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第六届华辩总决赛有感 炖小鸡·胡说
珍爱生命，远离辩论。...
朋友圈里的很多朋友都在大学打辩论，我还没有上大学，所以我没有打；我没有打，所以我对辩论不了解；盲人摸象，摸出了些许抵触。
我抵触辩论是因为我认为打辩论赛没有意义，我认为它没有意义是因为在我看来：以辩手的知识和思维能力根本无法解决辩题问题——其中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辩题的业余。我知道打辩论赛本来就不是为了知道辩题问题的结果，我正是不喜欢辩论的这个属性，所以拒绝辩论：辩论只是一个误用学术用语用逻辑方法在少得可怜的学术知识内进行同义反复罢了。
算上今天的华辩决赛我一共只看过两场比赛；上一场是澳辩的一个什么表演赛，有黄执中老师参与辩论；在看今天的比赛之前，我一直认为辩论至少还有着逻辑基础——辩论比赛也以此来判别胜负；这对于学生的思维训练，我认为是大有裨益的。
但是看完今天的比赛和评委点评，我对于这个华语辩论圈最高赛事的决赛选手和评委对于辩题理解的浅薄、相关专业知识的匮乏和不堪一击的逻辑推理深感失望。
早些天我想就决赛的辩题写一写小文章，但是这个文章仅仅是根据整场比赛的整体进程来拓展一下相关的科学哲学知识，与具体选手的具体论述、具体逻辑和评委的具体点评没有关系；但是比赛真正结束的时候，我发现我不得不作出一些攻击——而非批评。
这篇文章的内容大概是这样的：
- 辩题本身的问题：这个辩题为什么是不恰当的？为什么是不可打的？
- “科学是世界的最优解吗？”——错误命题下被忽略的伦理学问题
- “当我们在说科学时，我们在说什么？”——同义反复与术语误用
- 辩题问题：科学是什么？科学解释是什么？科学知识是什么？科学在如何处理世界？
- “科学有一套统一的方法。”——不可通约性与进步主义
- “心理学会告诉你你为什么听音乐时会高兴。”——科学解释的本质：反绎推理、怀疑论和科学实在论
- 评委和辩论问题：我所质疑的辩论赛
- “因为吃完饭要去上厕所，所以吃饭不好——这不是个可笑的论断吗？”——评委的自相矛盾
- “我们要限制它。”——辩论与价值中立
- 为什么辩论？
“科学是世界的最优解吗？”
——错误命题下被忽略的伦理学问题
本场辩论赛的辩题是“科学（不）是世界的最优解”，我认为这是一个有问题的辩题。问题一来源于命题本身，二来源于牵涉到的双方论证义务问题。
知乎上有个习俗，叫作“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对于这个辩题，我要说：“先问有没有，再问是不是”。全场比赛反方的问题在于错误地理解了这个实然问题，而被正方套上了“不分实然和应然”的帽子。当正方问：“那对方辩友认为世界有最优解吗？”反方应该说：“没有。”而不是说：“不应该有。”反方因此更是在评委点评环节被贴上了“傲娇”一词。
我一直以为“世界没有最优解”应该是个常识，因为根本不存在对于优与否的判别标准，这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伦理学问题——伦理学问的是：这是不是好的？为什么？
我们的最佳辩手正方二辩说道：“世界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人类，科学解决人类的问题。”那么我想问：人类哪里有问题了？生老病死一定是问题吗？例如，人类的罪恶问题能用科学解决吗？科学能解决疾病问题，那为什么我要把疾病当问题？
当正方讲到“没有科学，哪来文明的进步”时，问题很显然：拿什么定义文明的进步？拿什么定义人类的问题？是因为科学，最大多数人类获得了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吗？是因为科学，上帝的造物得到了荣耀的加尔文主义理想吗？或者按照尼采对于赫拉克利特的理解，宇宙只是火的即兴游戏，没有任何伦理目的；因而人类科学毫无意义吗？
