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港口的兴起和演变6
咸通年间(公元868-874年)南诏占据交趾。为此，唐朝三次从今山东、湖南等地调集军队由高骈率领，驻廉州一带...
咸通年间(公元868-874年)南诏占据交趾。为此，唐朝三次从今山东、湖南等地调集军队由高骈率领，驻廉州一带，以收复交趾。高骈率领诸道兵进军交趾，仍以南流江和北流河为交通要道。南流江上游的屯谷堡附近，距博白70里处，有一个险滩，名为“马门滩”，滩多峭石，水势湍急，汉伏波将军马援征交趾时，曾在此凿石疏通，以便行舟。然而，唐代战舰比汉代楼船体大，吃水深，于是“唐节度使高骈复凿之”。结果，“行舟益利，至今赖之”。这是古代第二次大规模治理南流江的工程。南流江上游航道的畅通，促使港口的交通更加发达。据《合浦县志》记载，当时，诸道兵驻扎廉州，“州县馈运劳费，润州人陈菌石上书，请诸海舟自福建漕米接济”。通过漕运粮食，廉洲港口与福建沿海港口的海上交通来往更加密切。高骈除了注意疏通南流江航道，还注意开辟海上航道，当时，“骈视其水路自交至广，多有巨石梗途，乃招募工徒使法去之。由是舟楫无滞，安南储备不乏，至今赖之。”(《旧唐书·高骈传》)，为了保证唐军海上运输安全，高骈又在今防城横嵩和潭蓬之间开凿“天威遥”运河。往来船舶不再绕过江山半岛，而直驶安南。此后，钦廉航道更通畅，后来宋朝设太平军和移郡治到海门镇(今廉州镇)，使南流江出海口附近的海门成为粤西的重要政治、经济、军事中心。
公元962年，南汉后主刘钅长，大修宫殿“悉以珍珠瑇为饰”，便在合浦县“置媚川都，定珠课”。媚川源自“山蕴玉而含辉；水生珠而川媚”，意指今北海市沿海是珠宝之乡。媚川都是管理合浦珠民采珠，以及专门向商贾和番舶抽解珍珠的官方机构，兼有市舶使的性质。媚川都，设置在海门镇(今廉州镇)。海门镇位于廉州湾顶，处于南流江入海口附近，是唐代廉州主要货物集散地，也是岭南地区的一个水陆交通枢纽。为了控制此地，刘钅长从各地调来军队，“置兵八千，专以采珠为事”。南汉统治者调军队在铁山港至北海港一带，监督和强迫几百艘采珠船，数以万计的珠民采珠，大大促进了港口的海上交通发展。可是，媚川都的官兵横征暴敛，威逼珠民按期如数缴纳珍珠。否则，就被捉住用石缚足投入海中，“溺而死者相继也”。然而，广大珠民用辛酸血泪换来的珍珠，满足不了南汉统治者无穷的贪欲。刘钅长除了用珍珠装饰宫殿，还以珠结鞍。他们用合浦的明珠结成精巧而今人耀眼的马鞍，夸耀自己的富贵。
一、宋代廉州辟为与交趾互市口岸
宋初，首先抵廉州与宋朝进行海上贸易的是占城国(今越南中部)，曾多次派遣使者前来，进行官方贸易。然而，交趾(安南)于968年立国后，统治者常派兵在钦廉沿海港口骚扰，抢掠人口财物，洗劫商船，使两广沿海百姓蒙受了极大的灾难。太平兴国五年(980)七月，宋太宗为了维持边境的安定和平，保护廉州的海外贸易，控制南海交通要道，出兵讨伐黎恒。宋军“由邕廉两道并进”，在藤江口重创交趾水军。黎恒兵败请罪投降。战争战束后，宋朝统治者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废廉州，移就海门三十里，建太平军”。廉州旧治(今浦北县旧州)，虽位于南流江下游，但地理位置不及海门镇优势。故宋朝将州治移往海门镇(今廉州镇)。咸平元年(998年)，宋朝因边境已安定，便撤消太平军，在海门镇复设廉州。自此，海门镇便成为廉州府和合浦县的驻地。宋太宗为了扬国威，扩大对海外贸易，“遣内侍八赉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蕃国，均匀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珍珠、龙脑。每纲空名诏书之道，于所至各处购之”。宋使带着诏书抵占城、真腊、三佛齐、渤泥等国，宣扬宋朝的国威和富饶。中国精美的丝织品，吸引着东南亚和西方各国的商人抵中国进行贸易。由于地理原因，廉州与东南亚国家的海上交通来往最为密切。据宋·周去非《岭外代札》卷二记载，“钦廉皆号极边，去安南境不远，异时安南舟楫多至廉。自其境永安州，朝发暮至”。为了加强对海外贸易的管理，北宋政府在“州南十里中外和坊”设置沿海巡检司，专职接待商舶。巡检司除了收取船头规外，还对商品抽取1d0的税。贵重商品，则由巡检司专收专卖，名曰“收市”。这样，廉州官府获得大量的赋税收入。
