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专辑|在北大荒的张莹

 

在北大荒的张莹...







1958-1960张莹在北大荒

时光飞逝,张莹离开我们已四十年了。然而近五十年前张莹的勃勃雄姿,仍然历历在目,清晰得就象昨天一样。那是在北大荒的右派改造连里。那是个永生难忘的严酷岁月。

张莹在北大荒,给人最突出的印象是他的劳动本领。无论是肩挑、手推、身背、钐、打、犁、耙、使锨、抡镐,外加赶大车,样样是里手。美术家杨角同志说:“看张莹干活是美的欣赏。”那动作看上去不是很吃力,轻轻松松,优雅利落。如往地里撒肥:铲满一锨粪肥端的平平地从左往右一甩,像渔民撒网,像抖开的扇子面,随风均匀地撒在地里。这可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光靠力气不行,得真正的庄稼把式才能有这本事。当时我们这些知识分子,都很羡慕。休息时我问他:“我哪配当个农民哪?仅仅是在队伍上,经常帮老乡干活,跟着学了点。”说明他是个认真努力,处处不甘落人后,对生活充满了进取之心的人。在劳动中他堪称为表率,连管教人员都不得不服气他,因而他一直担任排长。在伐木队出土的小报上,曾表扬他是4大伐木英雄之一。

此外,无论多么劳累和艰苦,从未看到他有气萎、消沉的表现,也从未见他有过狼狈相。就从服装、举止、神情上看,他总是把自己打点得整整齐齐、利利索索,衣服扣子掉了,或刮了口子,他从不把它铛啷着,总是立即抽空缝补上。他常说:“衣服不怕破,不怕旧,就是别让它的啦铛啷的。”他总是腰间扎一根皮带,走起路来,腰板挺直,步履敦实、有力,还略带一点弹性的节奏感,像在操场上练兵,英姿勃勃,这在右派群体里,还是不多见的。

起初我以为他是演员,习惯注意自己的仪表吧,但在长时间的艰苦环境里,也从未见过他现出邋遢样和可怜相。尤其在伐木队时,每天喝水都很困难。

此外,张莹为人很正直而仗义。我当时很瘦小,头尖尖的,身子细长。张晓非大姐就开玩笑地说:“你们看大陈是不是象个小辣椒?”当时人们并没有在意,尤其女同志们,没有一个记得此事。但男同志们却十分感兴趣。这个无意中的玩笑话,竟不径而走地叫出去了。不知是谁,还在我的扁担上刻了一个小辣椒。一天,张莹找我借扁担,我就把我的扁担拿给他。他一看扁担上刻着一个小辣椒,立即气愤地说:“这是谁干的?”我说不知道。他立即拿起扁担远远地扔到树林里去了。并说:“别着急,我给你另砍一根新的。”

“小辣椒”这绰号,并无恶意,但有些略失尊敬吧。男同志们有兴趣可能是出于寂寞无聊,张莹竟认真地不容许别人取笑我。这使我很受感动。我感到若交上张莹这么个朋友,是吃不了亏的。他有勇气和血性保护你。这种品格在任何人群里都是不多见的。

刚到北大荒不久时,纷纷收到家里来信告知:“右派”们写的文章及各类作品的署名都被删除了。难友们都纷纷感到问题的严重,不免对前途产生忧虑。我也得知原定把我的美术片剧本《木头姑娘》由团中央选送参加莫斯科青年联欢节的机会也失去了。心里很是难受。

一天,张莹赶着大车送我到地里去拉菜。我问他:“你在银幕上的名字也删除了吗?”他不以为然地说:“删了又咋的?我这张脸还能删了?”我和他谈起我的事,并说看到家里寄来的剪报,登着自己熟悉的人去莫斯科的消息,很不是滋味…..他笑笑说:

“大可不必。西方不亮东方亮嘛…..”

我们是早晨天不亮就出发,到地里把菜装上车,东方才刚刚鱼肚白。这时大地升起晨雾,一片白茫茫,分不清天上和地下,好像走在云海里。他扬起鞭子大声地说:

“他们去莫斯科也好,去彼得堡也好,能看见咱这儿的风景吗?他们那儿不管怎么阔绰,空气能有咱这儿的新鲜吗?”

