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集:知识分子、女性经验与翼诗群的诗歌创作 ——第六次读书会杂感

 

征得本人同意,现在发上来。...

知识分子、女性经验与翼诗群的诗歌创作
——第六次读书会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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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来去描写一个复杂而又单纯的博士形象呢?因为抓住了这一点,就意味着必须放弃另一点,试图描述另一点,又得舍弃这一点,方方面面全部都考虑到,又会显得芜杂、驳乱,以至于无头绪地七头八脑散乱一地。然而和樊宇婷将近一年的接触,实际上也逐渐地明晰了她的形象、认知了她的个性、把握了她的特点,不妨简单几笔,勾勒出一个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断,中国众多女博士中的一个,也还是一个值得鼓励的有益尝试。

初识樊宇婷就是在第一次班会上,自我介绍的时候,她说自己的西安人,而我恰好来自西安,于是就简单地聊了两句。接下来的日子,都是互相陌生的,各为各的看书、学习、吃饭。直到逐渐地,和大家商量着应该组织一个读书会,贡献各自的智慧,以共享大家的智识。然而其间有些难共识难以一次性达成,有些我所不了解的情况难以掌握。由于樊宇婷是本校直博生,了解情况更多,所以有一天晚上上课之后,我们聊了一会儿。其时,她在李金老师的办公室里准备硕士毕业论文,一进去就把我给震惊了。只见桌子上摆满了各种大小的书籍,都是翻开的,有些做了详细笔记,有些则是勾勾画画——总之,努力、勤奋、认真的学习形象一下子就构建了起来,对于她的认识也一下子提升了起来。只有努力学习还是未能固定住她的形象,因为那还需要有一个更好的结果来坐实努力学习的程度,于是就有了后来的一件事情。其实这件事情可以往前推更早的时候。2015年的5月份,得知自己考上了博士之后,程老师就发过来一系列的课程论文,让我学习,以便尽快地进入到课堂的氛围之中去,其中有一篇就是樊宇婷的《“陕军东征”知识考古》,洋洋洒洒,当时在电脑上好像是十几页,将近二十页的内容,尤其是那一个常常的表格,开列了几部作品此后的再版情况,很见功底。这种追踪式的研究最难,现在我是深有体会。因为有些版本你很难找得到,但是她却都找到了,并且掌握了相关的信息。也正是这一篇文章,几乎成为了樊宇婷的成名作,因为后来有一天上课,程老师让我通知樊宇婷,写一个这篇文章的简短的介绍,因为《小说评论》准备提名这篇文章参选“唐弢文学奖”——这可是批评圈子里,很有分量的一个奖项,很多知名学者都列名其上。可见樊宇婷的努力学习结果,也还是十分优秀的。于此,可见其形象的一斑。

然而优秀如此,在她却并不以为意的,仍旧日日里谦虚着,继续开掘,往前努力跋涉。对于硕士论文的重视,便是其中重要一例。很少在图书馆看到她,她总是喜欢默默无闻地躲在图书馆的某一个角落,肯吃着图书馆里的藏书,仿佛就是一个书虫,不厌其烦,一页页翻。偶尔会在回去的路上碰到她,印象最深的永远都是她背着大大的书包,里面满满地装着的是书籍和电脑,车子上还会放进一袋子书,当然是那种经常拎着去图书馆的布袋子——其阅读量之大、学习之辛苦、翻阅书籍之多,也可见一斑。学习努力,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却从来都是十分谦虚地说自己什么都不懂,就是快要给大家做报告的时候,也仍旧说没有准备好,有些分析其实是很低端的,水平上差着好大一截儿呢。然而却终究还是给大家分享了,还震惊住了大家。提出了相关的问题,概括了相关的写作,分析了一些作品,作出了一些判断。这些分享,都是特别具有智慧的光芒的,虽不至于照亮了其他人迷茫的诗性思维和诗意情感,也最起码带来了一些洞见。



1  翻译与翼诗群的诗学特征
樊宇婷对于翼诗群的研究,已经形成了长达8万字的硕士论文,完备且自成一体。在说是论文中,她严格按照一篇硕士论文的规模和样子,条分缕析地解释了翼诗群的创作中中。但是在具体的读书分享中,她却打破了这种头头是道的较为学院化的东西,而是将之重新组合,如此才能够让我们更为明白。本来处在论文后半部分的翻译和翼诗群的创作资源借用等,被她提到了前面。我以为这是相当重要的,因为中国的新诗虽然和传统中国有着重要的关系,但是和西方的关系更为紧密,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西方的诗歌资源和理论,几乎是现代新诗的老师,它扮演者启蒙者和教导者的角色。穆旦及其翻译,就是一个最为明显的特征,更有学者分析穆旦诗歌所受到的来自于奥登的影响。