陷入虚无主义的困境在通常情况下是没有益处的，但是道德相对主义的必要性在于：我们必须认识到对这样一个伦理问题的客观批判是不可能的。
如果按照宗教改革之前的天主教神学理论来看，人类最需要关注的事情是在修道院里研究上帝知识以在来世达到奥古斯丁所说的上帝之城：这和科学有什么关系呢？科学让人更好地体会上帝了吗？
或者，按照马克思·韦伯描述的上帝预选说来看，虔诚地人类教徒应该尽一切所能为自己的天职工作，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是被上帝预选的。人们要“节省所能节省的、赚取所能赚取的、给予所能给予的。”那么这个目标和科学有什么关系呢？没有科学我就不能服从于我的天职了吗？
又或者，如果我们要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那么我们必须面临功利主义本身的问题：如何计量幸福？正方可能会说：现在有很多量表，能够评判一个人的幸福感受程度，这便是科学的贡献。但这是一个诡辩，问题在于，随着科学的发展，这个能或不能被计量出来的数值有没有变动？
我随便举个例子，在场上与科学对立的宗教。在一个完美的加尔文主义者的理想世界里，每个人听从自己志业（Beruf）的召唤，认为自己被上帝预选中，并努力为这项事业工作而荣耀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如果我坚持传播加尔文主义的信仰，让每个人都笃信自己是被选中在来世永生的人，让这片土地充满源源不断的活力、人类的自足和生活的动力，难道不是一个很好的世界吗？
（约翰·加尔文）
这同时也是个论证义务问题。正方必须先说明存在一个客观标准以判断“解”的“优”，其次才是说明科学符合这个标准。而对于反方来说，无论是“世界不存在最优解”或者是“科学不符合这个标准”，都能得出“科学不是世界的最优解”的结论。
况且这个标准根本不存在呢？
什么？你说神学或者功利主义等理论不能成为标准？我们接着看。
“当我们在说科学时，我们在说什么？”
——同义反复与术语误用
全场正方最荒唐的地方在于无休无止的同义反复，值得庆幸的是这个逻辑问题由反方四辩一直提出。在评委点评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话：“当我们在说科学时，我们在说什么？”我觉得这是个需要所有人，包含在评委在内所反思的问题。
我先举个例子。
康德在面对轰炸整个人类理智界的休谟怀疑论时，用先验方法做出了界定：因果关系只在现象界（可感世界，我们看到的桌子椅子只是我们的感觉反馈）适用，人类理智无法接触到物自体（感觉经验之外的世界）的知识。很多学者认为康德只是回避了休谟的问题：因为物自体界的因果关系仍然是不可知或不存在的。
那么，当我说：“因果关系能解释问题”时，我是在说：“因果关系能解释现象界的问题”。因此，如果我问“因果关系是不是世界的最优解”而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因果关系能解释现象界的问题”，这便是一个维特根斯坦所谓的非标准的问题，因为“因果关系”的概念本身就包含了“解释现象界”的概念，这被称为同义反复，相当于说：“解释现象界的因果关系是世界的最优解，因为因果关系成功解释了现象界。”判断语句的谓语和主语同义，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那么，为什么要解释现象界而不是物自体知识？康德有答案：因为人类理智没有丝毫的办法理解物自体知识。
同样，正方也引出了类似的问题，但他们却没有答案。
有那么一段时间，反方四辩都在说：“你不能强行把非科学的东西也套用科学的标准。”而正方只能一直回避这个问题。回到上一部分：正方全程经常提出：“你这个文学理解能解释什么是“红”吗？你这个神学能解释为什么人听到“Ave Maria”的时候会感动吗？你不能，你只是在描述感受。”那好，为什么我们要科学性的解释而不要主观感受？