他的几句话开导了我:他们享有的,我们是没有;可我们有的,他们也享受不着!他那很朴素的话,给了我极大的鼓舞,立即被眼前在大城市里从未见过的、奇异的景色所吸引。不禁欢呼起来:

“是啊,咱们是踩着云彩飞哪!”

“哈哈,想开了吧?”只听鞭哨咔咔地响,马车在晨雾里飞奔……

是张莹等难友们,给了我创作《北大荒散记》的灵感和激情。他使我看到了逆境中,从未丧失信心的一位坚挺、刚强的汉子。他正如完达山里的严寒中生长在大树顶上的冬青。它的头顶上戴着“雪帽子”(在北大荒一个冬天雪是不化的),然而它却是傲然郁郁葱葱,冬青,正是张莹等坚强的难友们的写照!



当然,张莹也有过忧虑和愤怒以至悲伤的时候。那是在伐木队的中后期。

因为进山不久,很快即从各伐木点传来砸死人的消息。我们这些伐木者,都是一些从未见过的森林的人。又没有人做技术指导,全靠革命的热情、自我改造的决心,在那里忘我地蛮干着。连续发生的事故都是没有经验所致。

随着不断传来的噩耗,伐木者的面色,一天天严峻起来。张莹一向骄傲自信的面容,也变得深沉而消瘦了。一天。我在山里拾柴时遇上他,他正坐在一个树墩子上打绑腿。

“张莹”,你瘦多了。“

“嗯?”他抬起头,然后恳求地望着我:“来,小陈,跟我坐会儿。”

我默默地坐在他身边,他点起一支烟吸着,迷茫不解地说:

“你说怪不怪?唯物主义者也会迷信起来……”然后他告诉我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他的儿子大耕来了:“一棵又高又直的水曲柳,刚要倒下,大耕就喊着‘爸爸!爸爸!’出现在山坡下。我急忙喊:‘快躲开,别乱跑!’这时已来不及了。大树轰地一声倒下去,把孩子拍到树底下了。我疯了似地往前跑:大耕!大耕!嗓子喊的直冒烟;跑到跟前一看,什么都没有……一堆干树叶子,烟尘迷漫。我一着急,就警醒了,出了一头冷汗。”

“都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你想儿子了吧?”

“我总觉得这梦不吉利…..”

“没啥,别多心。我尽做可怕的梦呢,前几天我还梦见我被狼群包围了…..你看,我不是好好的?”我居然也会安慰他。

“在战争年代,我在死人堆时爬过,我从来没有怕过死。可现在不知为什么,我真有点怕死。那时候,死是死得其所,死的光荣。现在…..哎,死得冤枉啊!”他痛苦地用拳头抵住头。

“……”我也低下头,眼泪在眼圈里转着,我不敢抬头看他。

“过去我也带过兵,战争、牺牲是常有的事,我也难过,可是和现在的心情不一样。我真担心,我带的人,若是有一个埋到这山上,回不去了,我今后怎么有脸见他的亲属?!”

我第一次发现,他的脸上起了皱纹、

“过去我都是嫌别人干活不地道,现在我不敢这样要求大家了。要设法注意安全。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大意不得。”说着他站起身,把烟头狠命一甩:“到明年春暖花开,我这个排要一个不少的下山去。我们要活着等到摘帽子的那一天!!”

突然有一天,我正在架火,准备烧晚饭的时候,一个从伐木点上下来的人跑进伙房,惊慌地说:

“孙成武完了!满脸满身都是血……”

“啊!”我惊呆了。那天的饭我也烧糊了,心神不定地直等到晚上收工。张莹回来了,我一见他就扑过去:

“孙成武怎么样?”