由于翼诗群的发声阵地是《翼》诗刊。然而作为一个民间刊物,若严格地按照出版的相关法律,还算是违法出版物的系列。但是樊宇婷将之作为研究对象,本身就彰显出一种学术的眼光,因为它不仅牵涉着当下诗歌的民间存在状态,且牵连着女性诗歌的相关创作,以及当下诗歌版图中其构成的板块。估计搜集这个民间刊物就耗费了不少功夫,作为圈外人,她们的资料是极其有限的范围内的小众传播,但也或许她能够从主编者周瓒那里直接获得这些资料。但是从樊宇婷对翻译资源的介绍和理论的梳理中,那种学术的功力的确让人惊叹——这意味着要阅读大量的书籍,要具有更为宽广的视野。

在《翼》这本刊物中,有着大量的国外诗歌理论和诗歌的翻译之作,不但构成了这个民间刊物的丰富性,也同时构成了一种互文性的存在。樊宇婷详细地列举了其中相关的篇目:

第一期:[英]克里斯蒂娜·罗塞蒂(诗一首,非周瓒译)、[法]玛格丽特·尤瑟纳尔(随笔一篇,与邻译)

第二期:[美]伊丽莎白·毕肖普(六首,丁丽英译)、[加拿大]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三首,吴晓黎译)、英博珂芭赫曼(四首、湖树译)、阿赫玛托娃书信选(周瓒译)。

第三期:[波兰]维斯拉娃·辛波丝卡诗选(傅正明译)、[俄罗斯]伊丽娜·普加耶娃诗选(汪剑钊译)、[美国]安德里安娜·里奇诗选(吴晓黎译)、“女性恋物症:乔治桑案例”(纳奥米肖著,穆青译)、格特鲁德·斯坦因的躯体语法([美]凯瑟琳R斯蒂普森著,周瓒译)

第四期:[荷兰]艾塞尔·雅恩斯玛诗五首(柯雷、古碧玲合译)、[波兰]维斯拉娃·辛波丝卡诗五首(傅正明译)、[奥地利]英博柯·巴赫曼诗八首(陆水若、刘国鹏译)、[美国]安德里安娜·里奇诗一首(沈睿译)、[美]伊丽莎白·毕肖普诗三首(丁丽英译)、[美国]丽塔·朵夫诗四首(周瓒译)、[加拿大]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诗三首(周瓒译)

第五期:英格褒·巴赫曼诗歌小辑(赵霞译)、[加拿大]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诗选(周瓒译)、[美]玛莉·奥利芙诗选(范静哗译)、[美]路易丝·格吕克诗选(周瓒译)、[阿根廷]阿莱杭德娜·皮扎尼克诗选(蔡天新译)等。

    第七期:[英]赛莉玛·茜尔(周瓒 殷海洁译),[英]卡罗尔-安·达菲 (周瓒 殷海洁译)

第八期:[墨西哥]娜塔莉亚·拖雷多(译者汪天艾)、[西班牙]杰玛·戈尔加(译者汪天艾)、[美国]莎朗·欧茨(周琰译)

从这些翻译的篇目来看,确实存在着较为丰富的外部资源。在樊宇婷的研究中,重要的不在这一点,而是从中解读出这些外部资源和翼诗群创作之间存在的互文性关系。她举出的例子是周瓒。作为《翼》的主编,周瓒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恰恰是她的诗歌品味,决定了这本刊物的面貌和所发表的诗歌作品,都有着一种共通的气质和品格。她坚持的办刊原则、方针,不仅仅深刻地影响着刊物,也通过选择发表的诗歌来彰显出她对于其他诗人的影响。她们明确拒绝男性诗人的诗歌作品发表在其上,强调对于女性主体意识的关照,以及在诗歌中所彰显的一种“让女人成为女人”的性别意识。

