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记当年江苏的高考指标

江苏学霸虽多，在高考政策中却备受欺侮，这事自古而然。...



考试原本不是件坏事情。但在“一考定终生”的时代，高考却绷紧了家长们的心。

在今年的招生计划调整中，江苏省调出38000个名额，切下了全国计划中的一大块苦蛋糕。于是，江苏家长们不干了。教育公平的话题又一次被摊上桌面。

江苏学霸虽多，在高考政策中却备受欺侮。张猴来告诉你，这事自古而然。



在古代，没有985和211。古代的“高考”，不是“高等学校招生考试”，而是“高等官员招聘考试”。

宋代的高考，在全国各府、州、军中举行的考试叫“解试”，解试合格的称为“举人”。只有成了举人，才能参加接下来的省试、殿试，做“高考状元”。

各地区主管考试的部门，通常都会控制好解试合格者的人数指标，即“解额”，亦即高考录取指标。确定这个数字，通常需要以上一届的考试情况作参考。一个地区，文化教育程度越高，录取指标就越多。

至于元、明以后的乡贡，在各地区选拔生员，主管考试的部门也会按照各地方人才之多寡确定“额”的数量。

当然，朝廷有时也会照顾落后地区。如，统一“扩招”，给合格率低的地区增多5个名额，给合格率相对较高的地区只增多2个名额（《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如此，这也算在定额制的原则下，稍微照顾了地区之间的平衡。基本上，高考的录取指标，由该地区的文化教育水平高下来决定。

从高考录取指标上看，在宋代，江苏地区的文化教育水平尚属中游，还比不上江西、福建等文化大省。而明代以后，随着经济日益发达，江苏地区的教育水平也蒸蒸日上。这里俨然成了“高考状元摇篮”。



根据网友提供的数据，明清历代的高考状元，属江苏籍的考生最多。

明清以后，江苏的考生大量增加，虽然考试成绩也不错，但是江苏地区的高考录取指标却依然限制得紧。

相比之下，京城一带的高考录取率则要高得多。

以明正统五年（1440）的高考为例，当时，顺天府的录取指标是80人，应天府的录取指标是100人，而全国其他地区的录取平均指标只有40-50人（《明会典》）。

高考的地域优惠政策，可以追溯到明初的“南北榜案”。1397年的丁丑科会试，因为被录取的五十一名进士全部是南方人，一度引起北方落第举人的哗然。中国的文脉一直在南方，这原本不奇怪，但是这个偶然事件的出现，催生了高考的南北分卷。

明朝的高考，按南北地区分配录取名额，使南北的高考录取成功率不至于差距太大。这也算是照顾了当时饱经战乱蹂躏的北方，简直是当时北方考生的福音~~

清代初期，高考录取分满、汉两榜，难度也不相同。这简直是当时满洲考生的福音~~

而作为“高考状元摇篮”的江苏，却从没有因为考试成绩好而获得更多的录取机会。



唐伯虎：“谁能比我惨！~~~~~~”

文徵明曾吐槽当时苏州地区的高考录取情况：一千五百名生员，三年之间只有五十人可以成为贡生或举人，考生难免“老思牗下，志业两负”（《三学上陆冢宰书》）。也就是说，当时的江苏考生在三年一次高考中只有3.3％的录取机会，这未免让人灰心。

面对令人沮丧的高考录取指标，也催生了异地高考的办法。清代大诗人赵翼本是江苏常州人，他投靠天津的亲戚，在顺天府参加了高考，终于也获得了个探花。

余英时先生认为，在15至16世纪，由于士人获得功名的机会越来越小，“弃儒就贾”成了江南士人的一大现象。士商互动下的苏州，“苏州市民包括商人在内确已发展了某种程度的公民意识”（《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一面向》）。



这种公民意识的生根发芽，让江苏人天然具有反抗恶政的权利。

最后，张猴来讲一个故事:

万历辛丑年间，有官员无理设税，苏州人一起抗议。有个叫葛成的人，“攘臂而起，手执蕉叶扇，一呼而千人响应”，后来还群殴打死了一个小吏。人们义声大振，追随抗议队伍的人越来越多。

当差的人大惊，说，要不我们出动部队吧。

太守说，不行，众怒难犯，这是抱薪救火。于是将无理设税的官员绳之以法，并安抚了群众，这才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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