由此，正方的全部逻辑变成：“因为科学能够给我们带来科学性解释，所以科学是最优解。”“因为科学能促进人类工业文明发展，所以科学是最优解。”问题在于，“科学性解释”本身就是科学的内容，“工业文明发展”本身就是科学的必然结果，上述判断同义于：“因为科学能做出科学能做出的解释，所以科学是最优解。”这就好比说：因为小明是小明所是的东西，所以小明是最好的——对于此种判断的质疑，正是反方四辩所坚持的。
这种同义反复，甚至评委也犯了，怪不得正方赢了呢。
“小明是小明所是的东西”这类判断在哲学上被称为本体论问题，对于本体论问题的错误理解导致了包括评委在内的人误用了很多术语和概念。本体论问题的核心是：“小明是小明所是的东西，那小明的所是是什么？是什么使小明成为了小明？”
例如，评委在点评时说“反方很无奈地在用科学证明科学为什么不是世界的最优解”。我很想问一问评委：科学方法等于科学吗？之后，评委逐渐推演出：“科学也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例如哲学就是人文科学。”这显然是一个荒唐的论断，用一个简单的三段论就能反驳：如果按照评委所说，（所有的）哲学都是人文科学，（所有的）人文科学都属于科学的话，那么（所有的）中世纪神学的神秘主义都是哲学，又因为（所有的）哲学都是科学，所以（所有的）中世纪神学的神秘主义都是科学。
中世纪神学的神秘主义是干什么的？每天在山里冥想，以自己的虔诚信仰获得神启。
个中问题在于，没有人明确了科学的定义；在大部分情况下，评委和正方辩手都将“逻辑方法”等同于“科学”，认为所有使用逻辑方法的学科都是科学，这也就推导出了，例如，乐理学的知识也用到了系统化和分析化的方法，所以科学同样能处理音乐（而反方不这么认为）。按照评委的逻辑则是，因为哲学中也有逻辑推论，所以哲学也是科学，科学能处理哲学。
问题在于，处理音乐和哲学的不是科学，而是科学所用的方法；那么反方（我记得也是四辩？）此时也提出了一个很有力的问题：科学所用的方法就是科学的“所是”吗？换言之，有这个方法的东西，就都是科学了吗？
科学“是”什么是科学哲学的第一问题，因为对这个问题的忽略导致了全场给出了显然不符合实际的宽泛定义。历史上，有些学者认为科学的特征在于实验方法和理论建构；或者波普尔认为科学的本质在于可证伪性；维特根斯坦认为对于这类定义只存在一个模糊概念，而不能被精确描述；而对于科学知识到底是什么，亨普尔（为什么都叫X普尔）则提出了覆盖率解释模型，诸如此类，但是没有任何定义是局限于“逻辑方法”的。因此评委和正方的诸多说法都不能被归于“科学”的范畴。事实上，反方不是在用科学证明科学不是最优解，他们所用的只是“逻辑”。
为了证明正方和评委之荒谬，我回过头来审视诸多对于科学的定义，以此来说明我们只具有一个非常脆弱的讨论语境。
例如，双方似乎都默认“可证伪性”是可靠的标准，但是事实上并不是。可证伪性是说，如果存在一个可以证伪某理论的方法，那么某理论就是科学的。波普尔以此来批判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以及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不论人类有什么样的行为、社会有什么样的事实变化，弗洛伊德和马克思都能坚持自己的理论，强行解释事实现象；这样一来，将不存在任何事实能够证伪马主义和精神分析理论，如此一来这两者就是不科学的。
看上去非常有道理，但是问题出在哪？
加利略在提出匀速下落的概念时，面对“石头和羽毛不同时落地”的情况，也是借助了“空气阻力”来使理论完满；当行星运行轨道不符合牛顿力学的预计时，科学家不是认为“这个现象证伪了牛顿力学”，而是强行猜想有个冥王星（还是海王星来着？）在太阳系边缘。
没有人会说牛顿力学和自由落体概念不是科学，但是天文学家和加利略的做法和被认为不是科学的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做法如出一辙。主要问题在于，如何才能判别对于一个理论的辩护是“强行解释”？