在以周瓒为例的分析中,樊宇婷从两个方面来探讨周瓒的翻译同样是她的写作的特征。第一个方面是身份认同。“身份认同是追踪女性写作延续与发展的一个有效的角度。从身份认同入手接近文本,无论是对已有译成的理论作品的接触,还是作者自身操笔翻译成本国语言,语言与思想将双重渗透到作者的写作中。”(樊宇婷论文)这在周瓒的诗歌翻译和创作中,体现得较为明显。通过借用外部资源,周瓒最终找到了自己的写作和身份认同方式。西苏的提示中,有一点是深刻地影响了周瓒的。西苏认为,女性挣脱束缚并开口说话就是一种“飞翔”,这恰好构成了周瓒将刊物的名称定为在“翼”的理由。[她形成了自己的词汇表,关乎“飞翔”与“飞翔”的技艺。她钟爱这些词汇:“飞翔”(我知道,鸟儿在飞翔,/但它有一种美姿,是宁静)、“滑行”(“风从两座塔楼之间穿行/却加快了滑行的速度/仿佛踩着一条隐形的轻轨”)、“飞行”(“好像飞行也是/一种生活或维持生活的手段”)、“节拍”、“轻逸”(《轻逸者——赠穆青》)、“隐秘”(“她们有自己隐秘的目标”)、“隐蔽”、“对称”(“她们要用有形的弧度,对称出/飞禽和走兽的差别”)“平衡”(“她们会意识到平衡的必要”),这些词汇如“滑动胶”在她的文字中暗示着她的女性意识和对技艺的掌控。(樊宇婷论文)]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大量的文本分析的必要,也能见出樊宇婷的扎实的文本分析的能力。这是就是个观念一方面而言的。

第二方面,诗歌技艺方面的借鉴。这方面主要是阿特伍德的影响,因为周瓒翻译了其诗作《吃火》,被批评家称之为是周瓒借助翻译而写出的诗歌。“第一,阿特伍德的诗歌题材广泛,她处理日常生活、新闻事件、情感经验、科学、历史、神话、战争,凡所触动,皆可入诗,在诗中得到重新发明。”这在周瓒的诗中可以找到很明显的影响痕迹。第二个是主体方面的影响,即“对女性命运的反思”。“《翼》对女性意识和女性主义者应有的姿态一直处于探索与反思中,翻译带来的强硬的声音和对女性问题的直接暴露成为她们反思与平衡的撑杆。”翼诗群的创作中,这种探索是持之以恒的,而且带着明显的倾向性。“第三,阿特伍德的诗歌语调上的克制、冷静、含蓄;语言锐利质感;叙述中富含多样的情绪切换,富有戏剧性;选词的简明,准确,晚近作品修辞的简省对周瓒的诗学理念都有影响,而最为重要的是对声音艺术的把握。”同样,能够在周瓒的诗歌中找到这种种的影子。



女性写作与诗歌
在分析了翼诗群所受的西方诗歌资源的影响之后,樊宇婷回过头来去整理翼诗群创作与女性写作的问题,她所谈论的核心,定位在了翟永明的创作。众所周知,在女性诗歌写作中,翟英明一直走在前面,她的《女人》组诗,可以看做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在我对诗歌还较为痴迷的时候,我唯独买的诗歌方面的书籍,只有《海子的诗》、《海子诗全编》和《翟永明的诗》三本。其他诗歌方面的书籍,根本上没有进入我的购物单子。但是可惜的是,偏偏买的一本翟永明的诗歌,却因为印刷错误,《女人》组诗少了大概有十来页的样子,严重地影响了阅读,也让我很痛恨地没有进行仔细的阅读。但是这次读书会,却让我看到了一个更为完整的翟永明的形象。

借用周瓒的一段话,樊宇婷分析到:[三个方面的因素:从批评话语来讲,女性诗歌的产生与西方女性主义思想的传入与影响分不开,这一点也指明了女性诗歌与批评的共生性,女性主义思想不但为批评所借用,它也作用于作者,唤起她们的女性意识,从而渗透于创作中,形成不同以往的语言张力、风格,这也排除了那些认为历史上女性所写的诗歌均为“女性诗歌”的描述。第二点关于“女性意识”经验(后文重点论述)。第三点是将这种经验以独特“形式构造”传达并期待形成独特的女性文体风格,这与西方女性主义提出的“身体写作”、“阴性书写”有关,是写作的较高层次。]这就是女性诗歌的三分方面的因素。紧接着,她用翟永明作为例子,集中探讨女性诗歌中的“女性意识”。“追求个性解放以打破传统的女性道德规范,摈弃社会所长期分派的某种既定角色,只是其初步的意识形态;回到和深入女性自身,基于独特的生命体验所获具的人性深度而建立起全面的自主自立意识,才是其充分实现。”(唐晓渡)这个观点,或许只是樊宇婷分析的一个引子,她要借用翟永明作为例子,来进行更为准确和恰当的概括。

