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义仓”怎么一次次被黑传益社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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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梁发芾

严重的自然灾害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永恒风险。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更为脆弱，灾害对于人们的危害更为严重。遇到严重灾害瘟疫之类时，老百姓只好抱团取暖，自我救助。

当然，历史上看，国家也有赈灾救荒的举措。北齐时，国家曾经征收“义租”，专门用于赈灾。循着北齐这条道路，隋朝还设立了义仓。公元585年，隋朝一位叫做长孙平的工部尚书，给皇帝上书，提出建立义仓的主张。他说：

“令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义仓。收获之日，随其所得，劝课出粟及麦，于当社造仓窖贮之。即委社司，执帐检校，每年收积，勿使损败。若时有不熟，当社有饥馑者，即以此谷赈给。”

这个建议不错。要求当地的老百姓和军户，随自己的财力和意愿，交纳粮食，建立义仓。官方的态度是劝课，而不是强迫，属于半自愿性质。老百姓交纳的粮食，也是随其所得，并不强行要求品种和数量。储藏粮食的仓库建在出粮人所在的村社，日常由村社的社司管理，义仓的粮食专门用于赈灾。

“义仓”，就是为了赈灾救荒而设立的公益粮食储备，与“太仓”等作为国库的正仓是不一样的。隋朝时期，作为基层组织的单位，一个社大概是二十多家人户，义仓是设在社里的，因此也叫社仓。

义仓建立后，积聚了不少粮食。这样一份不菲的财富，引来国家觊觎的目光。国家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将黑手伸到义仓，攫取财富，满足国家也就是皇帝和官僚们的贪得无厌的欲望。

义仓建立10年后的公元595年，隋朝廷作出新的规定，要求义仓必须建立在州县政府所在地。这种改变，对义仓的影响是致命的。原先，义仓设在村社，社司管理方便，捐纳粮食的人监督也方便，一旦村社遭遇灾害，因为距离近，救助也方便。现在，仓库设到州县政府所在地，这些方便都不复存在了。

但对于政府来说，插手义仓却更便利了。公元596年朝廷又规定，社仓实行强制征收制度，“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不但将仓库移到州县政府所在地，而且还将原来的劝课，改为强制性的征收，规定了不同户等必须交纳的数量，这已经和税收没有区别了，不过名义上仍然没有叫做税，仍然叫做“义仓”或“社仓”，功能还是用于赈灾。这种严格规定缴纳数量，强制性征收的义仓，非常类似今天强制性的社会保险照度。

因为义仓已经转移到州县，由官吏征收管理，义仓粮被侵渔挪用已经不可避免了。史载：“迨隋末年，炀帝淫侈，国用不足，每贷义仓以充官费。”“ 至末，无以支给。”政府插手义仓，将义仓粮食转用于政府其他开支，以致当真正的灾害发生时，义仓空空如也，不能施救。所以，后来的人总结说，“自隋以来，社仓兼充官费，不专为赈荒用。”义仓之所以被官府挪用，就是因为义仓已经建在州县，在官员掌控之下，社会无法监督控制。

唐朝建立后，重新设立义仓。

贞观二年四月（公元628年），尚书左丞戴胄提议设立义仓。唐太宗深以为然，说：“ 既为百性预作储贮，官为举掌，以备凶年，非朕所须，横生赋敛。利人之事，深是可嘉。宜下所司，议立条制。”户部尚书韩仲良提出具体方案：“王公以下垦田，亩纳二升。其粟麦粳稻之属，各依土地。贮之州县，以备凶年。”太宗同意了这个方案。

这就是唐朝的义仓。唐朝的义仓一开始就是强制性的，人们负担的数量也是确定的。人们缴纳的标准，起初是按照耕地面积计算的，不管贫富，每亩耕地都要缴纳２升粮食。这一点与隋朝不同，隋朝是按照户等高下计算的。唐朝对于没有土地的商人之类人户，也是按照户等计算义仓的缴纳额度的。与隋朝一样，唐朝的义仓设立在州县所在地。

设立义仓的目的是为了赈灾救荒。从唐朝具体情况看，义仓在赈灾救荒中一度发挥了重要作用。经学者统计，唐朝从高祖到文宗的220年时间里，政府组织的赈贷共有136次，而其中义仓赈贷是108次，就是说，看起来由政府组织的赈贷活动中，真正起作用的是来自义仓的储备。