当时合浦沿海能造一种大海船，称“木兰舟”，船容数百人，“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钦州盛产的紫荆木和乌榄木，“用以为大船之桅，极天下之妙也。蕃舶大如广厦，深涉海经数万里，直寄于一桅”。用钦州产的紫荆木造大海舶的桅，能顶得住海洋中的狂风恶浪。紫荆木，色如燕脂，坚如铁石，是造船舶的材料。紫荆木除供廉州造商船、渔船以外，还由港口远销广东、福建、浙江一带。北宋时，停靠在廉州沿海的船舶均利用潮汐靠岸卸货。据《岭外代札》券六记载：“钦廉则朔望大潮。谓之先水，日上一潮，二弦小潮，谓之子水，顷刻竞落，未曾再长”。廉州沿海港口的自然条件优越，海岸以沙碛为主，潮差达一丈五尺。船舶利用大潮靠岸，潮水退时就可以在沙滩上或浅水中卸货。当时廉州的船舶多抵安南，由冠头岭一带扬帆出海，“西南舟行一日，至其永安州，由玉山大盘寨，过永泰万春，即至其国都，不过五日”，海上交通极其方便。另外，廉州海舶又可自安南通东南亚和西方各国。当时，与我国进行海上贸易的国家，以大食(阿拉伯)为最远，其次为故临(今印度奎隆)，再次为三佛齐(今印尼苏门答腊)。三佛齐扼“诸国海道往来之要冲也”。外国商舶自“三佛齐之来也，正北行，舟历上下竺与交洋，乃至中国之境”。上下竺，即竺屿(今马来半岛东南方小岛)。交洋，是今北部湾一带海面。当时西方商贾抵三佛齐后，除一部分往广州，一部分往泉州，余下者则抵安南和廉州。据《廉州府志》(乾隆版)记载，廉州面海背山，川流回抱，号称“泽国”，“冠头岭拱其南，州城拥其北，巨海环于西南，”海道通占城(今越南归化)、暹逻(泰国)、真腊(柬埔寨)、爪哇、满刺加、渤泥(今印尼婆罗洲加里曼丹)等国，成为宋朝对外贸易重要口岸。
1010年，交趾黎王遣使至中国，要求互市。于是，宋真宗辟廉州和钦州如洪砦为与交趾互市口岸。安南每两三年一次向宋朝进贡，主要取道于廉州。据《钦州志》(嘉靖)卷九(历年志)记载，宋时：“安南人贡，所过州县差夫众多，自静江水路以至容州，又自北流转陆一百二十里至郁林。自郁林水路可至廉州……。自廉航海一日之程即交趾，则从静江而回二千余里可不役一夫，而办诏遂路”。可见安南使者抵京城朝贡后，亦溯湘江，过灵渠，沿桂江抵浔江，再溯北流河抵容州，而后从北流河沿陆路至郁林，再沿南流江抵廉州，由今北海港扬帆从海道返回交趾。当时广西内河航运已十分发达，随着这种朝贡式的贸易发展，中国商人经廉州与交趾的民间贸易更为兴旺。中国抵交趾的商人，“多为贩锦易香”，大都从中原和江南带来丝织品，和外番交换香料。沉香和麝香，是外番向中国输入的主要商品之一。据宋朝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番》记载，中原人士“用广州舶上占城、真腊等香，近年又贵”。然而，由廉州进口的沉香，不但“质量实多大块，气尤酷烈，不复风味，惟可人药”，而且价格较低廉。《廉州府志》有一首《送人入安南》古诗写道：“万里波涛几日程，海门飞去片帆轻。鱼龙宫阙浮空上，犀象人家绕树行。宝货运通银豆市，艾花春满竹棚城。日南本是南交地，况复彝王识姓名”。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中国商人由今北海一带启程扬帆，顺北风只需几天就可抵安南贸易。
北宋商贾一方面由中原沿着湘、桂抵廉州经港口出北部湾，向交趾和东南亚各国输出黄金、白银、丝绸、陶器、铁器和手工商品。另一方面从东南亚和西方各国输入外番舶来品。据《粤西丛载》卷十六记载，主要输人商品有金银器皿、熏衣香、降真香、沉香、速香、木香、黑线香、白绢、犀角、象牙、纸扇。当时，交趾仍是一个重要的贸易地区。“故商贾至者，多取富焉”。廉州与交趾海道相通，抵交趾的外国商人来中国，大都经过廉州。宋朝在廉州设有“还珠驿”，商贾多在此停留。由于来往商舶甚多，北宋在广西设转运使，在廉州设沿海巡检司，具有市舶司的职责。“掌番货海舶经榷贸易之事，以徕远人，通远物”。对商人的货物，按规定抽解为十征其一。当时这种税率并不高，商贾从事贸易活动，大都认为有利可图。因而，廉州与交趾两地的海上贸易十分兴旺。据《宋史》卷一百八十六载：重和元年(1198年)，广西转运副使燕英上奏朝廷，“言交人服顺久，毋令阻其贸易”。接着，广西地方官请求朝廷在“钦廉各地创驿，令交人就驿博买”。驿所变成了外贸商品的交流市场。今广西沿海是当时安南人获得生活资料的重要来源之地，民间舟楫往来不绝。一般百姓以鱼虾换取斗米布匹、陶瓷。那些富商大贾则带来“名香、犀象、金、银与吾商易绫、锦、罗、布而去”。内地商家亦“自蜀贩锦至钦，自钦易至蜀，岁一往返，每博易动数千缗”。廉州对外贸易的发展，大大地促进了港口与内地的商品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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