“女性的真正的力量就在于既对抗自身命运的暴戾,又服从内心召唤的真实,并在充满矛盾的二者之间建立起黑夜的意识。”这是翟永明的观念。“‘女性意识’是一种对自身命运遭遇外部压力的反抗和折返自身对内部深渊探寻的双重关涉。”这是樊宇婷的分析。或许,在这里,我是很想和樊宇婷以及她背后的女性主义理论知识谱系进行一种对话性商讨的。因为某些缘故,来到人大读博之后,感触最深刻的就是身边总是有女性主义及其理论的声音不绝于耳。听得多了,总有一些反思,于是就想提出来。但一俟说出口,就被贴上了男权思想的标签,被称之为是男性中心主义者,或者父权制思想的残留等等。实际上,从众多女性主义的论述中,不难看出,她们对于女性的诉求,只需要换一个字眼,完全可以编程时男人的诉求。因为存在于女性那里的诸多问题,也同样存在于男性那里,毕竟,“对自身命运遭遇外部压力的反抗和折返自身对内部深渊探寻”,既是女人的任务,也是男人的任务。当女性主义者提出这种思想的指向的时候,她们本能地忽略了男性,仿佛男性就不需要进行这样的工作,而天然地就是已经认识了自己的内部,且没有遭遇到外部的压力,或者遭遇到外部的压力对于他们而言只是小菜一碟一样。女性主义最为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二元对立”的理所当然行和男人与女人的区别对待的强调。跳不开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就会陷入男和女的二元争论之中。由此,女性面临的任务就必然地不涉及男人,而男人的反思也从来好像不关涉女性一般——她们忘记了,同样作为人,作为一个“人”,其实面临着这同样的问题。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他/她首先是“人”,然后才有“男”和“女”之别。我至今还是最佩服波伏娃和她的女性主义思想,因为她提出来的观念实在是太过于深刻:女性是被建构起来。这倒还在其次。她的另一观点:让女人如其所是地是她自己。也就是说,让女人成为女人,不管是生理学意义上的,还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至今我仍然认为,《第二性》是女性主义最典型的文本,也是最重要的读物。

樊宇婷不但从翟永明的女性意识观念来分析她的女性意识体现和自觉,也从她的诗歌入手,来彰显这种女性意识是如何体现在具体的诗作中的。她的论述如下:[对于“女性意识”,翟永明此时已经不再纠结于从本体上定义,她更关注于它付诸于文本的过程。“真正的‘女性意识’不是靠这些固定模式来表现,它必定会通过女诗人的气质在她的作品中有所表现,无论她写的是何种题材以及使用何种表达方式。问题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么写’‘写得怎样’,这才是关键。”这一阶段,可以看出女性诗人,她们意识到可能存在的自身局限,置身其外,更关注技艺,翟永明欣慰于女诗人“她们正在扩展‘女性诗歌’的写作方法、内容和主题,并比她们的前辈诗人更注重诗歌的形式感。”女性诗歌更加走向技艺,这也是有人称此一阶段女性诗歌写作“超越性别”趋向的原因。]

翼诗群的写作及其特征
最终,樊宇婷的分析落实在对翼诗群的诗歌写作特征的分析上。这一点,也是功力的集中展示的地方。因为这种概括不仅需要文本细读的功夫,同样需要关照宏观层面的答题走向,也就是说,这种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的结合,是最考验一个人的智慧和能力的。然而樊宇婷做的是最为得心应手的,而且也是十分成功的。她在文本间跳跃而来,再跳跃而去,从一首诗歌到另一首诗歌,时而摘句,时而整体分析,但是就在这种看似凌乱的分析中,却总是纠葛着翼诗群创作及其特征这一问题,如此,两部分就很好地结合起来了。