义仓的设立宗旨是专用于赈灾救荒的，政府并不能挪用义仓储备用于其他开支。但因为义仓是由政府强制征收并负责管理的，所以，挪用也是不可避免的。从历史记载看，唐朝初期确实没有发生义仓被大量挪同的事。但这主要是因为当时政府财政收入宽裕，没有必要动用义仓的储备。而一旦政府财政吃紧的时候，皇家和官府伸手到义仓，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历史资料记载说，“高宗以后，稍假义仓以给他费”。由于义仓被挪用，到唐中宗神龙年时“天下义仓费用向尽”，就是说，这段时间，虽然人们照样给义仓缴纳粮食，但是义仓已经被皇家和官府挪用一空，没有粮食可用了。

历史记载说，武则天时期，“富人倪氏讼息钱于肃政台，中丞来俊臣受赇，发义仓粟千斛偿之”。武则天时期的一份墓志说：一位姓崔的官员“徙为醴泉令。而县之义仓旧多积谷，朝贵与州吏协谋僦饩，以倾我敖廪。公正言于朝，多所讦忤，遂左为钱塘令。”崔县令任职的醴泉县的义仓粮食满囤，权贵官吏们想法子要中饱私囊，这个崔县令向朝廷告发，得罪了人，结果被贬为钱塘县令。

如果说武则天时期官吏挪用义仓储粮或许还不是普遍现象的话，唐玄宗时期的挪用不但是明目张胆的，而且管理者用义仓讨好皇帝，邀功取宠，更由潜规则变成显规则了。因为义仓是向全天下所有人户按照土地或户等普遍进行征收，所以，积累的资财是非常可观的。据统计，玄宗天宝8年，义仓储粮达到六千多万石，比正仓还多，占唐王朝全部仓储的一半。这么充盈的储藏，当然引起管理者的觊觎之心。

玄宗时期，一方面，官府将义仓粮食“变造”成大米，运往长安，以充国用，义仓公开地变成了为国家聚财的工具。另一方面，还将义仓的粟米转卖，然后有倒买成轻货，送到京城，存储在皇帝的仓库，成为皇家的私财。如天宝元年，韦坚将江南义仓的粟米，转卖成诸郡的轻货，装满三百只船，聚集在长安望春楼下，向玄宗邀宠讨赏；天宝7年，杨国忠也“请在所出滞积，变轻赉，内富京师。又悉天下义仓及丁租、地课易布帛，以充天子禁藏”。

本来用于赈灾救灾的储存于各地州县的义仓粮食，如今则变卖换成体积更小，更容易转运储藏的钱帛，藏于首都的皇家私库，用于满足皇家穷奢极欲的无耻享乐需要。

虽然玄宗天宝年间义仓就积累了六千多万石的的粮食，但从天宝元年到天宝15年的十多年时间，政府没有进行过一次赈灾，当然更没有用义仓赈灾的记录了。原因是，义仓已经沦为皇帝私有财产了，是舍不得拿出来用于赈灾了。

唐王朝在经历过安史之乱，正式税收的租庸调制崩溃了，公元780年推行两税法，将以前的义仓粮并入两税，义仓的名目和功能被一笔勾销。最初由老百姓半自愿地交纳积累，为当地人提供赈灾救济的义仓，经过一百多年的演变，终于名正言顺地成为国家的赋税，归入国库。

但这还不是义仓的最终结局。唐王朝虽然将义仓粮归并为国家正税，但仍然念念不忘义仓的赈灾功能，多次有重建义仓的举动。贞元元年（787年），唐德宗下令重建义仓，但是这次没有成功。

原因是，重建义仓需要粮食，粮食从哪里来？经过安史之乱的蹂躏，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增加新的义仓负担不得人心。所以，尽管皇帝有要求，大臣也建议通过向茶叶征税等方式来补充义仓，终于没有实现。

唐政府并不死心。宪宗元和元年（806年）要求：“应天下州府每年所税地子（地子就是地税）数内，宜十分取二分，均充常平仓及义仓。”这次重建义仓，并没有给老百姓重新增加负担，而是从地税中专门拨出五分之一，用于平仓和义仓的储备。

不过，在30年后，政府还是通过向人们增加负担来为义仓筹集粮食。唐文宗开成元年（836年）下诏：“今后逐公私田亩，别纳粟一升，逐步添置义仓。”唐初要求每亩地缴纳２升建立义仓，后来被归入两税了。现在又要求每亩缴纳１升，这当然无端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也是毫无道理的要求。所以，这个新规定受到反对，在会昌元年（841年）停罢。

义仓虽然由政府强制主导建立，并由官吏主持管理，但它是由社会公众共同捐纳粮食建立的公益性、共济性社会救济“基金”，既不属于政府财政，更不属于皇家私财。可是它不但被官府和皇家蚕食侵渔，而且最终还被改变为国家税收。义仓的故事，对于今天来说，仍然具有很强的启发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