这个问题很类似于维特根斯坦对于语言的反思。他认为：所有的这一类概念（游戏、爱情、科学）都不具有一个确切的定义，有的只是一堆模糊边界。我们能列举诸多对于科学这一概念的限制，但是必然存在一些科学，不符合某些定义；也可能有符合这些定义的东西不是科学。
因此，问题便是：我们无法明确科学的定义，科学又显然不等于逻辑方法，那么我们怎么才能说明科学是个“解”？评委和双方为何可以如此自然地混乱使用“科学”这一概念？评委在点评时谈及了这个问题，但是他的观点十分不可靠，下文会讲及。
“科学有一套统一的方法。”
——不可通约性和进步主义
正方一开始就提出了一个错误的概念：科学有一套统一的方法，而其他“解”则没有，比如宗教。
并且，用是否有统一方法来判断一个对世界的“解”是不是优，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幼稚而粗暴的想法。
首先，科学是否有统一的方法能够使大家一起沟通？有，但不总是有。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了一种很激进的说法：科学范式（特定时期的科学共识）的转换是非客观的，来源于范式的不可通约性和理论负荷现象。
范式的不可通约性认为，不同的科学范式本质上是科学家的不同世界观；在科学革命时期，多个科学范式会发生碰撞。问题在于，在这种情况下，科学用语在不同的范式下意义是不同的。理论上来讲，在不同科学范式下的科学家根本无法沟通——两种观点如此不同以至于没有办法进行直接比较，如同争论双方在用不同的语言一般，比如二十世纪的波粒二象性问题。
这当然是一个非常激进的理论，事实上科学研究中有着许许多多能被承认的共识；比如至少我们都能确定：石头和羽毛谁先落地。不过，当矛盾所需要的观测对象并不这么基本时，判断显得就没那么容易，因为库恩还提出了“理论负荷现象”。
理论负荷现象是指，为了支撑科学家说所进行的实验及其数据带有明显的理论倾向，不具有客观中立性。这可能并不是有意为之，而是深入理论建立者的潜意识当中；比方说当我在设计一个实验已证明我关于为什么小明可以悬空飞行时，这个实验本身的特征就已经倾向于我的价值观。在波粒二象性争端中，双缝干涉实验就具有明显的理论负荷。当时的范式争端主要集中于微粒说和波动说，完全没有二象性的地位；双缝干涉实验的理论负荷在于，这个实验明显的倾向于非二象性理论——它的结果不可能显示出二象性：要么是波动性，要么是粒子性。
因为范式之不可通约和理论负荷现象，我们知道科学争论不存在完全的“统一方法”；某种程度上，正如正方辩手所说的宗教问题一样。
认为应该存在一套完全中立的理论或说“算法”，以评价不同的科学范式，希望纯粹中立地得出客观真理，是逻辑实证主义哲学（Logical Positivism）的做法。但是存在吗？库恩的答案是否定的。《科学革命的结构》通篇反思科学史，得出了不可通约和理论负荷的结论，意在说明世界上不存在客观评判科学范式的标准；继而推论出：科学史并不是一个越走越好、越走越对的线性进步过程；理论上，今天的科学范式和五百年前的范式只有不同，没有高下。
这牵扯到的是一个跟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有关的问题。进步主义在十九、二十世纪前期风靡一时，因为那时的社会和我们现在社会的风貌特别相似：每个人都沉迷在文明的高速进步之中，人类理智有着空前的自信——直到打了两次世界大战为止。
（伟大的人类文明）
连科技是否真的在进步都不确定，正方还能如此振振有词，也不知道反方辩手都在干什么。