她在第一部分分析的就是翼诗群写作的“三重反拨”上,用樊宇婷的话来说,就是:[一是作为“女性历史的书写”,是对男权历史书写的反拨。第二,作为一批具有系统知识积累和主动女性主义理论涉足和自觉的女性意识的学院型知识分子,她们各自的写作具有学院的精神传统,又受自己知识谱系的影响,这与诗学主张缺乏明晰度,比较自由、宽松的平民写作不同。翼诗群的写作分享了“知识分子写作”在最初被提出的对诗歌艺术独立性的追求,以及“针对诗歌本身”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体现了“对泛滥成灾的平民诗歌进行校正”的作用。这或许得益于返身关注女性个体的写作天然地与向外关注社会政治的意识形态或反意识形态书写有疏远关系。第三,“知识分子写作”与“个人化”密切相关,翼诗群“以独立的精神姿态和个人的话语方式,去处理我们的生存、历史和个体生命中的问题。”她们将女性作为意识的起点,在写作中探索女性生存与历史的关系,并在写作中探索自己的语言方式,形成自己的风格。这是对盲目的外向型写作的一种反拨。]就写作历史一方面,樊宇婷说,[“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男权中心的历史。女性在这被压抑乃至被删除的历史中,始终处于‘边缘的边缘’。”面对这样的严重倾斜的历史叙述,女性的建立在个体主体性觉醒上的书写成为必须,同时女性书写必须避免从已有框架入手,抵制一种顺应式的存在或仅仅是一种边缘的位移而非一种内在性的唤醒与建构。“女性写作”的命名至少在形式上使她具有独特意义,提防了一种父权文化的压制。她的命名正是对一种覆盖式与裹挟式隐形权力的挣脱,从命名上体现一种对数千年来“总体话语”的反拨。然而,命名具有形式上的意义,写作本身才使这种形式具有可能性与有效性。因此她要求女性写作跳出总体话语。“在亘古至今铁幕一般的男权围困中,女性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质疑整个文化思想史叙述,而只从总体话语中的某一端出发,就仅能为自身争得‘补充’意义上的言说权,是无法真正达到自尊自立的目的的。”真正意义上的女性诗歌写作必须有自己的视角,要有一种突破限制的勇气。]如此,三重反拨也就呈现出来了。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无论如何辩护,人类文学史的书写中,女性的写作确实是占少数的,具体原因且可以放置一边,不做评论,单单是这种现象本身,就已经彰显出了种种问题。女性写作的反拨,也可见一斑。而所谓的知识分子写作,也是1990年代以来,争论比较多的,因为它还牵涉着民间写作的路子和宣言。但我对这种区分很反感,包括后来的撇开了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第三条道路写作。因为在我的观念中,知识分子写作有一种故弄玄虚的感觉、民间写作则是一种大而化之的可有可无、第三条道路虽然有所折中却并未能别开心面——诗就是诗,让诗成为诗,才是最重要的。还没有见到能够影响人至深的诗作,就开始开宗立派、自立山头地争夺话语阵地,也难怪诗歌衰落如此之快,这一大部分责任应该算在诗人们自己的头上的。自然,任何一种写作,从开始的质朴,总会逐渐地发展到文人们的智力游戏,以至于写作成了“精致的戴着镣铐跳舞”。古代诗歌也是如此的,从歌谣到文人诗歌,最终发展为近体诗,诗歌就受到了重重限制,唐朝兴盛之后,诗歌就开始迅速地衰落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古诗来观察当下的诗歌,就可见历史的发展是何其相通。小说之所以不消亡,质量也没有大的降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小说的条条框框是最少的,每个人都能够找到自己最适合的那一种方式。

接下来,分析的是对身体写作的反思。曾经一段时间,“下半身写作”风靡一时,然而那哗宠取众的方式,很快烟消云散,不是猥琐带来的色情焦虑,而是下半身的写作难以深入下去,正如一个男人可以意淫,却不能上床一样。诗歌不能上床,意淫有何意义呢?所以,身体写作,作为牵涉着女性写作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翼诗群必须对待的。翼诗群的态度,体现在周瓒的这段话中:[身体写作并不仅指写身体,其实它还有另外更复杂的观念,比如某种相对极端的说法——用身体写作。简单地理解,就是提出某种身体写作的文体,这是法国理论家提出来的,包括女性主义理论家。身体写作的文体,指的是那种流动的、无拘束的、片断式的文体,像罗兰巴特、西苏、伊利格瑞的随笔,这种文体被不少法国文学家实践过,而且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在汉语文学中,这类文字还很少,几乎没有。下半身根本算不上这一意义上的身体写作。]紧接着,樊宇婷写到:[周瓒对身体写作已有比较明确的描述,她认为身体在写作中的位置或功能的问题其实是一种修辞表述:写身体和像身体般感性地写。前者是将身体作为题材,在当代已经不成为禁区。后者是指“写作可能像身体般直接、自然、灵敏,也会像身体般做作、迟钝和衰弱。身体写作的可能性其实很多样,不仅仅是欲望的率真传达,也会是欲望的压抑、扭曲,或者是欲望的转移、升华等等。身体写作既联系着欲望,也和思想有关。灵与肉既可能作殊死搏斗,也可能达到至高的交融,或者同时兼具二者。”]

