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磊:迷失南欧,语言的圈套天涯·新刊

 

也许是我们太孤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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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失南欧,语言的圈套
侯磊
迷失南欧,迷失于这片暴晒的,尚以农业为部分支柱的,不如我们想象那般富裕和安全的南欧。迷失于教堂穹顶的湿壁画,迷失于一座座古堡,一片片灰蓝色的海滩,一座座由古罗马雕塑、毕加索和梵高充满展室的博物馆,直至迷失于异族丰厚的文明。



索菲亚王后艺术中心

从威尼斯到巴塞罗那,再到晴天转下雨的马德里,我与同行者一起看了普拉多博物馆和马德里皇宫,下午便执意独自打车去索菲亚王后艺术中心去看毕加索的《格尔尼卡》,傍晚我们还要飞去法国巴黎。我打了一辆车,一字一顿地问司机能否说英语,并努力说得更清晰一些。

“NO!”出租司机的回答短促有力。他咧嘴微笑,年轻而帅气。他是标准的西班牙脸,但却是黑色的头发,脖子有上密密麻麻的胡子茬,肯定混有穆斯林的血统,但愿不要让他的混血阻碍交流。

他的笑很和蔼很甜美,然后,都淹没在我北京味儿的英文中了。我打开手机看网络地图标出目的地,但他一脸惊愕地表示看不懂,好像从来没见过手机。我放大地图,他说了一两个我听不懂的西班牙文单词。我猜他可能在问:“which street?”我想用翻译软件,但车在颠簸。我跟着他在马德里的小巷里七拐八拐,网速跟不上车速,我们停在一座大门前不再开车,那意思,到了。我又反复比画着说,但这很徒劳。

我看那大门内是楼群,从楼口进去是个柜台,有点博物馆后门的样子,但周围没有一个人。忽然间有一男一女从里面出来,我向他们说英语,被同样报以出租司机式的微笑。很快,他们开始了长时间的深入对话,一二三四五六,好像在分析我刚才讲的是什么。他们猜测,我是问路,去哪不知道。我给那位女士看导航,她带着我出大门一阵比画。我去了,怎么也找不到。

若不按时归队,会赶不上飞机。

于是,我这样想:欧洲第三大的马德里皇宫是北京故宫,建于十八世纪的普拉多博物馆是中国美术馆,开业于1992年的索菲亚王后中心是中国国家博物馆。从美术馆到国博要往南,于是我就往南,直把刚才穿的街当了王府井。

到了。

时间不多了,我冲过去买票,嘴里说着“thank”,在美国说sorry,美国人好歹能回一句“No sorry”(真这么说)!而西班牙从1939年到1975年都是弗朗哥专政(我们坐车远眺了他的墓地),少有年长者会英语,因此这里的售票阿姨几乎只听得懂“sorry”和“thank”,仿佛她们拒绝一切西班牙以外的语境。她指着二楼对我说:“Picasso!”当站在人群围绕的《格尔尼卡》面前时,我终于懂得,在这里,只有毕加索不用翻译。



这是西班牙,跟意大利、法国一样,他们都商量好了一起拒绝英语。我想起赵元任的法国学生海然热在《反对单一语言:语言和文化多样性》一书中,不断控诉人世间的一切不公都由英语的霸权所造成。而在南欧的交流不畅是他们的文化保守主义,为了不丧失语言,他们宁可不交流。这态度我喜欢。

真是个值得迷失的地方。
为了拍照,我躺在冰润凉爽的大理石质的教堂台阶上。台阶旁是具石棺,里面安息着一位不腐的圣人,他一定在默默地注视着我,鼓励我拍得更好些。长焦镜头把我的脖子和目光一同拉长如一只翘下巴的大白鹅。我盯着那穹顶,如果那穹顶像块哇单(北京话:包袱皮儿,原为满语)一样铺开,那圣母的脸必定被拉伸得扭曲如我的脖子。

穹顶画如在平面上,又充满立体凸凹。这是几乎失传的湿壁画,据说要双手开工,趁画没干时赶紧画完,再抹上熟石灰和沙子的混合物,以便颜色渗透入墙而可观。画家分明是几何学家、建筑师与泥瓦匠的混合。不止米开朗基罗,而是大量的穹顶壁画师,他们没有留下名字,和敦煌壁画师一样。
如同看伦勃朗的《尼古拉·特尔普教授的解剖课》,西方绘画中充满了严格的几何分析,它会引导着你先看哪个人再看哪个人,如一幅幅立体凸凹的肖像矗立眼前。而我自己即便画写生也是用毛笔去北海公园,到南欧焉能不迷失!

