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  移民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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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泊的起点



我出生在江西北部，一个与香港的“九龙”同名的村庄。那个地方山好水好，即使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那里的人们也能通过大面积种植萝卜过活。在一个仲夏之夜，我被一个赤脚医生带来世间。

一个月后，我被带去镇上，在那个红砖堆砌的旧房子，度过了我天真无邪的学前生涯。上学之后，我们家在县城盖了一栋大宅子，于是我和家人搬去了新建的县城。房子位于县城东北部，是方圆几公里第一栋民宅。那个时候，从我们家放眼四顾，视野内只有一栋房子和我们遥相呼应，就是公安局。我们家由我爸爸亲自设计，奶奶则担任总指挥，她站在工地上指手画脚，神气十足。全家人都参与了建设，连当时只有六岁的我也会在打好的地桩上乱蹦——我爷爷说那是在夯实地基。那所宅子承载了全家人的梦想与现实，面积之大，似乎可以容纳所有生活的艰辛。

新建的县城叫浮梁县，取自白居易《琵琶行》中的“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实际上，诗中的“浮梁”指的就是新建县城周边的乡镇，目前，它们在行政区划上都属于新建县城的管辖范围。

浮梁县是一个移民之城，本地居民只限于城东河边的几个自然村。现在的居民绝大多数来自周边的乡镇，他们怀着对于生活的向往和对子女的希冀来到这里，组成了一个新的社会。江西是一个方言极多的地方，尤其浮梁地区，为三省交界之处，方言更是多不胜数。举个例子说，我父亲和我母亲所持的方言就不同，父亲所持的是泛鄱阳话，属赣系方言；而母亲则持徽派方言，在发音上与父亲的完全不同。更有甚者，在赣北很多地区，村与村之间都能衍生出不同的方言。

于是，在县城区区十几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各路方言混杂，各种乡音流传，如同巴塞罗那的流浪者大道。对第一代移民而言，乡音似乎蕴含了他们对一方水土的浓浓依恋，或者说是一种印记，让人们得以在人群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身份认同。所以，当你在浮梁随便问一个人，你是何方人士，人们多半会回答自己是哪个乡哪个镇，而不会说自己是浮梁人。那种属于浮梁县的身份认同尚未建立，即便是老一辈移民的孩子，由于受到家庭的传统观念教育，也会无意识地铭记自己父辈们的家乡。有趣的是，他们也许根本不曾在那个故乡生活过。这种根植的故乡观念是中国人的品格，正如漂泊之于犹太人。因此在这种观念下，人们对于城镇化造就的一批新居所，其故乡认同感往往要历经很多年才能建立。

自县城初建以来，随着这些年城镇化的进展，浮梁县也在快速地变化着。从前，我们家的宅子在那片黄土上是唯一的民宅，俨然如一个孤零零的巨人。后来，人们沿靠着我们家的侧墙建房，一栋又一栋，很快形成了一条街。后来，大的地产商在周围又新建了许多高层楼盘。于是新的街区形成了，新建的市场、幼儿园、活动中心、百货大楼等等纷至沓来。昔日我读书的小学，如今彻底翻修了一遍：外墙刷成了明亮的蓝色，大门也扩大到原来的两倍。记得小时候，学校操场有一棵巨大的榕树，树荫之大可以容纳一整个班的同学玩老鹰捉小鸡，如今它连同操场都不见了，变成了红彤彤的塑胶跑道。校门口那个卖辣条和玩具的阿姨如今依然在营业，只是昔日阿姨已经悄悄成了阿婆，当年的手推车升级为电动三轮车，车上的货物换成了更加昂贵的电动玩具和包装零食。

我家宅子门前原有一块菜园，这些年，由于门前公路一再扩道，菜园也被一再压缩。当年栽下的枇杷树如今郁郁葱葱，每逢夏秋之交便硕果累累。爷爷退休之后与一众老同事编撰了《浮梁民俗》一书，力图通过尚存于第一代移民心中对于旧日浮梁的感怀，去填补新移民对于本土与本源记忆的空缺。在“乔迁新屋”一篇中，爷爷用大量篇幅描述了浮梁人对于新居所的向往与热爱，我想这或许就是浮梁县之存在的原始动力之一吧。对于很多人来说，浮梁是他们漂泊的起点，也是终点。

然而我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另一个故乡



如果说浮梁县是我的故乡，那么深圳则是我的另一个故乡。由于父母工作的原因，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深圳和浮梁两地的旅居生活。可能，对于我来说，故乡一词并不像传统理解的那般形象。我的童年是漂泊的，两地均有我挚爱的亲人和朋友，两地均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乡音。所以基本上，我是一个没有乡土情节的人。有趣的是，我成长的两个地方，分别是两座不同级别的移民之城，在人们漂泊的地方间漂泊，一种或许可被类化为孤独的东西，终于在漫长的成长中融进了我的血液。