在分析翼诗群的诗学特征的时候,樊宇婷用的是一种诗人剖析的方式。她首先分析的是虹影的作品,指认其诗歌的“词语迷宫”特性。“虹影诗歌中女性的自我与世界的关系被置于词语的迷宫中,在她设置的词语意象和组合里,读者或许可以体会到作者的片段的情绪、孤独、质疑、冲突和未完成性,却难以得到明确的意义,但可以收获一种寻觅的艰辛与丰富。”唐丹鸿的特征则是“怪癖的词语组合方式”。这里,我想大段地引用樊宇婷个人的分析来呈现吧,因为我们听后都认为这首诗歌的分析,是最让人击节赞赏的:

    试看《他们骂弯了清晨一米》“他们骂弯了清晨一米,/我在幼芽的高度抽泣。/这不关太阳的事,朝霞,/照样任裙子烂掉。/他们骂我。  我骂飞了春天。/绝育梦,盛满乳房的冰雪。/这不关他们的事,/他们吸吮着,痛苦地/堕去我腹中的花。  花骂美了现实。太阳弯曲着清晨打我。/手从太阳的高度打我的破碎。/太阳之手打我的朝霞。/这不关我的事。幼芽在一米五的夜烂掉。/冰雪隆起我的胸部。/花隆起了他们。春天恳求我原谅。  这时,我活不下去了,/一边哭,一边嗅,一边蹲下,/任他们摸疼痛的星空。/这不关爱的事。星空失去其痛,/星空是我吗?(98.11)”初看,或许我们读不懂,标题的搭配也让人费解。然而当我们了解了唐丹鸿的经历后,或许更能体会到她这样的组词方式。她儿童时期挨父亲打,母亲却站在父亲的立场上,丝毫不会站在“一个敏感的、但是什么神经都有的小孩的角度来体会,挨打是一种什么滋味。”“他们骂弯了清晨一米,/我在幼芽的高度抽泣。”或许正是这样的体会,他们是父母,“骂弯了清晨一米”或许依旧没有办法以物象对应的方式予以解释,但可能是年幼的作者在心灵受伤的状态下对世界的体会,“我在幼芽的高度抽泣”,“幼芽”是年幼的阶段,“/这不关太阳的事,朝霞,/照样任裙子烂掉。/他们骂我。”“太阳”是阳性的象征,可能是父亲的符号化表达,父亲的虐待是无法归罪的,太阳可以给世间以温暖,却无法温暖一个女儿的内心,即便是美丽的朝霞也于事无补。他们的施虐在“我”这里造成创伤,对“我”看世界的方式产生了影响,或许是抑郁、消极,“我骂飞了春天”我对自然界的美好失去欣赏的兴趣,“绝育梦”是否是女孩对世界产生的抵触?“盛满乳房的冰雪”“冰雪”应该是时间,时间带来生理的发育。而这一切的悄渐的变化都被他们忽视,他们沉浸于他们的擅权之中,这样的惩罚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快乐,却堕去了我生命中对人生的信念“堕去我腹中的花(信念)”。