南欧到处都是好玩并能深挖的东西,比如留法的朋友给我讲的“欧洲地图炮”:希腊罗马的血统为最高贵,次高贵的是优先臣服罗马的人。罗马人矮壮并有卷曲的黑发,如《斯巴达三百勇士》中,欣赏那些手持利刃、渔网、链子锤的角斗士殊死搏斗的长袍贵族。我在西西里岛看到不少矮个卷发的意大利人,直把他们看作“光荣神圣”的遗存,比在科罗拉多大峡谷看到印第安血统的美国人还惊喜。罗马人有着小麦色的皮肤,欧洲人以小麦色为美而日夜求晒。我们理解不了,因为我们晒完了不是小麦色,而是黄土地。

既然设定罗马人是高贵的,那么金发碧眼的日耳曼人是蛮夷,红头发的维京人是蛮夷,英国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则是蛮夷中的蛮夷。高卢人臣服罗马较早,能博得半点高贵,法国人自称是高卢人的后裔,因此他们有资本傲慢。总之,除了希腊罗马,都是蛮夷。

“地图炮”开成这样,南欧三国不像魏、蜀、吴鼎立,倒是像赵、魏、韩三家分晋。按地图上说,法国是赵国,魏国包括了意大利西班牙,韩国只能算摩纳哥。他们的语言有点亲缘,但已各自玩儿出不同的文化。一路上,大家都在聊哪个国家的文学更伟大?法国文学自不必说,同时还是当代哲学的中心;西班牙人有穆斯林的混血长得漂亮,但文学除了塞万提斯和黄金时代、“98年一代”、“27年一代”,似乎不够壮大。意大利有但丁、薄伽丘和模仿《十日谈》的诸多故事集,而当代也有皮兰德娄、卡尔维诺、艾柯等大师中的大师和“隐逸派”诗歌,算胜过一头。西班牙无敌舰队征服了广袤的美洲——那片魔幻可以成为现实而又充满了孤独的大陆,爆炸般诞生了拉美文学。而以使用人口来算的世界语言排名,法、西分列三、四,意大利语进不了前十。幸好,意大利作家并不隔绝,比如这次和我们对聊的彼德罗·格西罗。他有美国血统、精通英语并有着世界的眼光,他不会自我迷失于南欧。但作为意大利人,他始终相信罗马式的光荣、梦想与自由。

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仿佛是一座玻璃鱼缸中插入一块玻璃板,将两条小金鱼儿各分一边。它们游到玻璃板面前碰一碰,掉头游走了。当我们在力图撤走玻璃板时,才发现这原本是两个不同的鱼缸。又如福柯谈及语言是一种无限的自我重复,正是这种重复能抗拒死亡。语言,则是鱼缸中各自注入的循环氧气,鱼不会死,但它们的话,谁也听不懂。

这种听不懂,才是真正自由的言说。
从南欧返回后,我去拜见无所不译的戴潍娜博士,戴博士开示曰: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可看作广义的翻译,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对手戏”。她使我明白,人类在精神世界里始终有一个终极的共同体,指向宇宙间的一个虫洞,一个博尔赫斯命名的“阿莱夫”,秘藏着人类共通的道德与正义。语言原本为人们沟通的工具,彻底成为隔断人间的高墙。但语言本非高墙,它代表着诗与艺术本身。对保持有自身语言的人或地方,若沟通之后,必然会丧失一部分自我。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它们绝不会像印度那样以英语为官方语言,更不会向曾经的中国那样力图废除本国语言,不会中语言的圈套。

中了语言圈套的故事也很多。一百多年前的波兰籍犹太医生柴门霍夫博士生造了Esperanto(世界语)。人们为了抵御英语的霸权和世界平等来学世界语,可世界语仍然来自于拉丁语系。最大的圈套是汉字拉丁化。为什么我们不像仿照汉字造西夏文那样造世界语呢?所谓用世界语,但人还不是世界人,依旧“lose in translation”,迷失于翻译当中。
“Lose in translation”是一部电影名,译为《迷失东京》,讲述美国人来到东京迷失于文化隔阂的故事,最终形成老男人和年轻女人的婚外恋。更有电影《巴别塔》,则如同上帝再次打乱人们的语言,迷失于彻底的交流断绝中。而这一次,我迷失于文化上的南欧,但我知道哪怕是在中国,我们也难以不迷失。

意大里亚(意大利)、弗朗机(西班牙和葡萄牙)、法兰西(法国)——我回想这三国的魅力,如同咽下一口香茶后的回甘。《岛夷志》《诸蕃志》《西洋朝贡典录校注东西洋考》《岭外代答》《西洋番国志》……我从大宋一直看到大明,知道他们都信天主,而天主耶稣乃“大秦国人也”,生于“汉哀帝元寿二年庚申”(见《明史·列传》,下同)。意大里亚,“居大西洋中,自古不通中国”。

佛朗机,离满剌加(马六甲)一定不远,否则不会占了海峡不走。咱们御史参上他一本,再赖着马六甲海峡不走就不许他朝贡。游龙戏凤的正德爷会西班牙语,当年有个玩杂耍的佛朗机人在大明当弄臣,“帝时学其语以为戏”。而法兰西呢?《明史》里都没怎么写。

有时也在想,将莎士比亚与汤显祖比较,意义究竟在何处?更读托尼·朱特的《论欧洲》,欧洲在政体上无法统一。我以为,它们最终走向分崩离析,譬如在交流中,能无限接近彼此语意的本源,但我们只是徒劳的西西弗斯,我们无法达到它。

迷失南欧,语言的圈套,也许是我们太孤独了。

侯磊,作家,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还阳》、小说集《积极分子》《冰下的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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