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床医生与信息系统的“爱恨情愁”:知人知面不知“心”

 

当IT技术与临床需求真正融合贯通时,才能发挥医学信息系统的最大作用。...

系列长文

临床医生与信息系统的“爱恨情愁”
这是专题

第9篇文章

全文字数:3200余字


刘倩竹,医学博士,教育学硕士。

2016年加入InterSystems,担任医学总监,带领团队负责产品安全评估和质量控制、临床方案设计和应用指导、医学内容创建和证据更新,主持和参与的项目涉及区域医疗信息化建设、医疗集团数据分析和利用、医疗机构HIS/EMR/CIS系统搭建、医院信息系统获益评估和改进等。在加入InterSystems之前,刘倩竹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担任临床医师(心血管内科专业)。11年间,曾先后负责门诊、住院、急诊、ICU等部门的临床、教学和管理工作,并作为医务人员代表多次参与电子病历实施探讨与改进、临床路径和CDSS部署与实践等。2013年赴英学习医学教育,随后加入英国医学杂志出版集团(BMJ),负责CDSS相关产品内容、形式和技术本地化。

专栏前期文章阅读:

  1. 临床医生与信息系统的“爱恨情愁”:临床路径在胸痛中心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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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临床医生与信息系统的“爱恨情愁” :我的工作站我做主
  4. 临床医生与信息系统的“爱恨情愁” :MDT就是力量
  5. 临床医生与信息系统的“爱恨情愁” :护士任务知多少
  6. 临床医生与信息系统的“爱恨情愁” :手术欲来风满楼
  7. 临床医生与信息系统的“爱恨情愁”:遍识“过敏”真面目
  8. 临床医生与信息系统的“爱恨情愁”:“肿瘤”事,欲说还休


作者说:着手书写“临床医生与信息系统的‘爱恨情愁’”系列文章的初衷是,希望从终端用户的视角阐述我们所期待的信息系统,为医学信息工作者提供参考,助力医学信息系统不断改进,最终迎来医疗品质的完美提升。在这个系列中,笔者会以临床常见疾病为例,用真实的临床场景说明亲身经历过的信息系统的优势和不足。其中肯定有思虑不周全或逻辑不严谨之处,望各位读者按需审阅,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同时,文中不涉及机构管理、收银财务、耗材库管等环节对临床工作的影响。此外,本系列更多在于探讨信息系统在临床应用场景中的“可能性”,而非“可行性”;文中部分图片尚处于设想模拟阶段,并非真实系统图片,请知悉。

心脑血管疾病已连续20年“荣登”人类死亡原因榜首,且其引起的总死亡人数令上榜的其他死亡原因“望尘莫及”,每年因心脑血管疾病耗费的医疗资源和费用也是“名列前茅”。随着医学科学的进步,对心脑血管疾病进行预测和筛查的手段愈发丰富。虽然医务人员作为疾病预测和诊疗的第一决策人的地位不可动摇,但是来自医学信息系统的支持和建议,将为做出这些决策提供极大的便捷性。

本文以“10年心血管疾病风险预测”为例,具体描述医学信息系统如何辅助医务人员快速做出精准决策。
01
背景知识

动脉粥样硬化性冠心病和脑卒中(Atherosclerotic cardiovascular disease,ASCVD)是人类健康的首要威胁,防治ASCVD已经成为全球公共卫生和临床医学面临的重大挑战。目前,关于ASCVD风险的预测模型主要有4个:Framingham预测模型[1]、AHA/ACC预测模型[2]、SCORE预测模型[3]、Chnia-PAR预测模型[4]。

