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王莽“篡”汉的历史必然性（一）

正统封建观认为，王莽是一位“谋逆篡位”的皇帝，但细考察之，未必如此。在当时西汉末年那种昏乱政治的背景下，王莽如何获得社会各方面的广泛支持而最终称帝，这是一个问题。本文将从王莽践祚的个人原因方面对此问题进行分析。...



王莽“篡汉”说在历史上一直占据主流地位，但近年来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如华东师范大学的钱杭先生曾与其弟子合作的《为王莽“篡汉”说正名》一文，其中就明确指出王莽登位的合理性。同时，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在反思王莽承继大统“合法性”的历史依据。自汉以后的历史研究者多是受到《汉书》的影响而将王莽新朝看做是谋权之举，但其在历史发展潮流中的必然性并没有得到很好地重视。因此，历史学者对于新朝的研究也就以“篡汉”说为基础，这对于历史研究而言，其公平性和公信力就有待商榷。因此，对于王莽建立新朝的举措中包含的历史原因进行解析是十分必要的，这对于客观评价王莽儒生政治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不可小觑的作用。



据《汉书》记载，汉成帝建始元年之时王家兄弟便都被授予爵位，但这些被封赏的人之中并没有王曼（王莽之父），因此看来，王莽大约在十三岁之前便已丧父。在其刚刚成年之际，王莽兄——任职诸曹的王永又因病去世。当时汉代盛行兄弟间异居的“生分”行为，因此王莽母子并不能指望其兄留下来的财产生活，只能依靠嫡庶兄弟姐妹间的救济勉强生存，由此可见，王莽的生活状态可以说是十分贫苦的，这对于后期他的政策中偏向下层民众的倾向有较大的影响，因而也是他获得下层民众支持的一个重要因素。

西汉末年，社会上办私学之风盛行。《汉书·云敞传》中记载：“初，章为当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余人”，又有“耆老大儒，教授数百人”、“宣教授，诸生满堂”的情形。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即使经济窘迫的王莽不能进入私塾念书，但这种风气对于他个人修养形成的作用是十分显然的，因此王莽日后获得政治青睐也并不是全无道理。

因此，王莽篡汉的原因或可分以下几种。

第一，于己——王莽严格地坚守儒家传统礼制、克己复礼以提升自身修养，这是他获得中层阶级支持的重要原因之一。据《汉书·元后传》载五侯之子“赂遗珍宝，四面而至；后庭姬妾，多数十人，僮奴以千百数，罗钟磬、舞郑女、作倡优，狗马驰逐；大治第室，起土山渐台，洞门高廊阁道，连属弥道”。这样奢华的生活对于王莽而言是不可想象的，就在五侯之子“乘时侈靡，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之时，“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检。受礼经，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事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养兄孤子，行甚敕备，又外交英俊，内事诸父，曲有礼意”。即使在兄弟奢华的生活状态的影响下王莽也没有与其“同流合污”，他始终执着于儒家所宣扬的仁礼之道，并且对于孔儒的遵从是十分严谨的，一直克己不倦。由此也可以看出莽本身作为儒生的坚守，这对于他后来的政治改革也有一定的影响。王莽的幼时的这种成长环境使得他十分清楚自己的尊卑地位，更早地通达人情世故，也正是由于这样的等级使得他懂得谦恭谨慎，才能有后来的“爵位益尊，节操愈谦”之为，也由此帮助他获得了士大夫群体的支持。



第二，于人——王莽仁德待人、广施慈善，使他在无形中聚结了一个庞大的士人群体，这不仅为他获取了社会声望，而且他在朝堂之上的声誉倍增，从而得到了上层阶级的认可。王莽在称帝之前，“散舆马衣裳，振施宾客，家无所余。收赡名士，交结将相卿大夫”，同时“赏赐邑钱，悉以享士，愈为检约”，这对于王莽培养自己良好的名声和集团势力具有重大作用，同时也是后来王莽执政获得儒生支持的原因之一。《汉书》载王莽“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见之者以为童使。问知其夫人，皆惊。”这一段记载在班固认为是王莽奸诈、狡猾的做作之举，笔者以为其更多的是王莽对于当时社会现状的一种慈善支援，但这种“支援”在当时确是为他“笼络”了一批知识分子。是时“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这说明王莽当时已身居高位，或者至少在当时声望甚高，既已经如此，王莽何必让妻子伪装成“衣不曳地，布蔽膝”的样子来获得声誉？况且王莽身为儒生深知“礼”的重要性，妻子如此形象面世于儒家传统等级礼仪制度严重不和，因而实在没有必要将王莽的这一行为解释为奸诈、狡猾之举。班固此说估计是因为其自身受到时代局限，又因封建正统观念的深入影响，后人不必以为其必然如此。



