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门大吉“印象君”有话说，而且还是废话一箩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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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经过任何的筹备和动员环节，“印象嘉祥”就在这个风轻云淡的夏日里稀里糊涂的开门大吉了。“印象君”从事职业创作十余年，总以为早已智珠在握，而在真正面对着家乡父老的时候，心下却又惶恐之至。其实，之前“印象君”曾有过短暂的公众号工作履历，之所以选择自创平台，只是因为梦想着亲手打造一枚专属于这片土地的文化符号。
林语堂先生说“做文可，做人亦可，做文人不可”；做文和做人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做文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做人却要脚踏实地的付出。说起文化，“印象君”是纠结的，当文化成为了一种小众的精神食粮，文人的处境便愈发的尴尬了。既如此，“印象君”在以后的工作中，还是努力的少一些闲谈，多几份担当吧。
曾经读过这样一则笑话：某国军队招兵，不少人在报名处登记应征。因为该国征兵对文化程度的要求很低，所以其中一位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就自视甚高。在接受征兵军官的询问时，军官问他，“上过学吗？”他得意洋洋的回答，“小学就是全优学生，中学就读于名校，大学师从于名家”，还没等他说完，军官就不耐烦的打断了他的话，摸起一枚粗糙的印章盖在报名表上，赫然印下了两个大字：识字。
这则不太好笑的笑话充分说明了一个问题，文化这种东西在特定环境里就是奇技淫巧的游戏，虚弱而且卑微，不堪一击甚至不值一提。君若不信，不妨翻开卷帙浩繁的史册，尤其是在朝代更迭的转折时期，第一个变节的总是文人，第一个殉难的还是文人；若逢太平盛世，文化就是一个笑话，文人就是一个优伶；若逢时局动荡，文化就是一出悲剧，文人就是一撮炮灰。所以常有文人避世而自珍，其实就是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手段；因为他们实在是改变不了什么，只能转而守护着自己的内心。
沧海横流，“印象君”无力担当文化的传教士，但求做一个文化的守夜人。
如果说还算识几个字的话，“印象君”自认为是混合型的知识分子：想朝着“有机知识分子”方向靠拢吧，却是既不甘落俗又力不从心；想捍卫“无机知识分子”的这点儿傲骨吧，却是既百无一用又斤斤计较。所以“印象君”就经常自我安慰，“我自己固执，但我不反对别人变通”，其实就是阮籍笔下“虱处裈中”的心理，“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
红尘修心，“印象君”却无处可以逃脱，唯有苟安于俗世的角落。
1906年，章太炎先生在《民报》创刊周年的演讲中如是说，“以前的革命，俗称强盗结义；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以先生为代表的一大票老夫子们自娱自乐，没有忽悠住别人，反倒把自己迷惑的七荤八素，硬是在乱世夹缝中开创出了一个文化的鼎盛时代。然而，无论是哪一种革命，清高幼稚的文人们都是仅负责剪彩，没资格入席的；革命的繁华盛筵，一开始就没准备文化的椅子。
文人都明白“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道理，但总有人管不住自己的嘴巴，最终难免落得一个灰飞烟灭的下场。这是一个无解的悖谬，圣贤之书“以文教化”，主旨是修身养性，注脚是忠君爱国，绝不容忍离经叛道的行为，你可以锦心绣口，但必须谨言慎行。文人一向擅于清谈和空想，经常冲在现实的前方却又无力拖动历史的车轮，因此徒留声嘶力竭的呐喊抑或无可奈何的沉默。文化本身就是一个难以冲破的囚笼，文人心甘情愿的跳进这个圈套，然后再进行徒劳的左冲右突，除了思想的洗礼和人格的完善，其本质就是“面壁十年图破壁”的画地为牢。
黄卷青灯，“印象君”却无法超度自己的灵魂，更遑论驱散这个世界的戾气。
马丁路德.金在《良知的号角》里发出过这样一声喟叹：“我们这一代人终将感到悔恨，不仅仅因为坏人的可憎言行，更因为好人的可怕沉默”。然而，我们以道德要求自己，却不能以道德要求别人。你可以不理解，但是必须接受，就像是法律的厘定，她的真正功能不是彻底消灭犯罪，而是把犯罪率降低到这个社会可以容忍的程度，保证社会秩序不至于因为脱离了法律的约束而失控。
道德亦然，她不过是人们私有的一面镜子，你可以把她摆放在心灵的门口，还可以把她丢进人格的角落。谁都没有权力以道德的名义去指责别人，而凡事都抢占道德制高点，本身就是一件极不道德的事情。因此，我在面对着一些和道德相悖的言行时，总是噤若寒蝉的，不是因为我没有勇气，而是因为我没有资格。
天道昭昭，“印象君”无权进行道德评判，仅能忠实的记录真相。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by：艾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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