顺便说一下正方辩手对于宗等理论的批判——虽然批判基础已经被否决了；关于这一点，反方辩手讲得很好：这是一种对科技的神化。马克思·韦伯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中提到了“祛魅”的概念，认为我们的时代处于一种“只要我们想弄清楚，我们就能用理性弄清楚，消除神话”的时代。这是个客观事实，问题在于，科学的神化使这种理性“能力”成为了一种强迫性的观念：不管你原来是谁，你都需要这样的解释。人类社会逐渐被这种观念统治；并且，随着人们用人类理智发现得越多，就越相信：“人类历史是一个从不理想的状态到一个较理想的未来不断发展的过程。”
这样的幻觉。
是不是应该再打一次世界大战让大家清醒一下？人类的“理想状态”和科技没有关系好吗？
我想在这里再说一说现代性。现代性是一个类似于进步主义的问题，而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理论经常做的事情就是攻击各种意义上的大统一理论，指出这个世界并不存在总体规律和总体学科，“彻底怀疑一切对生命的整体理解。它们尤其关注人类存在的关键整合因素。”
例如，我们试图理解生活的方式之一，就是将自身看做某个无所不包的历史或者戏剧的一部分。它有可能是我们的家族传说，民族的传奇，上帝涉足人间的故事，人类进步的叙述，革命运动的记录，甚或是电视上的肥皂剧。后现代的思想家们对这种整合体验的方式极为怀疑，并试图表明这些故事有多种不同的叙述方式。总之，他们已经颠覆了无所不包的“元叙述”这个观念。
而后现代主义思潮之下，神学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毕竟神学这么喜欢建造一个包罗万象的故事；因而现代神学开始不断的反思和自我批评——太凄惨了。
之后，不需要我多说，相信意思已经到位了：科学何德何能统率人类文明？
“心理学告诉你你为什么听音乐会高兴。”
——科学解释的本质：反绎推理、怀疑论和科学实在论
从场上表现来看，正反双方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科学解释”。例如，在反方例举科学不是“精神”或“主观”的解时，正方从两个角度来反驳：“心理学是在解释为什么你听到赞歌时会被感动。”而反方运用了两个角度，一个同前文一样，是说“为什么一定要解释而不是感受”；还有一个是怀疑论（Skepticism，of Hume）的问题。
仿佛，正方认为，诸如“我告诉你：你不吃饭时肚子会饿”就是一个科学解释，是一个“好”的解释。
首先明确：不存在对于“科学解释”的完美定义，正如不存在科学的定义一样。但是，对此有诸多的假说。例如，卡尔·亨普尔（不是波普尔）提出的“覆盖率解释模型”认为，所有的科学解释都是一个类似于三段论的结构：（至少一个）普适定律、特定事实和待解释现象。例如，关于“我为什么会死”的科学解释就是：人都会死，我是人，所以我会死。同时，这个三段论必须是演绎（而非归纳）的。
但问题是，普适定律如何保真？
数学真理我们不在这里讨论。因此，演绎推理不能运用于普适定律，即“人会死”不是通过演绎得出的，而是通过归纳。这引出了休谟臭名昭著的怀疑论问题：你怎么敢完全否认哪天出现一个不会死的人的可能性呢？科学解释所基于的归纳推理中有值得质疑的因果性问题存在。
如同一切科学，心理学只不过是一个统计学科。“根据试验，78%的实验对象听到圣母赞歌时深受感动。”这能说明“为什么”人会感动吗？正方辩手只是说，心理学为“感动”找到了一个符合覆盖率模型的“原因性结论”，但是这个“原因性”结论只是说明了一种时间关系，并不是“原因”；此种解释，在反方的语境下，根本没有意义。正方在陈词中说：“科学的价值在于展望未来。”这就很有问题：按照覆盖率解释模型，“科学解释”和“科学预测”本质上是同一的，是结构对称的，这句话根本就是一句玩弄文字游戏的废话。在这个例子中，“展望未来”根本没有意义。我每个周末都要去听赞歌，但是我不是为了“被感动”才去听赞歌，那么我知道心理学意义上的“原因”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个心理学意义，一定比作为宗教四要素之一的宗教体验更重要、更优吗？