第三，于上层建筑——王莽在正式登位之前提出过对于土地制、奴隶制、货币制、教育方式等多方面的改革，下将以土地制改革为例进行论述。

王莽在土地制度上提倡进行“王田制”改革，这一想法萌芽于《周礼》的“地官篇”。《周礼》中掌土地征税之官是地官之属，贾公彦《周礼注疏》中有“载师，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之说，载师之事，就是“事民而税之”。《禹贡》中有“冀州既载”，这里也就可以看出载师乃为人官之长。按照“地官篇”的“叙官”的描述，地官系统共有七十九个职司，地官“使属其帅而掌邦教”，同样从“地官篇”中可以发现，地官十分重视土地与人民。因此，王莽希冀通过地官对于土地和人民的重视来实现上古时期的清明政治，且不论其政策的现实性和有效性，单就其在当时那种格局下的无序状态而言，能够提出这一改革方向对于缓和当时社会的压力具有明显的作用。同时，这一政策对于手足无措的贵族和面对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的农民而言是一株“救命稻草”，当然也帮助王莽暂时获得了更多的来自下层人民的支持。

《汉书·王莽传》载：“更名天下田为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这是新朝改制刚刚开始就出现的一段文字记载，由此可以推测，王莽至少在登位之前已经有了这样的想法，甚至已经进行了部分的实践。据史料记载，贡禹、王吉在汉元帝在位时就提出“议田宅奴婢限列前，先诏罢乐府”的建议，这大体说明了在此之前已经出现过关于土地制改革的提议。此外，钱穆先生在《秦汉史》中谈到，在汉元帝时已有“诸王、列侯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及公主名田县道，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无得过三十顷”、“贾人皆不得名田，为吏。犯者以律论”这样的条奏，这与后来王莽执政后的政策几乎相同，因此也就可推断王田制在西汉末年确曾有过。从《汉书·王莽传》的字义上看，王莽试图想要恢复井田制，这条政策的实施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旨在说明王莽希冀以此抑制当时日益猖獗的土地兼并，稳定社会秩序。王莽的这一提议对于缓和当时的阶级矛盾，抑制社会上的土地兼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钱穆先生在《秦汉史》中讲到“王莽行政，重礼制，恤民生，着眼于社会经济”，可见土地制度的改革之初确实受益可观，这对于抑制西汉末年频繁的农民起义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除此之外，王莽于“绥和元年十一月，以符合古九州伯统诸侯国之制，罢刺史，更置州牧，秩由六百石提高到两千石”，大大地提高了官员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同年十二月，因言孔子布衣尚养徒三千人，今太学弟子实属过少，于是上谏增设弟子员两千人；次年六月，王莽荐中垒校尉刘歆为侍中，迁为光禄大夫，领《五经》，并组织人员编写群书终成《七略》，这些政策的实施对于加强西汉末年的文化教育，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据《汉书·王莽传》：“莽母功显君死”，太后下诏议定其服。正值此时，当时的少阿、羲和刘歆与博士、诸儒七十八人均上奏希望委任安汉公王莽“宰尹群僚，衡平天下”，并有臣奏“遭孺子幼少，未能共上下，皇天降瑞，出丹石之符，是以太皇太后则天明命，诏安汉公居摄践祚，将以成汉之业，与唐虞三代比隆也。”这时的王莽在朝堂之上可谓是名噪一时，一方面说明王莽不仅在上层的官僚之中受到拥护，另一方面也确实从中透露出王莽个人独特的才华和魅力。假想以王莽摄政之后的汉比唐虞三代之世，这虽然包含着夸张的成分，但是这也说明了当时的官员对于政府改革的迫切希望，同时也影射出当时的王莽的政治才能在贵族势力中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可。这种认可对于王莽后来登上帝位也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说明王莽摄政的一系列作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时社会的混乱不堪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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