Framingham预测模型是最早的ASCVD预测模型,由于时间久远,其结果可能高估某些地区人们的心血管疾病风险,因此目前应用较少。

AHA/ACC预测模型专门针对40-79岁的美国人群制定,分类涵盖非西班牙裔白人男性、非西班牙裔白人女性、非西班牙裔黑人男性和非西班牙裔黑人女性。必要预测因子包括:年龄、性别、种族、总胆固醇含量、高密度脂蛋白含量、收缩压、是否接受降压治疗、是否吸烟、是否合并糖尿病;次要预测因子包括:舒张压、低密度脂蛋白含量、是否应用他汀类药物、是否应用阿斯匹林。是2018年AHA/ACC血脂管理指南[5]推荐的心血管疾病一级预防预测模型。
图1 SCORE预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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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RE预测模型(上图1)专门针对40-65岁的欧洲人群制定,分类涵盖欧洲高风险国家/地区男性、欧洲高风险国家/地区女性、欧洲低风险国家/地区男性和欧洲低风险国家/地区女性。预测因子包括:性别、年龄、是否吸烟和总胆固醇含量。是2016年欧洲心血管疾病预防指南[6]推荐的心血管疾病一级预防预测模型。因其方法简便,也是被世界上最多非欧洲国家使用的预测模型。换句话说,是目前全球应用最广泛的心血管疾病预测模型。

China-PAR预测模型是首个中国心血管疾病风险预测模型,建立于四项前瞻性队列随访数据基础之上,采用严格的统计学方法,为中国男性和女性分别构建了10年ASCVD风险预测模型。该模型不仅容纳了欧美模型中涉及到的危险因素,还根据中国南北方地域差别,纳入了腰围、家族史等新的预测因子。由于此模型发布时间尚短、应用数量较小,尚无法得知确切使用情况和预测准确度。

无论应用上述哪个预测模型,凭借医务人员人工计算都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即便是预测因子最少的SCORE评分(仅4个预测因子),也有极其复杂的后台逻辑支撑。因此,目前医务人员多是应用各大医学协会或厂商提供的网页计算器(下图2)完成预测。这种方法的弊端在于医务人员需要打开不同网页,并手工输入每个预测因子数值,在紧张高强度的临床场景下,并非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案。
图2 AHA/ACC预测模型网页计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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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医学信息系统助力10年ASCVD风险预测

尽管上文提到ASCVD风险预测的重要性和迫切度,但是在我国的实际临床工作中,应用却并不普遍。究其原因,大多数在心脑血管科就诊的患者已经诊断为ASCVD或存在明确ASCVD的危险因素,无需进行预测;在其他科室就诊的患者如无心脑血管疾病相关症状和体征,医务人员也很少主动对其进行ASCVD预测;社区医院等承担特定区域内人群健康管理的医疗机构,虽然有义务对所管辖居民进行ASCVD预测,但由于区域内各层级医疗机构之间的医疗数据并不联通,很难获取各类预测模型所需预测因子数值,因此也无法做到全民预测。

近年来,医学信息系统在实现了流程和管理功能之后,越来越多地关注到临床决策支持功能。如果能在医务人员使用电子病历系统的过程中,由系统自动完成10年ASCVD风险预测,并在页面进行醒目标识,则会大幅度提升工作效率和预测模型使用量。根据医疗机构选择的预测模型不同以及应用方式不同,通常有以下两种方法可以实现系统ASCVD风险预测功能。


2.1 在HIS或EMR中直接创建预测模型
根据上述预测模型文献中提供的预测因子和计算逻辑,医疗机构信息科可以自行创建所选中的预测模型。医务人员可以有多种方式开启预测模型:

(1)将“10年ASCVD风险预测”在系统中设置为图标“10ASCVD”,并显示于患者信息栏(下图3),点击该图标,系统自动进入风险预测页面,且所有预测因子数值均从系统中调用并填充到相应字段。这种方式的优势在于,医务人员无论在哪个页面,只要该页面包含患者信息栏,即可完成风险预测。
图3 通过图标计算10年ASCVD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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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将“10年ASCVD风险预测”在系统中设置为医嘱项目(下图4),该医嘱项目可以单独开具,也可以作为某个医嘱组套的一部分进行开具(医嘱组套的详细介绍请参阅本系列文章第2篇,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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