退回去讲科学解释的有效性。尽管休谟的怀疑论没有解决，但是我不想从这个角度出发说明：不仅在主观感受领域，所有科学解释的基础都是不稳的。
在科学解释的过程中，存在一个类似于归纳推理的方法，被称为反绎推理（Abduction），这个反绎推理和去繁就简的剃刀原理联系在一起。
所谓的反绎推理是指，例如，我出门上学的时候把我的狗留在家里，回来一看狗还在，但是家里全都是被撕咬过的痕迹。问：发生了什么？
根据狗和家里有被撕咬过的痕迹猜测家里发生了什么的过程就是反绎推理，也被称为“最佳说明推理（Inference to the Best Explanation）”。因为在多数情况下，最终的结论是“最可能为真”的。
好的，问题是，什么是“最可能为真”？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运用的是剃刀原理，选择假设最少的那中推理。例如，“狗啃了我沙发”和“有一只具有狗嘴巴的智能生物打碎玻璃闯进我家要了我的沙发并且在无缝修补完我的窗户之后走了”这两个反绎推理中，前者显然需要更少的前提，所以我们一般选择前者。
在生活中的实际情况中，剃刀原理确实没有问题；但是当我们解释世界时，谁规定世界一定是从繁就简的？
谁？
这首先是一个类似于逻辑实证主义着遇到的问题：存不存在一个判断科学范式的客观标准？没有，剃刀原理也不是。所以科学解释到底在做什么？科学解释到底是不是“真”的？这就牵扯出了科学实在论（Scientific Realism）与科学工具论（Instrumentalism）。
实在论者认为，科学解释是试图描述“真实”的世界；而工具论者则认为，很多科学理论只用来理解世界，原子这些不可见的东西都是虚假而不存在的。实在论者当然提出了很多有力的反驳，但是最终的问题是：科学到底是不是在还原真实世界？
这个问题一提出，就和我们的辩题产生了关系。如果科学解释的是“真”的世界，那“科学是世界的最优解”还多少有点迂回的可能；但是如果科学只是用于实用目的，而不关心世界“真相”的话，这个问题就存有疑虑了。
我们就不反复讨论《物种起源》和《圣经》谁更接近真实世界这种前面谈及的问题——如果科学只是人类对于真实世界的好奇，那这种好奇和哲学、神学的好奇，和艺术的冲动又有什么高下？如果科学只具有人类社会工具主义的目的，我随便就能给出反驳意见：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对于解决人类社会问题的贡献总不亚于科学吧？
（你以为你摸到的就是你摸到的那样吗？）
“因为吃完饭要去上厕所，所以吃饭不好——这不是个可笑的论断吗？”
——评委的自相矛盾
全场比赛最令我感到不适的除了有两个地方：正方陈词和评委总结。正方开始第一句话的时候的时候我就去微信上聊天了，但是评委的总结我有从头看到尾，因为我想看看华语辩论最高规格决赛的评委是什么样的水平。
比如说，令人失望？
评委一上来就就一些场上事件开起了玩笑，我个人不喜欢这种做法，但是我们在这里不去细究——此外拿反方一辩重复读稿说事，本质上偷换了科学和程序正义的概念。
评委开始批评双方辩手，除了前文中提及的，我还关注到了一点。评委分析了反方的论述逻辑：“反方一直在做的，就是说‘哎呀科学也不是那么好嘛’、‘科学解决了这个问题，还会产生新的问题啊’。我们台下的评委一听就觉得不行：这种逻辑好比是说别人给你一碗香米饭，你说，这米饭好吃，但是你吃了不许去上厕所。”大家都笑了。
如果这是一个逻辑严密的比喻，我就不会认为他是来讲相声的。
问题在于，反方的逻辑有没有问题？没有。米饭香，不等同于这是最好的食品。拿我个人举例，我不喜欢吃东西，我理想的食物就是能够简单制作并且完全被人体吸收的营养液，那么这个香米饭吃了要去厕所，我认为它不是最优，有什么错？反方的逻辑在于：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判别食物好坏的标准，因而也不存在最好的食物。