他不回答我的问话,抄起水瓢舀了半瓢凉水,咕嘟咕嘟一口气喝下去,然后抹抹嘴角,竟“卟哧!”一声笑了起来:

“今天把我吓的腿都软了。站在下坡正在清理场地,听见坡上边一棵大树刚倒下去,人们就喊起来了:‘快来人哪!救命啊!砸伤人啦!’我赶忙往上坡奔,越着急越跑不动,把我急的一头汗。心想:等我跑上去,人早已死了!后来我干脆四只脚(两手着地)爬了起来,当我跑到一看,唉,孙成武满脸是血,两手捂着脸还哇哇叫着:‘疼死我了,我还活着呢?’一看这样,我就笑了…..我自是放了心了。”



1958-1960张莹在北大荒在那严酷的日子里,只要是还活着,就算是万幸了!受伤的事已习以为常,虽然孙成武那次受伤打掉了好几颗牙,然而已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不足为奇。可见当时形势有多么严峻!然而,死人的事,终于发生在张莹这个排。那是在腊月二十几,东北人常说:腊七腊八,冻死俩仨。春节前,刮起了大烟泡(大风雪),一米之外,看不见物体,人要弯着腰行进。上级却要求伐木队在春节前,还要放个“大卫星”,完成××立方。因此伐木队由原来的三点起床,改为两点起床,走到伐木点天还不没亮,人已经累得上不来气了!据说,那位牺牲者就是因为太累了,拉光第二个据口,站不起来,就坐在地上没动。树倒下去以后,没想到震在一根树椿上,又弹了回来,撞在他的胸口上,当时晕过去了…..表面看不出伤,当即把他拖下山去,但是,走了一半,人已经冻硬了。据医生说:他的五脏六腑都被震碎了。尸体就停放在高处的一个空马架子里,那震碎的岂止是他的身躯啊!!

第三天的中午,张莹从伐木点回来,在伙房开了个小会,安排牺牲者的葬礼,并清理他的遗物,查出地址,准备给他家属发电报。然后低声地说:“丈量的结果,把××伐的那棵树算上,刚好完成‘放卫星’的任务……”并说他要给牺牲者写篇祭文,要放鞭炮代替礼炮送他走,不能让他无声无息地走。

我们伙房的人用松枝和冬青扎了花圈。男同志找了一块平滑的石板,刻了一块墓碑:“××同志之墓,1959年伐木队×排全体立”但是很快总场来了指示:不让举行葬礼,就地掩埋,也不让通知家属。最令人伤心的是墓碑上不准写“同志”二字。张莹愤怒地吼了起来:

“那写什么呢?总不能写××右派吧?!”

指导员通知写“先生”,并说别的排也都是这么葬的。这指示伤透了每一位难友的心。因为那时把“先生”二字当做民主人士专用之称,对同志这样称呼似乎是莫大污辱,都不愿意用这两字去伤害死者的灵魂,刺痛活人的心。

有人提也写“大哥”,既代表了我们大家的亲情,又无政治色彩。张莹很不赞成地说:

“同志就是同志嘛,这是个神圣的称呼。什么大哥、二弟的,咱们也不是会道门。”

而当晚总场又来紧急指示:只能写“先生”,不得写别的称呼。就是“大哥”二字也不允许了。

入葬的那天早上,因为不让举行葬礼,人们都照常上工了。但是谁也没有提议什么,都不约而同地悄悄绕到墓地对面的山顶上,向牺牲的难友做最后的送别。大约十点左右,张莹和指导员(总场派的管教人员)走在前面,由四个人抬着一付四块薄板钉成的棺材,慢慢走向墓地。山顶上站着一排伐木人,纷纷默默地低下了头。

森林披着洁白的孝服,在寒风中肃立。

墓碑埋好,指导员就走了。有人跑过去,坚持把那松枝和冬青做的花圈放在墓前。我见张莹咬住下唇,望着那写着“先生”二字的墓碑,滚下了一行泪珠。这条刚强的汉子终于猛地扑倒在坟上,抽动着肩膀,无声地哭了起来。

......

这就是我在北大荒所见到张莹。可惜他走的太早了,没有熬到可以称“同志”的那一天。更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他没有看到21世纪后,人们的醒悟。

历史是抹不掉的!谁想掩盖它也是徒劳的。大地为证,苍松为凭,张莹和千千万万的冤魂,曾经活在这个世界上,并且曾经闪亮地活在人们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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