“花骂美了现实”,是信念与现实相遇不能融洽相处的对峙。“太阳弯曲着清晨打我。/手从太阳的高度打我的破碎。/太阳之手打我的朝霞。”“清晨”或许是自然时间流走的平静,或许是生命成长本应有的一段平静岁月,然而,太阳的暴力使这些都弯曲了,“手从太阳的高度打我的破碎。”这是很切身的一种描述,伤害的场景与结果。“太阳之手打我的朝霞”同样是暴力对美好的毁灭。“这不关我的事”是幼小的灵魂挣扎的无力,或许她无法寻找到这种暴力的起因,然而却也无法躲避。留下的只是“幼芽在一米五的夜烂掉。”这句同前句“手从太阳的高度打我的破碎”,我觉得是一种现代诗句子中的倒装手法,造成词语的惊异和押韵,让我想到杜甫《秋兴八首》“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或许正常语序该为“一米五的幼芽在夜烂掉”,这里的“幼芽”应该是为成长的小孩。时间让“我”的女性特征凸显,“冰雪隆起我的胸部”,他们相信时间会让一个人成熟,或许会更加自如地投入社会的规则之中,他们理所当然,毫无自责,然而童年时代受到摧残的生命并不能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与社会契合。“春天恳求我原谅”,“春天”是不是作者虚构的一种心理安慰?这样的“春天”带有虚幻感,它是作者虚构的父亲的悔过意愿,然而却从未得到,它不是现实,因此伴随之后的更大伤痛。

这时,我活不下去了,/一边哭,一边嗅,一边蹲下,/任他们摸疼痛的星空。/这不关爱的事。星空失去其痛,/星空是我吗?”“星空”是成年后布满伤痕的“我”,是装满一腔无法被理解的爱的心灵,或许还要面对他们依旧没有改变的暴力的、无法沟通的所谓的“关心”,而这样的例行职责的关心与爱又有多大关系,他们从没有进入女儿的内心世界。父亲对女儿的一无所知,巨大的隔膜,父亲天然的特权和对权力的粗暴使用对幼年的作者造成心理创伤。当父亲面对女儿清理创伤的“审问”同样以“大而化之”、“潦草”、“漠视”的方式归于那个弥散父权滥用的时代,而母亲成为父权的同伙,她不是化解父女冲突而是加剧它,他们完全没有理解到“这种爱到了我这儿已经成了一种暴力。”这无形中使创伤再度加深。她说“我已经从你那里学会了自杀和抑郁。”或许可以理解她对语言的报复和摔打,或曰对语言可能性的热爱与对秩序的粉碎。因为她有无法用正常语言和规则传达的经验,所以有了对文字的异常态度。正如翟永明撰写的关于她的文章中说“她就像‘挤疮里的脓水一样’要挤出父母和自己身体上的黑暗和无情,并咬紧牙关要让世人看到这一手术过程。爱、痛苦、思索、观看,都成了一种向外扩大的暴力。”当爆发力渗透于文字,便是“词语组合突兀,意象怪诞纷繁,神经质般的幻觉和沉缅其中的堕落快意”。这种源自真实心灵写作形成唐丹鸿个人化词语诗学。

接下来还分析了阿芒“即兴”与“游戏色彩”的特征。[阿芒的写作最独特的地方是她充分地利用互联网,开掘在线写作的可能性。在线写作的随意、迅疾、紧张、突发、顿开、集聚、爆发、亢奋都从她的语流和断行中可以体会到,而借助电脑创作中偶然出现的那些与预期非对应的词往往产生别样的的“诗味”。]然后又分析了伊索尔的诗学特征——“古词重现”与“词语穿墙术”。[伊索尔的散文诗接续了法语文学传统散文诗的特色“有机的统一性、无功利性和简短性”,在片段的言辞中,显示出她感受力的强度和灵活的语言转换能力。”]

由于这是8万字的硕士论文扩展而来的读书会,所以整个过程都充满了巨大的信息量,尤其是第一次对诗歌进行触碰的人,更是如此。但是对于我,则通过这样一个读书会,不但认识了民刊的存在样貌,且对翼诗群的创作有了更多的认识。在诗歌已经失去了自我存在的位置,逐渐被人遗忘的时候,这样一群坚持自己创作的诗人,仍旧在当下书写属于她们自己的传奇。其所携带的女性写作的特征,也将她们的创作彰显为一种独特的文学风景。或许,给诗歌以更多的关注,是文学中人必然要做的事情。这也提醒我,写诗只是其中一种存在的方式,研究诗则可以提供另外一种存在的方式。我想,通过这一次读书会,樊宇婷应该不会再那么谦虚了吧,再谦虚,我们也能够识破这种谦虚之词背后的假装,毕竟,她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场丰富至极又深刻异常的诗歌盛宴。

2016.5.18北京·逸远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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