评委的这个滑稽笑话让我想起了马克思·韦伯批评的西塞罗式的演说风格，其中一点，就是讲刺激的事情吸引观众的注意力；这种演说技巧就我个人看来没什么不对，但是这是个辩论赛啊。
如果评委止于此，我会认为这只是一个没有接受过伦理学训练的人常见的认识误区。但是评委接下来的讲演我觉得问题就更严重。
前文中我们提到，在这场辩论赛中定义“科学”的概念是很难的；这一点评委也有提及，那么评委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呢？评委说：“那好，我们向后看。科学是世界的最优解，然后呢？我们要怎么办？科学不是世界的最优解，然后呢？”评委之后提及了阿尔法狗之类的人工智能，并开始大谈智能威胁论，他说，科学试图解释一切，这是科学本身不科学的地方（指出这种修辞逻辑上的错误：定义不清）。他还讲，我们要把科学从神坛上拉下来，并限制科学。他对反方说：“你们甚至不敢说科学不好。”这个立场没什么问题，跟我的想法也很相像。
问题是，这就有个疑问。按照这番表述，评委是不是希望反方直接攻击说：“科学是不好的，科学的未来是不好的。”而这个想法，不正是他的吃饭上厕所理论所批评的吗？评委讲及：这样发展下去，科技会不会反噬人类？这个疑问难道不等同于：“科技解决了我们的很多问题，最终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终极问题”吗？
我一开始没有坚持说“辩论就是要打出真知”的想法，但是如果连嘴皮子都耍不好、这样规格比赛的决赛评委都有着这种逻辑问题，真的不要紧吗？
“我们要限制它。”
——辩论与价值中立
为什么要限制科技？
我们假设评委的这番讲谈，是将自己置于反方的位置之上的；但是这种讲说，在我看来问题仍然非常大。总的来说，评委在科技问题上的顾虑和一些烂俗的科幻作品的想法很类似，严肃地讲，波兹曼、芒福德、马尔库塞都有过类似的论说——只不过他们都有着严谨的知识论层面的论述罢了。
但是，对于“科学是不是好的，科学的未来是不是好的”这一类的断言，被称为“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相对立。问题是，在辩论的这项活动中，在评委和辩手具有事实上不平等的地位的情况下，即使处于同一立场，评委是不是有这个权利和职责下出价值判断？
马克思·韦伯在给德国大学生的两篇演讲中说：政治不能被带进课堂、学术要保持价值中立。
我听很多人说辩论赛有“心证”的说法：评委在内心里会偏向一个立场。对于事实问题的事实判断，和纯粹数学性的逻辑推演，评委说：“你这个不对。”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对于未知事件的主观看法，即没有充分证据的担忧，并将这种看法在低位不平等的情况下传达给辩手，这种行为是否合适？
评委用极具技巧的语言，在没有任何技术理论支撑的情况下讲说智能威胁论，我觉得是既不符合逻辑、也不负责任的。“阿尔法狗在今天打赢了李世石，今天下围棋赢了我们，那么明天是不是就有可能在别的事情上也胜于我们？”这种完全没有理论支持、即使有理论支持在表达时也完全没有说明的滑坡谬误，结合以“辩论前辈”、“比赛评委”的身份，有意无意地“教”反方辩论方法，怎么说呢，他真的不担心自己误人子弟吗？
为什么辩论？
行文至此，各位朋友可能会批评我：“你行你上啊，你能在短时间内像你在文章中写的一样组织起论述吗？”我说：“应该不能。”甚至还有朋友能够在我的行文中，挑出什么逻辑或者事实的问题。但是即使会有这样的纰漏，我仍然有自信我所写所述算是基本的学界常识；而且我“打辩论赛不行”这一点，不能成为“此种辩论赛合理”的理由。
又有朋友会说：难道你是贬低人类理智和科学知识吗？我说：“不是的。”
我要说的只是：科学不过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东西罢了。
但是正如其他很普通的东西：哲学、艺术、神学、心理学一样，我们有那么多那么多的人对它没有一个基础、正确的认识。正是在没有这个常识基础的情况下，我们的大学生还在如此热心地打辩论，称之为“热忱”，谓之为“大学生活”，谬称其为“教育”。
