头。



“学校都不要你，不然咱们就别读了吧？”

谢仁慈一听，眼泪就“哗哗”的往下掉，她哭着恳求道：“妈妈你一定要帮我找间学校！我想上学！”

“好，妈妈再去问问。”直至妈妈托了好几层关系，才把她送进了普通小学。上高一时，开学第一天，班主任胥老师说：“我们全班要一起帮助谢仁慈同学。”

“我和大家是一样的，不需要刻意帮助我，当我有需要的时候我会提出来。”谢仁慈听了，马上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道。

从此以后，胥老师就对她一视同仁，再也没有特别要求同学照顾她。

在谢仁慈看来，残障人士需要的从来都不是同情和怜惜，而是平等对待。



花季的年华，也正是一个人叛逆的时候。上课看小说、抄作业、到网吧打游戏，谢仁慈的模拟考只有400多分。

离高考只剩下最后一年，强烈的紧迫感袭来，谢仁慈决心要拼了：“所有人都说我会变成和我爸一样的混混，我想证明给他们看，我没有！”



高三那年，谢仁慈每天早上七点到学校学英语，中午在桌上趴一会就继续看书，直到晚上11点学校关灯后才回家。

最后一战，谢仁慈考了627分，比一年前的模拟考高了足足200多分。

如愿被西南政法大学法学专业录取的谢仁慈，也是家族里第一个大学生。

“若没有我这个拖油瓶，您本来可以走得更远，妈妈，等我大学毕业了，我一定会带你去欧洲、北京、上海……所有您想去的地方，我都想和您一起去看看。”

谢仁慈给妈妈留下一封信，就独自踏上了西藏之旅。去西藏是谢仁慈一直以来的向往，她高考取得了优秀的成绩，妈妈特地奖励她，实现这个愿望。



从老家贵州出发，沿着藏滇线一路搭车，戴着假肢背着拐杖，住青旅搭顺风车，走过大理、香格里拉，穿越飞来寺和雅鲁藏布大峡谷，一连颠簸一个多月，谢仁慈终于看到了期盼已久的布达拉宫。

那一刻，她兴奋得拄着拐杖跳了起来！

旅途中有天下大暴雨，谢仁慈和路上遇到的驴友们一起找地方躲雨。

可一路上都没人愿意收留他们，直到遇见一位守寺庙的老人。他没有鼻子、没有嘴巴，第一眼看起来不禁让人觉得有几分狰狞。

可当他看到谢仁慈全身湿透，马上就拿出自己的衣服用手比划着让她穿上。这一刻，她深深感受到生命的可贵：“生如蚁，却美如神。”

谢仁慈不仅爱旅游，还很喜欢运动，上大学后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往健身房跑。

她不断尝试各种健身器械，推哑铃、举重、攀岩、打羽毛球，甚至有些普通人都难以已做到的动作，谢仁慈都能很好地完成。

不断突破自己的极限，一次次证明了“我可以”，她变得更加自信开朗。



那时的她自称“想得开”大仙，并在日记中写下这么一段话：

长时间的自我觉醒与认同就像长跑一样，总气喘吁吁，总想放弃，还看不到终点。但我相信，当我们调整呼吸、心率，这就会变成一个美妙的、自得其乐的挑战。



可自从开始穿短裙短裤，将假肢暴露在阳光下，并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照片、文字，谢仁慈才发现，残障群体被隐藏得有多深。

为什么残障人士被忽视得像不存在似的？很多时候，他们或许就在我们身边，只是害怕被异样的目光打量，唯有假装成健全的普通人，甚至连博爱座都不敢坐。

“如果你不可以，谁可以？如果你不站出来，谁会站出来？”

大学老师说得如此坚定，谢仁慈决意站出来，为残障人士发声。



在很多地方，无障碍设施非常缺乏，残障人士出行常常困难重重，甚至被迫呆在家里。渐渐地，他们的身影在我们的视野里就会变得越来越模糊……

坐落在山城重庆的西南政法大学，依山而建，每天上课谢仁慈都要爬过一个很长很陡的坡。教学楼里没有电梯，她唯有爬200多个阶梯到五六楼的教室。

在上大学之前，谢仁慈一直用的是拐杖。刚装上假肢的时候，假肢与残损处的磨合得生疼，每次爬楼梯她都要休息四五次，还不时会在路上摔跤。

刚上大学的某个大雨天，谢仁慈爬坡爬到一半就崩溃了，她哭着打电话跟朋友说道：“我真的太累了！”

无奈之下，谢仁慈第一次逃课了。之后大学几年，坚强如她，在伤口磨破流血愈合的循环中习惯了假肢。不过，即使存在各种不便，在学校里谢仁慈对自己的要求依旧很高。在社团活动中，她也总是最活跃的那一个，还在里头认识了很多好朋友。



和谢仁慈在一起，同学们对残障人士完全改观了。当她和同学讲起有关残障权利的话题时，他们也比没接触过残障人士的人更能理解和接受。

就像谢仁慈所说：“在老师充分认同、掌握全纳教育的技能和学校给残障学生提供合理便利的条件下，残障学生不仅不会影响普通学生的学习，反而能够让孩子们从小接触到生命的多样性和可能性，从而更具有同理心、宽容心。”



今年六月，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举办的“中国残障与可持续发展”论坛上，谢仁慈在分论坛“残障与媒体”中作了以“残障者在主流媒体中的形象呈现与权利实践”为主题的演讲。

她在演讲中探讨应该如何借助媒体的力量进一步推进残障者的权利，而不仅仅是积极励志或悲惨境遇的报道。



谢仁慈还和妈妈一起参加了何炅主持的家风节目《儿行千里》，给残障孩子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

“残障，它会让我们经历痛苦，给了我们更多机会去深刻地认识自己，反思生活。勇敢地站出来，去争取那些属于自己的权利吧。”

参加有人DPO的“法律与残障论坛”，看和专业完全不搭边的特殊教育和融合教育的书，这条路上，她遇到了越来越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现在，谢仁慈正和教授合写一篇有关融合教育的论文，对今年5月份生效的《残疾人特殊教育条例》做一个法条分析。

在她看来，中国在保障残障人士接受普通教育权利方面遇到的最大问题并不是立法，而是法条所规定的权利的支撑和实践。

那社会各界应该如何推动融合教育，让残障孩子的权利得到应有的保障？

谢仁慈说：“最重要是社会观念的改进，让残障和‘不能’不再有必然的联系，而观念的改变离不开政府和民间组织的推动。其次是无障碍设施的完善，不要让残障儿童因设施的缺失而失去读书的机会，以至日后难以融入校园和社会生活。”是的，除了使用必要的无障碍设施，残障人士和普通人并没有什么不同。

很多残障人士在谢仁慈的影响下，也勇敢地露出假肢、摘下了隐形眼镜，坦然地接受自己、认识自己，并理直气壮地享受他们应有的权利。

相信总有一天，残障者们都能坦然地面对自己，不只是因为内心的强大，而是社会的平等和包容，让他们获得了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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