深圳是一座更大的移民之城，它所有的光怪陆离、可爱与可怖，在我看来如同浮梁县的放大版。

如浮梁一样，深圳的移民，也怀着普遍的故乡情节，只是这种情感会更加浓烈。这一方面由于人们的故乡与深圳在地理距离上更加遥远，亲人团聚的机会更少。另一方面，工作的压力以及人情的生疏，也会加剧这一心理。人们在这欢笑，人们在这哭泣，人们选择漂泊而来，心里想的却是离去。这是一种早已不新鲜的城市综合症。在中国大地上，城市化仿佛于奇点引发的爆炸，其速度之快超越了一切情感的倦滞——任何故乡情节在经济的面前都显得矫情。

来到深圳已经十二年了，尽管在这的生活是碎片化的，我依然能感受着这个城市的变迁。记得小学时在石岩官田，那个时候的物价，还是叉烧饭只要五块钱一份的水平。学校建在一个高高的山坡上，操场边高大的芒果树一到夏天就飘溢果香。出了校门，山坡下是一片砖瓦房组成的城中村。那些房子可能在深圳还是个渔村的时候就伫立在那了，一代代人在那等待着拆迁款。村口的菜摊摆着村民自己种的蔬菜，女人偶尔蹲在房前用瓢舀水洗头，身后是涂满各种“情绪化”语言的墙。当时，我每天都要穿过那个治安基本靠狗的村子，老人们常会对着我笑，恶狗有时也会追着我跑。那是一个被城市边缘化的村子，就像《功夫》里面的猪笼寨。如今再去，村民终于等来了拆迁，昔日的村子、青石板铺成的路都已被巨大的新式建筑掩埋。而欣慰的是，一代代人的等待终于换来了可观的赔款，昔日的残旧终于成为了记忆。只是记忆有多少人记得，无人知晓。

如今的石岩依然是人满为患之地，只是居住的人换了一批又一批，更多的本地村民借着拆迁款摇身成为富豪，更多的新楼盘压在了昔日的残旧之上。街道政府前的木棉每年开着同样的花，叉烧店的饭菜还飘着同样的香。

无论是石岩官田的城中村，还是人们熟知的旧蛇口，它们都已成为了深圳早期移民时代的印记，现今人们只能从断断续续的影像文字资料来回忆或想象它们的样子。比起芝加哥当年的一把大火，深圳对于城市的更新要慢许多，但随着第一代移民的老去，记忆也在逐渐地消失。新的移民不断涌入，这个城市每天都在接受新的血液，他们正在创建新的记忆，速度之快堪比遗忘。

如今，深圳已经进入了“深二代”的时代，大量在深圳出生或成长的人，如今正逐渐成为城市的主体。尽管他们受父辈的影响，对深圳人的身份认同依然被故乡情节所稀释，然而这个城市的呼吸正慢慢渗入到他们的血液当中。深圳的学生群体自创了一种融合了粤语口音的普通话，在深圳任何一所学校通用，只要一开口便可证明自己的学生身份，这甚至成为了文明和时尚的标志。同时，深圳的学生对于全市通用的中学生校服也有一种偏执的爱，现在轰轰烈烈的修剪校服风潮正让校服告别“土肥圆”时代。人们上课穿，放学后也穿，甚至进入大学后还穿着。这一方面源于它简约的风格与舒适的质感，另一方面，它是自信与活力的体现，是新一代深圳人的标志。

历经了多年的漂泊，父辈们终于在深圳安置了新的居所，如那个时代的众多下海者一样。然而我未尝领略深圳的乡土时期，在我孩童时它便已经拥有了一个城市的所有安定与离乱，我的记忆只是它还不算长的历史中，短短的一段。而今，深圳依然居住着数以千万计的漂泊者，每年春节期间，人们为了回到故乡，动用了所有交通工具——看起来就像一场溃逃。对于我来说，虽然深圳是我的另一个故乡，但漂泊或许依然没有终点，因为人生的故事永远都只是开始。





结语



从一个移民之城到另一个，我像一头迁徙的角马，在两地间反复旅居。在  中国巨变的社会中，我的故事也许只是沧海一粟。前几天在香港看到一则公益广告：“在大陆，每五个孩子当中就有一个留守儿童。”不断的离开，再短暂地回来，这正是我们无数人正经历的故事。一切都不可逆转地进入告别的时代，漂泊似乎永远没有终点。在那则广告中，孤独凝望的仿佛不是留守的儿童的眼，而是这个孤零零的时代。



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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