有时间多看几本书也好啊。
我的朋友反方一辩在比赛前两天找到我，问我：“你觉得科学是世界的最优解吗？”我说：“不是，这什么破问题？”“这是我在准备的辩题。”我问：“这什么破辩题？你打的什么比赛？”她说：“华辩决赛。”
后来我断言：“这是一个知识论的问题。”当然这种断言也属片面，但绝非错误。我给她讲了一些哲学知识，内容大抵类似洛克《人类理智论》的主题，介绍了一下关于人类知识有哪些争论、人类理智有什么界限；我还推荐她看一本小小的《科学哲学》，里面覆盖了我今天的批评里的大部分内容。但是反方的表现很令我失望——我原以为这是一个无论如何都会打赢的问题，毕竟反方站的立场是客观事实：关于科学解释的限度、人类理智的限度。“科学是不是世界的最优解”在哲学问题上，就如同“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生物问题一样，是有定论的。当然了，世界上总是有鸡和鸡蛋的，但是没有最优解。
只不过我们都没学过生物学，正如他们都没学过哲学通识。
这固然不是值得批评的一点，但个中问题在于下面的文字。
我昨天问我的这位朋友：你看完《科学哲学》了吗？未等她回答我就自问自答说：“没有。”她说她看了前一部分，但是因为要看对手的比赛记录所以没有时间。
辩论赛的辩手看起来根本不在乎事实是什么，他们唯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击垮对方。如果说，因为这一场辩论赛的启发，在与对手的交锋期间，确确实实激起了自己对某些问题的好奇，希望找出它们的答案，那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有多少辩手真正关心他们打的是什么问题？这个问题有什么答案？辩论结束了，输了或赢了，辩手就停止了。我想请问，这样的辩论活动：辩手既不知道如何使用正确的学术用语（反方的几位朋友多大的人了还误用功利主义的概念）；也不知道常识以外的知识（有时候甚至连常识都不知道）；对于每个事实上很复杂的问题，态度是“赢了就好”；一场比赛过了一阵子，本来就少的可怜的知识都忘了，也不会继续在这个问题上探索下去；到头来只是反反复复地玩味自己和别人的反反复复的三段论、自己和别人的本来就是错误的用语——这样的辩论赛，除了能看到今天华辩决赛主持人那样的漂亮姐姐，还有什么意义吗？
我知道所有的辩手参加辩论赛都有好的初心，但是正如苏格拉底所说：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The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有一天我惊异地发现：我的朋友圈里，不同圈子和年龄的朋友都在打辩论，我感到很困扰。我很想问一问大家：你们到底为什么要打辩论？
“一旦政治家对权力的欲求不再切事，
变成纯粹个人自我陶醉的对象，
而不再全然为了某种踏实的理想服务，
他就冒渎了他职业的守护神。”
——马克思·韦伯《政治作为一种志业》
“他们出于某些原因不知道自己的人生是否值得过，
而盲目地投身于某项集体事业，
好让个人的责任、恐惧、缺点得到掩埋。”
——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
参考文献：第六届华辩世锦赛 斗鱼直播
弗兰克·梯利《西方哲学史》
萨米尔·奥卡沙《科学哲学》
大卫·休谟《人性论》
马克思·韦伯《学术与政治》
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西蒙·布莱克本《我们时代的伦理学》
戴维·福特《基督教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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